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司馬遷：作《史記》，首創(chuàng)正史紀傳體。
司馬遷（前145～約前86）字子長，西漢人，兩漢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南）人，是我國古代杰出的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他所處時代正是西漢極盛的漢武帝時期。其父司馬談學識淵博，任太史令，曾有志編寫一部通史，但未能如愿，臨終前囑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yè)。遷少時隨父移居茂陵（今陜西興平縣），后又到長安。十歲便能誦古文，后來跟孔安國學《古文尚書》，聽董仲舒講《公羊春秋》。20 歲開始外出漫游，足跡遍及江、淮、沅、湘、汶、泗、齊、魯、嶧、鄱、薛、彭城、梁、楚，遠至川、滇。廣泛搜集舊聞傳說，考察民情風俗。他初任郎中。元封三年（前108 年）繼任父職，為太史令，得以飽覽皇家所藏圖籍。武帝太初元年（前104 年）參加制定《太初歷》后，開始撰寫《史記》。天漢二年（前99 年）因李陵與匈奴戰(zhàn)敗投降，遷為之辯護，觸怒漢武帝，下獄受腐刑。太始元年（前96 年），被赦出獄，任中書令。他忍辱發(fā)奮，繼續(xù)著述，約在征和三年（前90 年）完成了不朽的史學名著《史記》。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太史公記》、《太史公》。西漢司馬遷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著。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漢武帝時代。共130 篇：本紀12 篇，表10 篇，書8 篇，世家30 篇，列傳70 篇?？偨Y了我國三千多年社會發(fā)展歷史，開創(chuàng)了我國紀傳體史書的體例。書中記述了歷代政治、經(jīng)濟、文化各方面的情況及帝王、公侯、將相和其他重要人物的事跡，對國家統(tǒng)治者敢于批判、諷刺。塑造了鮮明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
《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貫通古今，網(wǎng)羅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為《史記》能夠會通古今撰成一書，開啟先例，樹立了榜樣，于是仿效這種體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繼而起了。通史家風，一直影響著近現(xiàn)代的史學研究與寫作。司馬遷的文學修養(yǎng)深厚，其藝術手段特別高妙。往往某種極其復雜的事實，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貼，秩序井然，再加以視線遠，見識高，文字生動，筆力洗煉，感情充沛，信手寫來，莫不詞氣縱橫，形象明快，使人“驚呼擊節(jié)，不自知其所以然”。
No.2 司馬光：編成《資治通鑒》，為編年史第一部巨著。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祖籍安邑（今山西夏縣涑水鄉(xiāng)人），出生于光州（今河南省光山縣），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司馬池之子。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其人格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范，歷來受人景仰。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學巨著《資治通鑒》、《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
《資治通鑒》是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劉攽、劉恕、范祖禹、司馬康等人歷時十九年編纂的一部規(guī)?？涨暗木幠牦w通史巨著。記載了從戰(zhàn)國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實。在這部書里，編者總結出許多經(jīng)驗教訓，供統(tǒng)治者借鑒，宋神宗認為此書“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即以歷史的得失作為鑒誡來加強統(tǒng)治，所以定名為《資治通鑒》?！顿Y治通鑒》全書294卷，約300多萬字，另有《考異》、《目錄》各三十卷。是我國編年史中包含時間最長的一部巨著。（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是《春秋》）。全書按朝代分為十六紀，即《周紀》五卷、《秦紀》三卷、《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唐紀》八十一卷、《后梁紀》六卷、《后唐紀》八卷、《后晉紀》六卷、《后漢紀》四卷、《后周紀》五卷。
