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于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的方格紋銅鼎
司母戊大方鼎 （一說“后母戊”鼎）是國家博物館鎮(zhèn)館之寶
最近有一老友家里重新裝修，他問我客廳里放置什么物品較好，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放個鼎啊，再配上一個花瓶，民俗上說“一（鼎）定平（瓶）安”嘛。我說的是民俗上的“討口彩”，誰料想那位仁兄真的去買了個鼎和花瓶，安放在他家客廳櫥柜的醒目之處，我看了之后說，很好。中國人經年累月地辛苦工作，還不就是圖個平平安安嘛。
其實，有關鼎的話題遠不是生活里討個“口彩”那么簡單，1985年我在人民日報海外版就發(fā)表過《說鼎》的文章，鼎是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符號之一，更是我們民族的國之瑰寶。
鑊鼎——春秋時期最大的鼎
“王作”銅鼎 現(xiàn)存洛陽博物館
青銅圓蓋大鼎
鼎，是中華祖先所創(chuàng)制最早的一種器皿，它是古代的炊器，相當于現(xiàn)在的鍋，煮或盛魚、肉用，形狀大多是圓腹，兩耳，三足，也有四足方形的。火的發(fā)現(xiàn)和使用，使人類告別了茹毛飲血的洪荒時代，大約在一萬年前，中國進入農業(yè)社會，谷物成了主要食源，人們發(fā)明了制陶，仰韶文化時期（公元前500－公元前3000年）出現(xiàn)的陶鼎，堪稱那個時期制陶藝術的最高成就?！妒酚洝し舛U書》中說“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荊山下”當人類進入青銅時代起，出現(xiàn)了銅鼎，所不同的是它已經不再是簡單的炊器，鼎成了烹煮牲牢以祭祀神靈的祭器。后又逐漸被賦予了更多高尚和深邃的涵義，成為“事神致福”的“禮器”，用于祭祀、宴饗、喪葬等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并成為表示貴族等級身份、權力、地位的器物，“別上下，明貴賤”，幾千年來，鼎一直被作為國寶，在中華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符號象征之一。
先秦文獻記載有夏鑄九鼎，那時候鼎是王朝政權象征，周禮規(guī)定君臣依等級擁有不同數(shù)量的鼎，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有方形四足的，有圓柱形足或方形足的不等。周鼎身厚重，簡紋飾，到了春秋戰(zhàn)國，鼎越做越薄，重量也輕，想來鑄造技術大有提高使然。鼎中最為珍貴的有“海內青銅器三寶”之說，指的是大盂鼎、大克鼎和毛公鼎，大盂鼎和大克鼎分別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和上海博物館，為南北兩館的鎮(zhèn)館之寶，毛公鼎則被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都是極為珍貴的國寶，毛公鼎現(xiàn)在臺北，暫且不論。
現(xiàn)存臺灣臺北故宮博物院的稀世珍寶：西周晚期毛公鼎
西周重器——大盂鼎
大盂鼎內壁銘文
現(xiàn)存北京國家博物館的大克鼎
大盂鼎和大克鼎曾經伴隨著歷史的風塵和民族的苦難，在民間收藏家中幾經碾轉，最終落戶江南，為蘇州潘氏家族收藏。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日本侵略者垂涎這些國寶，占領蘇州后，曾派兵搜查潘宅，由于潘氏后人掩埋得隱蔽巧妙，大盂鼎、大克鼎等國寶躲過了那場劫難。
1949年新中國成立，蘇州潘氏后人潘達于先生慷慨地將大盂鼎、大克鼎捐獻給國家。他在1951年7月，致正在籌建上海博物館的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寄出了捐贈信：“竊念盂克二大鼎為具有全國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貯藏得所，克保永久。誠愿將兩大鼎呈獻大部，并請撥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籌備之博物館珍藏展覽，俾全國性之文物得于全國重要區(qū)域內，供廣大觀眾之觀瞻及研究……”1952年，上海博物館開館，二鼎入館珍藏。1959年，大盂鼎應征調入中國歷史博物館。從此，大盂鼎和大克鼎一南一北，直到2005年，潘達于老先生百歲壽誕，上海博物館為給潘達于先生祝壽而舉辦了回顧特展，兩鼎在上海博物館重新聚首，算是了卻了百歲老人、國寶守護者潘達于先生的夙愿，2007年8月，潘老先生與世長辭。
作為國之瑰寶的鼎早已被送進了歷史的博物館，但它作為國家重器，作為國家政權的祭器和禮器；中國人鑄鼎記事的傳統(tǒng)應該得到傳承，2014年12月13日，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永久設立了“國家公祭鼎”，是首個國家公祭儀式的重要內容。這個國家公祭鼎采用“三足兩耳”的器型，以在安徽壽縣出土的東周時期用來祭祀的禮器、最大的圓鼎“楚大鼎”（又稱“鑄客大鼎”）為原型，按等比例放大鑄造，既保存古代青銅器的古樸之美，宏偉壯觀，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現(xiàn)有紀念碑、和平大鐘、災難墻等其他紀念物相協(xié)調，又與祝賀、慶典用的“大克鼎”“大盂鼎”“毛公鼎”等器型相區(qū)別。鑄鼎銘史有助于強化歷史記憶，設置國家公祭鼎并永久陳列于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無論對歷史記事，還是凝固社會記憶，都將起到積極作用。
2014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鼎
2019年1月9日于滬上五角場凝風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