對圣人的判斷應該永遠使用有罪推定，不過，對圣人的測驗方法當然不能一成不變。就甘地的情況來說，人傾向于提出的問題是：甘地在多大程度上受虛榮心的影響?。∈芤粋€謙卑，赤裸的老人坐在祈禱席上用純粹的精神力量震撼帝國的自我意識的影響?。?還有多大程度上他因進入政治妥協(xié)了自己的原則，而政治的本質(zhì)就與強迫和欺詐不可分割？要給出明確的答案，就不得不極詳盡地研究他的行動和著作，因為他的一生就是某種一舉一動都意味深長的朝圣。不過，這部截至于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部分自傳是對他有利的有力證詞，更有利的是書中所寫的是他會稱作是他生命中冥頑不化的那一段，提醒人在圣人或亞圣背後是位非常精明能干的人，如果他那么選擇的話，他會是杰出成功的律師、管理者或者甚至商人。
我記得大約自傳首次出現(xiàn)的時間從某個印刷低劣的印度報紙閱讀開篇的章節(jié)。那些章節(jié)給我留下了好印象，而那時甘地本人卻沒有給我好印象。那些人們與他聯(lián)系在一起的東西?。〖壹彶?，“靈魂力量”和素食主義－沒有吸引力，而且他的中世紀式的綱領(lǐng)顯然在落后，饑餓且人口過多的國家沒有可行性。另外明顯的是英國人在利用他，或者自以為再利用他。嚴格地說，他是位民族主義者，是一個敵人，但由于在每次危機中他都運用自己的力量阻止暴力－這一點在英國人看來意味著阻止任何有效的行動－他會被看作是“我們的人”。這一點有時候私下里不無嘲諷地承認。印度的百萬富翁們的態(tài)度相似，甘地號召他們懺悔，自然地，他們偏向他勝過偏向社會主義者和共產(chǎn)主義者，那些人一有機會會實際上拿走他們的金錢。這種算計長遠來說有多大的可靠性值得懷疑；如甘地本人所說“騙人者最終欺篇的只是他們自己”；但無論如何，涉及他的時候的那種幾乎無例外的柔和部分來自覺得他有用的感覺。英國保守派變得對他憤怒是在1942年，當時他實際上把他的非暴力轉(zhuǎn)向了不同的征服者。
但即使那時我也看得出來，那些說起他來既有樂趣又有反對的英國官員也真誠地喜歡他，欽佩他，雖然有點勉強。沒有任何人用任何粗俗的方式提到過他腐敗或者有野心，或者他做的任何事是由恐懼或者敵意促成的。評價象甘地那樣的人，人們似乎直覺地運用高標準，以至于他的一些美德幾乎未引起注意。例如，即使從他的自傳也能明白他的天生的人身勇氣是相當突出的:他死去的方式后來就說明了這點，因為一個多多少少把自己的命看得重要的公眾人物都會有更充分地保護。再者，他好象沒有那種發(fā)狂的多疑，這個正如 E.M Forster 在“印度之行”里正確地說到，是不斷發(fā)作的印度病，正象虛偽之于英國。盡管毫無疑問他的精明足以發(fā)現(xiàn)欺騙，他好像只要可能就相信別的人的行為出發(fā)點是好的、有一種可以接近的更好的天性。而且盡管他出身貧窮的中層社會家庭，起始相當不順并且很可能其貌不揚，他并沒有受嫉妒或者卑劣感的煎熬。當他第一次在南非見到膚色歧視的最惡劣的形式時，似乎相當吃驚。即使他在與事實上的有色戰(zhàn)爭戰(zhàn)斗時，他也沒有以膚色或地位取人。一位省督、一位棉花百萬富翁、一位餓得半死的德拉威人苦力、一位英國列兵，都是應以差不多同樣方式接近的平等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最可能糟糕的境況，例如他在南非因捍衛(wèi)印度社區(qū)而不受歡迎時，他也不乏歐洲朋友。