《資治通鑒》是一部編年體的通史(《史記》為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春秋》為現(xiàn)存最早編年體史書），按時間先后敘次史事，往往用追敘和終言的手法，說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統(tǒng)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內(nèi)容以政治、軍事的史實為主，借以展示歷代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作為歷史的借鑒。敘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與斗爭。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與司馬遷的《史記》并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資治通鑒》自成書以來，歷代帝王將相、文人騷客、各界要人爭讀不止。點評批注《資治通鑒》的帝王、賢臣、鴻儒及現(xiàn)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學者不勝枚舉、數(shù)不勝數(shù)。作為歷代君王的教科書，對《資治通鑒》的稱譽，除《史記》之外，幾乎都不可以和《資治通鑒》媲美。
No.3 孔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斷代史書及歷史文件匯編《春秋》《尚書》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漢族，春秋時期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市南辛鎮(zhèn)）人，先祖為宋國（今河南商丘）貴族。中國古代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政治家，儒家思想的創(chuàng)始人。相傳曾修《詩》、《書》（即《尚書》），訂《禮》《樂》，序《周易》，撰寫《春秋》?？鬃蛹A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圣”、“天之木鐸”，是當時社會上的最博學者之一，他一生從事傳道、授業(yè)、解惑，被后世統(tǒng)治者尊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師、萬世師表，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鬃拥娜寮宜枷雽χ袊⑷寮椅幕笆澜缬猩钸h的影響。
《春秋》我國最早的一部編年體斷代史書，相傳是孔丘根據(jù)魯國史官所編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訂而成。創(chuàng)私家編訂史書的仟端。記述方法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全書記述了周王朝、魯國和其他諸侯國的事跡。上起公元前722 年（魯隱公元年），下訖公元前481 年（魯哀公十四年），共242 年。全書17000 字。記事簡單，往往只用三言兩語。內(nèi)容主要是各國互相征戰(zhàn)、朝會、結盟、往來聘問及天地災異等事。同時孔子還對這些事件作了一些評論，選擇他認為恰當?shù)奈淖謥戆翟H之意，即所謂“徽言大義”，后世稱為“春秋筆法”。它對后世的哲學、政治思想及歷史、文學著作有很大影響。
《尚書》我國古代最早的一部歷史文件匯編。原名《書》，因其記上古之事，故稱《尚書》。尚，古通“上”，即“上古史書”之意。是儒家經(jīng)典之一，又稱《書經(jīng)》，相傳由孔子編選而成。秦始皇焚書時，《尚書》在焚禁之列，濟南人、伏生將《尚書》藏于屋壁內(nèi)。至漢初取出時，只殘存28篇，立于學官，用當時隸書寫定，稱《今文尚書》，并從此由史書變?yōu)槿寮椅褰?jīng)之一。漢武帝末期，相傳在孔府壁中發(fā)現(xiàn)了用先秦文字寫的《尚書》，稱《古文尚書》。從此，便引發(fā)了經(jīng)學史上的今、古文之爭。從內(nèi)容上看，《尚書》中的28 篇是學術界公認的比較可靠的材料，包括《虞書》2 篇、《夏書》2 篇、《商書》5 篇、《周書》19 篇，是商、周二代統(tǒng)治者的講話記錄及東周、戰(zhàn)國時期根據(jù)遠古材料加工編成的虞、夏史事記載；從時間上說，上起原始社會末期的虞、舜時期，下止春秋時代秦穆公；從文體上看，有典、漠、訓、誥、誓、命六種，除《禹貢》外，均是上訓下或下告上之詞，類似于后世的詔令奏議。是研究我國原始社會末期、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初期歷史的重要史料。
《春秋》作為史家之經(jīng)典，以一字為褒貶，微言大義，存乎其中。全書文字簡略，敘事注重結果，一般不鋪敘過程，寫法很象今天的標題新聞。這本書卓立千古，具有不可動搖的歷史地位，首先是因為它具有高超的表現(xiàn)技巧，即“春秋筆法”。經(jīng)學家認為它每用一字，必寓褒貶，后因以稱曲折而意含褒貶的文字為“春秋筆法”。所謂“春秋筆法”，也叫“春秋書法”或“微言大義”，成為我國古代的一種歷史敘述方式和技巧，或者說一種使用語言的藝術，是孔子首創(chuàng)的一種文章寫法。歷史上，左丘明發(fā)微探幽，最先對這種筆法作了精當?shù)母爬ǎ骸啊洞呵铩分Q，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賢人誰能修之？”朱熹則說：“圣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唐代《史通》一書中贊曰：“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
