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治學 文/潘劍冰
相面打分的老師
林語堂短暫的執(zhí)教生涯和他漫長的著述生涯比起來，更像是人生中一段分量不算太重的插曲。因此，林語堂既沒有桃李遍天下，也沒有幾個出類拔萃的高徒來追捧他。但林語堂的高超之處是他即使在這樣無足輕重的插曲中仍然能夠彈奏出幾聲天籟，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林語堂足以成為素質教育的代言人。
林語堂曾經在東吳大學法學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課，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個林老師第一堂課竟然是教學生們吃花生米。按說這天林語堂帶了一個大包到教室，學生們還以為這里面裝的都是教學資料，看這架勢不禁讓人肅然起敬，心想這位擁有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和德國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文憑的老師果然深不可測
不料，林語堂上了講臺，把包倒過來，往講臺上一倒，只見滿滿一堆帶殼花生稀里嘩啦全落在了臺上。林語堂抓起一把花生，分給前面的學生，并請諸君自便。大家自打當學生開始，從來沒遇到如此荒唐的事情，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敢先動手。林語堂知道同學們的心理，笑道：“吃花生必吃帶殼的，一切味道與風趣，全在剝殼。剝殼愈有勁，花生米愈有味道。”他頓了頓，接著說道：“花生米又叫長生果。諸君第一天上課，請吃我的長生果。祝諸君長生不老！以后我上課不點名，愿諸君吃了長生果，更有長性子，不要逃學，則幸甚幸甚，三生有幸?！?/p>
學生們聞言哄堂大笑。林語堂趁機招呼學生：“請吃！請吃！”課堂里立即響起了一片剝花生殼的聲音。等到花生吃完，林語堂隨即宣布下課，夾起皮包，一拍屁股頭也不回地走了。
此后林語堂講課，果然沒有學生缺課，而且還有很多外來的學生慕名趕來偷師。
更絕的是，林語堂所執(zhí)教的課程，竟然從不舉行考試，每到學期最后一節(jié)課的時候，林語堂便端坐在講臺上，隨手撿起學生的花名冊一一唱名，念到名字的學生依次站起來。這時，林語堂便如相面先生一般，細細把這個學生打量一番，然后在成績冊上記上一個分數(shù)，這就是該生本學期的成績了。林語堂“相面打分”的故事堪稱教育界的一大奇聞，并引起了一些老師的模仿。
林語堂這樣做的直接原因是他對刻板的考試制度的厭惡，他說：“倘使我只在大學講堂演講，一班56個學生，多半見面而不知名，少半連面都認不得，到了學期終叫我出10個考題給他們考，而憑這10個考題，定他們及格不及格，打死我我也不肯?！彼€把考試比成大煞風景的“煮鶴”，說：“惡性考試藝術就是煮鶴藝術，可惜被煮的是我們男女青年?！?/p>
令人稱奇的是，那些被林語堂“相面打分”過的學生接到自己的成績后個個心服口服，沒有一個人上校長那投訴，而且大家公認林語堂相面打下的分數(shù)，其公正程度，遠超過一般以筆試命題計分的方法。其實，林語堂記憶力超群，他平時在上課的時候，通過提問、交流等方式早已對每一個學生知根知底，他的這種相面打分看似及其隨意，實際上是在了解了每一個學生的水平之后作出的合理決斷，比起偶然性很大的一次考試反而更顯出其公平。
上課像劃船的奴隸那樣賣勁
當年的“哈佛雙杰”之一吳宓講課時以兩點而著稱，一是嚴謹認真，一是激情四射，看似矛盾，卻在他身上完美的結合在一起。
許登孝在《回憶吳宓先生》中說吳宓在西南師院給他們上世界文學史，早上連續(xù)上四節(jié)課，“講解中他滔滔不絕，旁征博引，而許多引用的原話，均隨口說出，又都十分準確。我們真佩服他的博聞強記。”學生在臺下忙于作筆記，“四節(jié)課講完，我們的筆記本（當時流行大32K的軟面抄本）已記滿了好幾十頁。課后同學們相互校對筆記發(fā)現(xiàn)，吳老師的講課，無論從語言、段落、章節(jié)，以及引證之原文，論述詞語，簡直就是一篇接一篇的論文。當講義發(fā)下來后，我們又與筆記對照，內容基本相同，而課堂上的講解又似乎要生動、豐富得多。我們真佩服他驚人的記憶力和高度的敬業(yè)精神?！?/p>
這個時候的吳宓已經63歲了，這個從他二十幾歲執(zhí)教開始的習慣還保持著?！清挡┞剰娮R，他通曉多門外語，不僅能用多種語言背誦許多西方文學名作，甚至連整篇的莎士比亞劇本都能背誦下來，許多文學史大事，重要作家的生卒年代、著述情況、生平事跡(例如歌德一生6個戀人名字和生卒年代) ，重要作品的出版時間、地點、出版機構，他都能脫口而出，毫無差錯。
即使如此，吳宓仍然對自己的每一堂課充滿虔誠，他的授課如機械一樣精密，其背后則是苦心孤詣般的備課。
抗戰(zhàn)時，錢穆與吳宓同在西南聯(lián)大任教。流亡途中，有段時間錢穆和吳宓、聞一多、沈有鼎四人同處一室，吳宓備課的認真讓錢穆都大發(fā)感慨：