自傳以短篇在報紙連載，不是文學杰作，但因其大部材料的尋常卻更為感人。值得一提的是，甘地起初抱得是印度青年學生的正常的雄心，只是逐漸采用了他的那些偏激的思想，在某些情況下還相當不情愿。有趣的是，他曾經(jīng)戴大禮帽、上跳舞課、學習法語和拉丁語、登上埃菲爾鐵塔甚至嘗試學小提琴，所有這些都是盡可能全面吸收歐洲文明的意思。他不是那種從童年開始就以其非凡的虔誠而受選的圣人，也不是那種歷盡奢華后脫離紅塵的圣人。他全部坦白了年輕時的不軌行為，但事實上沒多少要坦白的。書的卷首插圖有甘地去世時的財物的照片。全套東西大概 5 英鎊可以買得到。而甘地的罪，至少是肉體的罪，如果全部堆積起來也會跟他的財物那樣不起眼。幾支香煙、幾口肉、童年時偷了女傭的幾個安那（印度舊貨幣-譯者注）、兩次逛妓院（每次都“沒干什么”跑掉了）、一次與普利茅斯的女房東差點出軌、一次大發(fā)脾氣 - 這差不多就是全部了。幾乎從童年起他就有一種深深的執(zhí)著，一種道德的而不是宗教的態(tài)度，但直至30歲左右之前，沒有非常確定的方向感。他首次參與可以稱為公共生活的事情是通過素食主義。在他的不平常的品質(zhì)背後，總是能感覺到他的祖先們-那些堅實的中層社會商人。能感到即使在他放棄了個人抱負之后，他一定一直是一位辦法多多、精力充沛的律師和一位頭腦冷靜的政治組織者，小心仔細地壓低費用，一位嫻熟的各種委員會的管理者和一位不屈不撓的募捐者。他的個性是超常的混合型，但其中幾乎沒有任何東西你可以準確指出說成是壞的，而且我相信，即使甘地最惡的敵人也會承認，他是一位只不過因為活著就豐富了這個世界的有趣和不同尋常的人。至于他是否也是一位可愛的人、他的教導對那些不接受他的教導建立其上的宗教信仰的人們有多大影響，我從未感到完全確定過。
近幾年談論甘地一直是時尚，好象他不僅同情西方的左翼運動，而且整體上是其中的一部分。尤其無政府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已經(jīng)稱他為他們自己人，只注意他反對中央集權(quán)制和國家暴力，卻無視他的思想里重來世、反人道主義的傾向。不過我認為，因該認識到甘地的教導不能與下述的信念相符：即人是認識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并且我們的任務是讓生命值得在地球-我們唯一的地球-上生存。他的教導要成立，只有假設(shè)上帝存在而且堅實物體的世界是可以逃離的虛幻。值得思考的是甘地加給自身的戒律，盡管他可能沒有強求每一位追隨者遵守每一個細節(jié)，他認為如果要服務上帝或者人類那些戒律就必不可少。首先，不吃肉，而且可能的話沒有任何形式的來自動物的食品。（甘地本人為了健康不得不讓不喝牛奶，但好象覺得那是后退。）戒酒戒煙而且即使素食也不要調(diào)料或調(diào)味品，因為吃飯只能是為了保持體能而不能是為了美味。第二，可能的話，無性交。如果必須要的話，只能是為了得到子嗣的唯一目的而且大概得長時間的間隔。甘地本人35歲左右受了禁欲戒，意味著不僅完全守身而且要排除性欲。這種情況好象沒有特別的飲食和頻繁的禁食難以企及。而最后 - 這是要點 - 山的追求者決不能有親密的友情和任何排他的愛。
甘地說，親密的友情是危險的，因為“朋友相互反應”并由于對一個朋友的忠誠而導致做錯事。這毫無疑問是對的。再者，如果一個人要愛上帝，或者愛作為整體的人類，他就不能把他的愛給某個具體的個人。這也是對的并且標志出人道主義的與宗教的態(tài)度的調(diào)和停止點。對常人來說，愛如果不是愛一些人勝過愛其他人的話，就沒有任何意義。至于甘地是否對自己的妻子子女有任何的不體貼，自傳里語焉不詳，但無論如何說清了至少有三次情況他寧愿讓妻子或一個孩子死也不讓用醫(yī)生處方開的來自動物的食品。實際上那種威脅的死亡從未出現(xiàn)，而甘地也 - 可以猜想，有許多來自對立方向的道德壓力 - 總是給病人以犯一宗罪的代價活命的選擇：盡管如此，如果決定是完全由他自己作的話，他會完全禁止來自動物的食品，無論風險會有多大。他說，我們?yōu)榱嘶蠲龅氖乱欢ㄒ心撤N界限，而那個界限完全在雞湯的這面。