No.4 呂不韋：一部輝煌的《呂氏春秋》，號稱“一字千金”
呂不韋（前292年～前235 年），戰(zhàn)國末期衛(wèi)國著名商人，后為秦國丞相，政治家、思想家，戰(zhàn)國末年濮陽（今河南淄陽西南）人。原為陽翟（今河南禹縣）巨商。他在趙都邯鄲見到以質居趙的秦公子異人（后改名子楚），認為“奇貨可居”，游說華陽夫人，立為太子。秦孝文王（安國君）死，子楚繼位（即莊襄王）。任其相國，封文信侯。莊襄王卒，秦王政（秦始皇）年幼繼位，他繼任相國，尊為“仲父”，食邑十萬戶。又利用燕趙矛盾取得河間（今河北獻縣東南）十城作封邑。執(zhí)政時攻取周、趙、魏的土地。門下有賓客三千，家僮萬人。曾令賓客編著《呂氏春秋》，又稱《呂覽》，書成之日，懸于國門，聲稱能改動一字者賞千金。此為“一字千金”。秦王政親理政務后，因嫪毒案被免職、放逐，憂懼自殺。今存《呂氏春秋》26卷。
《呂氏春秋》匯集了先秦各種學派的思想，既有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的主張，也有道家、農(nóng)家、陰陽家的觀點，是雜家的代表著作。其編寫目的，是為秦國統(tǒng)一天下、治理國家準備思想理論武器。全書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共26卷，20 多萬字，匯合了先秦各派學說，“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稱“雜家”，這是雜家思想的代表作。文章不尚藻飾，樸實簡勁。組織結構很有系統(tǒng)性，論說事理很有邏輯性。在論述中引證了大量的古史舊聞，及天文、歷數(shù)、農(nóng)業(yè)、音律等各方面的資料。所引用的書籍，有許多后世已經(jīng)失傳，因而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對后來的《史記》亦有顯著影響。但由于是集體著述，思想很不統(tǒng)一。
《呂氏春秋》在先秦諸子著作中，《呂氏春秋》被列為雜家，其實，這個“雜”不是雜亂無章，而是兼收并蓄，博采眾家之長，用自己的主導思想將其貫穿。網(wǎng)羅精博，體制謹嚴，析成敗升降之數(shù)，備天地名物之文，總晚周諸子之精英，薈先秦百家炎眇義。雖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雜家之關鍵也?！秴问洗呵铩贩治龊驼撌隽恕秴问洗呵铩放c先秦各家的異同，并進而論述了“兼容并蓄”這一雜家的特點，是思想、文化發(fā)展的規(guī)律。在《呂氏春秋》之前，茍子、韓非已經(jīng)不公開地采取了其他學派的觀點；在《呂氏春秋》之后，漢、唐到宋、明各大學派，也都“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其他學派的觀點。用這一思想治理國家對于緩和社會矛盾，使百姓獲得休養(yǎng)生息，恢復經(jīng)濟發(fā)展非常有利。
呂不韋編著《呂氏春秋》既是他的治國綱領，又給即將親政的秦始皇提供了執(zhí)政的借鑒?？上В捎趨尾豁f個人的過失，使秦始皇對這部書棄而不用，沒有發(fā)揮應有的作用?！秴问洗呵铩返膬r值逐漸為后人領悟，成為了解戰(zhàn)國諸子思想的重要資料。
No.5 左丘明：著有《左傳》，編年體史書創(chuàng)始人。
左丘明（前556年－前451年），姓丘，名明。漢族，春秋末期魯國都君莊（今山東省肥城市石橫鎮(zhèn)東衡魚村）人。相傳為春秋末期曾任魯國太史官，是中國古代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軍事家。晚年雙目失明，相傳他根據(jù)春秋時代各國史實及有關文字記載，著編中國重要的年體史書巨著《左氏春秋》（又稱《左傳》）和《國語》，兩書記錄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價值的原始資料，是后人研究春秋社會各種歷史的寶貴資料。由于史料翔實，文筆生動，引起了古今中外學者的愛好和研討。被譽為“文宗史圣”“經(jīng)臣史祖”。孔子、司馬遷均尊左丘明為“君子”。歷代帝王多有敕封：唐封經(jīng)師；宋封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先儒和先賢。
《左傳》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記事詳細完整的歷史著作，相傳是春秋魯國的史官左丘明所著。被認為是解釋孔子《春秋》的，故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與《公羊傳》、《谷梁傳》合稱“春秋三傳”，為儒家的經(jīng)典之一。晉代杜預分年放在《春秋》后面，合為一書，加以注釋，叫《春秋左氏經(jīng)傳集解》?！蹲髠鳌酚浭缕鹩诠?22 年（與《春秋》相同），止于公元前454 年（比《春秋》晚27 年）。比較系統(tǒng)地詳細記述了這一時期各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軍事方面的重大事件，內(nèi)容豐富多彩，用精煉的筆墨描寫復雜紛繁的事件，刻畫各式各樣的人物，尤其是戰(zhàn)爭和外交辭令，寫得更為出色。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和文學價值。注本有《十三經(jīng)注疏》中的《春秋左傳正義》，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