當時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長桌。入夜雨僧則為預備明日上課抄筆記，寫提要，逐條書之，有合并，有增加，寫成則于逐條下，加以紅筆勾勒。雨僧在清華教書，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課，其嚴謹不苛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獨自出門，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寫各條，反覆循誦，俟諸人盡起，始重返室中。余與雨僧相交有年，亦時聞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識其人，誠有卓絕處。（《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
在上課時，吳宓幾乎不看書本和筆記，所有內容一氣呵成，極其流暢，上課主要用英語，有時也說中文，所有的表達都清楚明了。
吳宓的嚴謹不僅表現(xiàn)在授課上，也表現(xiàn)在他為師的態(tài)度上。
西方語言文學大師李賦寧原本就讀于清華土木工程系，在吳宓的影響下轉入清華外文系就讀，他回憶吳宓：“先生講課內容充實，條理清楚，從無一句廢話。先生對教學極端認真負責，每堂課必早到教室10分鐘，擦好黑板，做好上課的準備。先生每問必答，熱情、嚴肅對待學生的問題。先生批改學生的作業(yè)更是細心、認真，圈點學生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寫出具體的評語，幫助學生不斷進步?！?nbsp;
那個時代是沒有什么教參的，老師講課都是自編講義，水平優(yōu)劣很容易判斷。
在1943年的日記中，吳宓曾痛批西南聯(lián)大的老師們整天想著掙外快，教書倒成了副業(yè)，講課敷衍、作業(yè)不批，甚至連評閱新生考卷都不到場。反過來，吳宓當時已經是赫赫有名的大學者，他就連學生考試的時候，也要親自陪在一旁，親手準備糕點、茶水為學生服務。吳宓出的試題不好答，很費時間，有的同學用時太長，誤了晚餐，他還會請他們上飯館。
當然，吳宓上課也常常有激情燃燒的時候。劉緒貽回憶吳宓：“講但丁《神曲》時，用手勢比劃著天堂和地獄，，時而拊掌仰首望天，時而低頭蹲下。當講到但丁對貝雅特麗齊那段戀情時，竟情不自禁地大呼Beatrice(貝雅特麗齊）！”
學生形容吳宓“上課像劃船的奴隸那樣賣勁”。
亦師亦友
金岳霖對學生的影響不僅僅在于課堂內，更在于課堂之外。
從在清華教書時，金岳霖便養(yǎng)成了習慣，不上課時，他會騰出專門的時間用來做學問。這個時間內，他謝絕一切客人，猶如閉關修煉的高人一樣，外面風吹雨打我自巋然不動。
1938年9月28日，日本飛機空襲昆明，當時金岳霖住在聯(lián)大于昆華師范學校租賃的宿舍樓中。敵機來時，正在閉關修煉的老金渾然不覺，不過他福大命大，聯(lián)大租賃的三座樓，兩座樓都直接中彈，只有他居住的中樓安然無恙。當前后兩樓被炸的聲浪把金岳霖從思考中驚醒后，他跑出來一看，才發(fā)現(xiàn)自己不是笛卡爾說的“我思故我在”，而是幾乎我思故我不在了。
在西南聯(lián)大，金岳霖費勁無數(shù)心血加上身血（蚊子多），終于完成了他人生三大著作之一的《知識論》。書成后，老金愛如性命，每次日本飛機來轟炸時都帶著它一起跑警報。有一次金岳霖金岳霖把稿子放在屁股下面當坐墊，這次敵機轟炸的時間特別長，直到天黑才離開。當又累又餓的老金起身離開時，居然把稿子落下了。等他記起來回去找時，稿子已經不見了。當時紙張還是稀缺資源，一般人上廁所還得靠樹葉，稿子很可能被人撿去擦屁股了。
怎么辦？人腦又不是電腦，一部六七十萬字的書得多大的工程，再說也不大可能記住。但是人家老金夠豁達，他既沒有痛哭，更沒有上吊，二話不說就從頭開始重新寫。這一次，老金整整寫了十年，終于才完成了這本書。又過了三十多年，這本多災多難的《知識論》才正式出版，出版的時候老金像一個小孩子一樣歡呼雀躍。
金岳霖對于學術的態(tài)度嚴謹?shù)慕蹩量?，他常費盡心機寫成厚厚一疊稿子，但當發(fā)現(xiàn)其中有不滿意處，他會把全部稿子都毀棄，沒有一點留戀，他認為連自己都不滿意的東西又怎么能讓別人滿意。
金岳霖一生未婚，但是對于他的學生，卻能夠“愛生如子”，呵護有加，同學們無不感之肺腑。建國初在北大時，他的學生榮晶星家境貧寒，冬天沒有御寒的衣服，金岳霖就把自己穿的一件駝絨長袍送給了他。后來榮晶星不慎把長袍燒了個大洞，補了個大補丁，金岳霖見了不僅沒有責怪，還笑著對他說：“你把長袍改成‘補服’了，暖和就行，穿著‘補服’學哲學好嘛?！逼鋵?，金岳霖自己十分節(jié)儉，一件衣服穿的十分破舊了都舍不得換。
金岳霖的家被學生們稱為“光棍司令部”，老金喜歡跟學生們在一起，他的寓所常常是青年學子們聚會交談的學術沙龍，師生們在一起或談學問，或侃人生，無拘無束，其樂融融。
選自《民國課堂：大先生也挺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