這種態(tài)度可能是高尚的，但我想按絕大多數(shù)人對這個詞的理解，那是不人道的。作人的實質(zhì)是不追求完美，但有時因為忠誠甘愿犯罪，不把禁欲主義推到無法有友好交往的程度，準備好最終被生活擊敗打碎，那是把愛系于其他個人的不可避免的代價。毫無疑問，酒、煙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是圣人必須要避免的，但是成圣也是人類必須要避免的一件事。對此有一個明顯反駁，但使用之前要三思而行。在此瑜伽盛行的時代，太容易假設(shè)“不依戀”不僅勝過全部接受塵世生活，而且凡夫俗子拒絕“不依戀”是因為那太難做到了：換言之，凡夫俗子是失敗的圣人。這么說是否真實值得懷疑。許多人真心地不想做圣人，而且很可能一些成圣的或企望成圣的從來就沒覺得做人有什么吸引力。如果能跟蹤其心理根底，我相信，“不依戀”的主要動機是逃離生的痛苦的欲望，首當其沖逃離愛，因愛無論是否關(guān)乎性，都是艱難的。不過這里無須辯論“重來生”或者人道主義理想那個“較高”。關(guān)鍵是它們互不相容。一個人必須在上帝與人之間做出選擇，而所有的“激進派”和“進步派”，從最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到最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者，實際上都選擇了人。
不過，甘地的和平主義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與他的其它教導區(qū)分開來。和平主義的動機是宗教性的，但他說也是一種具體的能夠產(chǎn)生期望的政治結(jié)果的技術(shù)，方法。甘地的態(tài)度不是絕大多數(shù)西方和平主義者的那種。Satyagraha（非暴力抵抗及不合作主義）首先發(fā)端演變于南非，是某種非暴力戰(zhàn)爭，一種不用傷害敵人或者感到或引起仇恨的打敗敵人的辦法。這種主義要求一系列的做法，如民間不合作，罷工，臥軌，警察攻擊是不逃跑不反抗等等。甘地反對把Satyagraha譯成“消極抵抗”：好象在古吉拉特語里，詞義是“堅持真理”?！「实卦缒陼r在波爾戰(zhàn)爭里的英國一方抬過擔架，在1914－1918年的戰(zhàn)爭里也準備好了再當擔架員。即使在他發(fā)誓徹底放棄暴力后，他也誠實地明白在戰(zhàn)爭中經(jīng)常必須要選擇一方。他沒有走枯燥不實的路線家裝每次戰(zhàn)爭中雙方都是一模一樣的，誰勝誰負沒有差別，實際上，他也不能，因為他的全部政治生命以民族獨立為中心。他也不象絕大多數(shù)西方和平主義者那樣，專門回避尷尬的問題。有關(guān)不久之前的戰(zhàn)爭，每一位和平主義者有明確義務要回答的問題是：“猶太人怎么辦？你是否準備看到他們被滅絕？如果不是，你建議如何不用訴諸戰(zhàn)爭挽救他們？”我必須說，我沒有聽到任何一位西方和平主義者對這個問題的誠實回答，盡管我聽到大量的回避，一般都是“你是另一位”那類。但是，有這么回事，1938年的時候，有人問了甘地有點同樣的問題，而且他的答復記錄在 路易斯 菲舍先生寫的“甘地與斯大林”。按照菲舍先生的說法，甘地的觀點是德國猶太人應該集體自殺，那會“讓世界和德國人覺醒到希特勒的暴行”。戰(zhàn)后他為自己辯解說：反正猶太人已經(jīng)被殺了，還不如死得有些意義。給人的印象是即使如菲舍先生那樣熱情的支持者也對這種態(tài)度大吃一驚，而甘地只不過是誠實而已。如果你不打算剝奪生命，你就必須經(jīng)常預備以其它方式失去生命。1942年時，他力促非暴力不抵抗對付日本侵略，他準備好了承認可能會有幾百萬死亡的代價。