《國語》春秋時期的國別史，我國最早的分國紀事的史書。相傳為春秋時期的左丘明著。以記西周末年和春秋時期周、魯?shù)葒F族的言語為主。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語，共21 卷。它和《左傳》一樣紀事截至韓、趙、魏三家滅智伯（前454 年）止。如同《左傳》的姊妹篇，故有《春秋外傳》或《左氏外傳》之稱。其特點是以“國”分類，以“語”為主。記史事的原委很簡單，但記言論則詳細，不是自始至終有系統(tǒng)地記，而是有重點地記述若干事件。它展示歷史的橫斷面，同編年史可以互相補充，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資料。通行本有三國韋昭的《國語解》。近人徐元誥著有《國語集解》。
《左傳》文章優(yōu)美，其記事文對于極復雜之事項──如五大戰(zhàn)役等，綱領提挈得極嚴謹而分明，情節(jié)敘述得極委曲而簡潔，可謂極技術之能事。其記言文淵懿美茂，而生氣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雖時代甚古，然無佶屈聱牙之病，頗易誦習。故專以學文為目的，《左傳》亦應在精讀之列也。
No.6 班固：著《漢書》，開創(chuàng)斷代史體例。
班固（32～92）字孟堅，扶鳳安陵（今陜西咸陽東北）人，東漢著名史學家、文學家。其父班彪博學多識，曾作《史記》續(xù)篇《后傳》65 篇。家學淵源對班固的思想和學業(yè)有重大影響。時值光武、明、章東漢鼎盛時期，為班固繼父遺業(yè)，編撰《漢書》提供了有利條件。班固年9 歲，能屬文誦詩賦。16 歲入太學，研習儒家經(jīng)典，涉獵諸子百家。23 歲因父喪還鄉(xiāng)守孝，著手整理《后傳》。27 歲起便在《后傳》基礎上撰寫《漢書》。永平五年（62 年），有人上書明帝，誣以私改國史，被系京兆獄。弟班超上書力辯，乃獲釋。明帝任命他為蘭臺令史，并令其修撰《漢書》。建初7 年（82 年），《漢書》基本告成。永元4 年（92 年），班固因受竇憲謀反牽連，被捕死于獄中。其時，《漢書》中尚未完成的8 表由其妹班昭和馬續(xù)寫，《天文志》由馬續(xù)補寫。另外，在章帝時，班固還撰有《白虎通義》一書。
《漢書》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東漢班固著。在其父班彪所著《史記后傳》的基礎上，歷二十余年修成。其中八表和《天文志》是班固死后由其妹班昭和馬續(xù)寫。全書有帝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共一百篇，分一百二十卷。記事上起漢高祖元年（前206 年），下迄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二十九年。多用《史記》原文加以增刪，改書為志，廢世家入列傳，并創(chuàng)《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使志書進一步完備。漢武帝以后各篇都是新作。對人物的評價是依據(jù)儒家的倫理道德標準。
《漢書》開創(chuàng)了正史體例。《漢書》開創(chuàng)了斷代史的敘史方法，體例為后世沿襲。自秦漢以來，均為君主本位政體，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評論本朝政治，忌諱甚多，而斷代史則合乎作者的心理，因為前朝已滅亡，評述前朝政事，危疑較少，較易發(fā)揮。故《漢書》一出，此后歷朝官修“正史”均以斷代為史?！稘h書》繼承了紀傳體優(yōu)點，此后正史均沿用紀傳體的體例。紀傳體是以人物傳記為中心，雖然各自獨立成篇，但彼此間又互有聯(lián)系，因此全書可以合成一整體。它既能扼要列舉歷史發(fā)展的大概，又可以詳細記述有關的史事。既便于查看個別人物活動的情況，又能顧及典章制度的歷史沿革，其優(yōu)點極多，使紀傳體能為后世史家所采用。史學家章學誠曾在《文史通義》中說過：“遷史不可為定法，固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后世不祧之宗焉?！?/p>
此外，《漢書》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漢書》開創(chuàng)了目錄學，《漢書》確立了書志體，《漢書》保存了珍貴的史料。
No.7 杜佑：著有《通典》，為我國第一個記敘典章制度的通史。
杜佑（735--812），唐中葉宰相，政治家、史學家。字君卿。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附近）人。生于世宦之家。父杜希望，官至鄯州都督、隴右節(jié)度留后。佑以門資入仕，歷任江淮青苗使、容管經(jīng)略使、水陸轉運使、度支郎中兼和糴使等，又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后出為嶺南、淮南節(jié)度使。在淮南期間，開雷陂以廣灌溉，辟海濱荒地為良田，積米至五十萬斛。杜佑在地方及中央任上均有出色政績，用了三十五年完成了《通典》，創(chuàng)立了史書編纂的新體裁，開創(chuàng)了中國史學史的先河。
《通典》是我國第一部專記歷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從代宗大歷元年（766 年）開始，至德宗貞元十七年（801 年），撰述時間長達35 年。該書所載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唐玄宗天寶末年，至于肅宗、代宗以后的變革，有時也附在注中加以記述。今本《通典》共200 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門，各門再分子目。對每一種制度，都綜貫古今，溯源明流，通其原委，極有條理。書中不僅保存了大量有關歷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史料，成為考據(jù)唐以前掌故的“淵?！保覟榫帉懼贫韧ㄊ烽_創(chuàng)了先例。這種體例雖來源于紀傳體史書的書志，卻超過了以人物紀傳為敘史中心的范圍，發(fā)展成為專記經(jīng)濟、政治等方面的典章制度的文化專史。尤其應指出的是該書計有九門，而以“食貨”為首，在“食貨”中，又以“田制”為先。這種把封建社會的經(jīng)濟結構，特別是歷代土地關系的變革放在歷代典章制度的首位加以敘述的作法實為作者首創(chuàng)。由此也可看出，作者是把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作為封建社會政治與文化發(fā)展基礎的，在當時有其進步意義。同時，本書對唐代記載特別詳細，主張經(jīng)世致用，這也反映了作者進步的史學思想。本書不足之處在于作者從維護封建禮教的觀點出發(fā)，以相當于全書過半的篇幅，記述禮、樂，致使全書臃腫，實屬不當。
《通典》確立了中國史籍中與紀傳體、編年體并列的典制體，開辟了史學著述的新途徑，是我國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專史。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紀傳體史書中的書志部分。在史實容量和撰述體例上都有諸多的限制，無力承擔完整記述社會政治經(jīng)濟制度發(fā)展變化歷史的任務，落后于社會的客觀需要?！锻ǖ洹钒堰@一體裁獨立出來，為這一體裁的成熟、發(fā)展，開辟了廣闊的天地。從此以后，典制史成為傳統(tǒng)史學的一個重要門類，出現(xiàn)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專書，豐富了傳統(tǒng)史學的表現(xiàn)能力，也促進了史學服務于社會這一優(yōu)良傳統(tǒng)的發(fā)展。在《通典》影響下，《通志》、《文獻通考》等書相繼問世，為研究中國歷代典章制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No.8 袁樞：著《通鑒紀事本末》，創(chuàng)立了紀事本末的體裁。
袁樞(1131—1205年)，字機仲，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中進士，歷任溫州判官、嚴州教授、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國學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職。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學索引》、《周易辯異》等書。
袁樞編纂《通鑒紀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給內(nèi)外交困的趙宋封建政權提供安邦治國的藥方。另一個原因，是為了解決讀《資治通鑒》的困難。由于《通鑒》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實，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記述，對于一件事情連續(xù)好幾年的，它未能連貫記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閱好幾卷，讀者很不方便。據(jù)說，《資治通鑒》修成后，司馬光希望寫作班子以外的有關人員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個名叫王勝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別的人面對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幾卷，有的只看了幾頁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見，《通鑒》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閱讀困難。司馬光本人也感覺到這一難處，他晚年時曾經(jīng)想另寫一部《資治通鑒舉要歷》，把《資治通鑒》簡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從心，結果沒有完成。
袁樞根據(jù)《資治通鑒》記載的重要史實，以事件為中心，按照《通鑒》原來的年次，分類編輯，抄上原文，把司馬光的史論也抄上，每事標以醒目的題目，而袁氏本人沒有發(fā)表意見，也沒有加上一句話。這樣，共編集了239個事目，始于《三家分晉》，終于《世宗征淮南》，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雖然只用了大約兩年的時間編寫《通鑒紀事本末》，但他熟讀《通鑒》卻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時間。他不但要熟讀《通鑒》，了解其全部內(nèi)容，還要吃透司馬光的史學見解。
袁樞最大的貢獻，是開創(chuàng)了以紀事為主的本末體，實現(xiàn)了史書編纂體的突破，從而出現(xiàn)了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足鼎立的體例。以“時”為中心的編年體和以“人”為中心的紀傳體各有千秋，而檢索不便則是它們的共同缺點。而袁樞創(chuàng)立的以“事”為中心的紀事本末體裁，卻彌補了編年與紀傳體的不足，因而豐富了史學內(nèi)容，開創(chuàng)了以“事”為綱的本末體史書先例。