同時，有理由認為甘地不了解極權(quán)主義的本質(zhì)而以他自己與英國政府的斗爭看待一切，畢竟他是出生于1869年。這里的要點不是英國人待他多寬容，而是他總是能掌握公眾的注意力?？梢詮纳厦嬉玫亩陶Z看到，他相信“喚醒世界”，而這只能在世界有機會聽到你的作為才有可能。如果在一個政權(quán)的反對派半夜消失，之后杳無音訊的國度里，難以明白甘地的方法如何運用。沒有出版自由和集會自由，不僅沒有可能呼吁外部意見，也不可能產(chǎn)生群眾運動，甚至不可能讓你的對手知道你的意圖。當下在俄國有沒有一位甘地？而如果有的話，他正在成就什么？假如碰巧所有俄國群眾同時有同樣的想法，他們也只能實踐民間不合作，即使那樣，從烏克蘭大饑荒的歷史看來，也不會有什么不同。但是，假設(shè)我們承認可以有效地用非暴力抵抗對付自己的政府甚至外來占領(lǐng)力量，又如何在國際范圍付諸實踐呢？甘地對上次戰(zhàn)爭的各種相互沖突的說法好象說明他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難度?！玫綄ν庹撸推街髁x要么不再是和平主義的，要么就變成綏靖。再者，甘地與個人打交道時用得得心應手的假設(shè)－所有人都多多少少可以親近，都會響應慷慨的姿態(tài)－需要認真地質(zhì)疑。例如，你和瘋子打交道時就不一定對。然后問題變成：“誰是正常的？” 難道不會按另一種文化的標準一種整體的文化是瘋狂的？而且，就一個人對整個國家感情的判斷來說，慷慨的行動和友好的回應有沒有任何明顯的聯(lián)系？感激是不是國際政治的一個因素？
這些以及同類的問題需要討論，而且迫切地需要討論，就在某個人按下按鈕火箭起飛之前給我們留下的這幾年里討論。文明能否承受再一次大戰(zhàn)好象難以預測，至少可以想到出路在于非暴力。甘地會準備好真誠地考慮我上面提出的那類問題，這是他的美德，而且實際上，他很可能會在他的眾多的報紙文章里這里那里討論絕大部分這類問題。人們對他的感覺是，他有許多東西不懂，卻沒有多少不敢說或不敢想的。我從沒能夠感到對甘地有多喜歡，但我不能感到肯定的是，作為政治思想家甘地在主要方面是錯的，我也不相信他的人生是敗筆。奇怪的是，他被暗殺的時候，他的許多最熱心的崇拜者哀傷地感嘆他剛好活到看著自己一生的努力瓦解崩潰，因為印度正陷于內(nèi)戰(zhàn)，那是一直預見到的權(quán)力轉(zhuǎn)移的副產(chǎn)品。但甘地的一生并不是用在平息印度教與穆斯林的對立。他的主要的政治目標－和平結(jié)束英國統(tǒng)治－畢竟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與平常一樣，相關(guān)的事實互相抵觸。在另一方面，英國人確實未經(jīng)戰(zhàn)斗就退出了印度，只有為數(shù)極少的幾個觀察員在此事的大約一年前實際能預測到。在另一方面，這事是勞工黨政府做的，可以肯定，保守黨政府會采取不同的行動，尤其是在丘吉爾的領(lǐng)導下。但是，如果到1945年時英國已有一大批同情印度獨立的輿論，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甘地的個人影響呢？而如果印度和英國最終達成得體有好的關(guān)系，有可能出現(xiàn)，這會不會部分是因為甘地通過固執(zhí)地和沒有仇恨地堅持自己的斗爭而把政治空氣消了毒？就是人甚至會想到問這樣的問題也表明了他的地位。你可能會和我一樣，對甘地感到某種審美方面的厭惡，你也或許會拒絕那些代他要求的圣人功績（順便提下，他自己從未有任何此類要求），你也可能拒絕作為一種理想的圣人境界并因此感到甘地的基本目標是反人類和反動的：但是，把他簡單作為政治家來看，并與我們時代的其他政治領(lǐng)導相比，他設(shè)法留在身后的是多么干凈的氣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