No.9 劉知幾：編著《史通》，我國第一個史學批評家。
劉知幾，唐代史學家。永隆年間（680年）以弱冠舉進士，歷任著作佐郎、中書舍人、著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國史二十余年。景龍二年（708年）辭去史職，從事私人修史工作。開元九年，六十歲時因營救長子犯罪流配一事而被唐玄宗貶為安州都督府別駕，不久去世。有《史通》傳世，對中國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評，是中國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
《史通》唐劉知幾撰。該書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書共20卷，原有52 篇，今存49 篇，分內(nèi)、外兩部分。內(nèi)篇36 篇，外篇13 篇。綜觀全書內(nèi)容，內(nèi)篇多論史籍源流、體例和編撰方法，外篇則多論史官建置的沿革和史書得失。書中作者對與修史有關的許多問題，都具體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表現(xiàn)了卓越的識見和才能。書中，作者對過去的歷史著作進行了認真的總結。他把已往的史書分為《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六家，一一探其源流，述其意義和作用，評其優(yōu)劣得失。
同時，又把編年與紀傳作為“正史”的二體，追本溯源，論其長短，辨其利弊。對于被封建統(tǒng)治者奉為經(jīng)典的《尚書》、《春秋》，劉知幾敢于提出異議，批評《春秋》“真?zhèn)文?，是非相亂”，對書中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指責為“愛憎由己”，“厚誣來世”。反映了作者進步的史學思想。
對于如何編寫史書，劉知己作了詳細的論述，并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視的見解。如他提倡編寫紀傳體的斷代史，并主張增加都邑、氏族、方言、方物四志。認為史書的內(nèi)容應詳近而略遠，史家在編撰史書時，對史料應“博采”和“善擇”。他還認為編寫史書必須重視語言的運用，主張史書的語言措詞應在如實反映歷史真實情況的前提下，采用當時的語言，反對摹擬古文和用浮詞濫調(diào)。這些主張在當時是頗有見地的。史家的品質才干直接關系到所編史書的質量。對此，劉知幾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并提出了“才、學、識”為史學“三長”的主張。認為史家應具備“史才”、“史學”、“史識”，三者中“史識”尤為重要。這一理論不但是對以往史學思想的總結，而且也是古代史學理論的一個重大發(fā)展，對后世史書的編寫及歷史評論學的建立，均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No.10 顧炎武：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等開創(chuàng)政治地理學。
顧炎武生于明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70歲。初名絳，字忠清，入清后為表示不與清朝合作，便改名為炎武，易字寧人，號亭林，江蘇昆山人。他自幼繼承家學，15歲時就加入“復社”，與宦官弊政作斗爭，清兵南下后，他又參加了昆山嘉定人民的反清武裝斗爭。他針對當時晚明的社會政治腐敗、人民生活困苦、外患日急，而文壇學士每每只是侈談理性、追求名利的腐朽狀況，提倡經(jīng)世致用學風。他決心涉獵群書，探求一些有益于國計民生的學問，作為自己改造社會拯救國家的根據(jù)。他一生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學風嚴謹，成就宏富。
《天下郡國利病書》以講究郡國利病貫穿全書，重點輯錄了兵防、賦稅、水利三方面內(nèi)容。作者十分重視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深感兵防之重要，所以書中對全國各地的形勢、險要、衛(wèi)所、城堡、關寨、島礁、烽堠、民兵、巡司、馬政、草場、兵力配備、糧草供應、屯田以及有關農(nóng)民起義和其他社會動亂等方面資料，無不詳細摘錄。所以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此書為“政治地理學”。
《天下郡國利病書》對于邊疆的形勢和沿革敘述特別詳細，則又可看到作者對于祖國邊陲的深切注意及其中蘊含著的愛國深情。在有關云南省的篇章中，歷述了云南、大理、臨安、永昌、楚雄、曲靖、澄江、蒙化、鶴慶、姚安、廣西、尋甸等府和車里、木邦、孟養(yǎng)等軍民宣慰司的沿革。在“邊備”一卷中介紹了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甘肅、哈密等地的形勢。在“河套”及“西域”二卷中敘述了交趾、安南、流求、日本、真臘、爪哇、三佛齊、暹羅、滿剌加、蘇門答臘、錫蘭、佛郎幾等國的位置、沿革、交通和物產(chǎn)等情況。這些內(nèi)容對于我們今天了解古代邊境各地和國外的情況仍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