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說到張軌主動要求去涼州工作，擔任了涼州刺史，也就是相當于今天的一省之長，同時還擔任了護羌校尉這么個職務。
叫我們今天看來，校尉這個職位應該沒法與省級領導相提并論，為什么還要排在刺史的前面？
實際上，漢晉時期，有很多種的校尉，比如城門校尉、突騎校尉、虎賁校尉等等，都是負責某一方面的工作。但邊疆地區(qū)的校尉，則相對要位高權重的多，護羌校尉與郡守，也就是相當于今天的地級市的一把手平級，級別上低于州的一把手刺史。晉代的刺史是四品官，而護羌校尉則是五品。
護羌校尉雖然低刺史一級，但卻是涼州這樣一個省級單位的最高軍事長官。護羌校尉原本是個臨時職務，但魏晉時期，則成為常設。
而且護羌校尉是持節(jié)校尉，所謂持節(jié)，就是有皇帝專門給的符節(jié)，也就是信物，大都是一根權杖，我們熟悉的蘇武牧羊，通常只要是畫蘇武的，圖畫上畫著蘇武拿著一根手杖，那就是節(jié)。
▲ 今人繪制的各種蘇武牧羊，全都少不了“節(jié)”
“節(jié)”的意思是表示代表皇帝來執(zhí)行某種任務，比如出使他國或者鎮(zhèn)守一方。晉代的“節(jié)”則分為四種，持節(jié)為第三級，平時可殺無官位之人，戰(zhàn)時可斬殺二千石以下官員，二千石的官員，也就是和自己平級的官員，也就是說低于自己職位的官員在戰(zhàn)時，都可以殺，地位是高于中央軍各個校尉的。
也正因為持節(jié)的權力比不持節(jié)的大，所以才有了對某某進行節(jié)制、節(jié)制一方這樣的說法，而后來我們熟悉的唐代節(jié)度使這個官職，就是持節(jié)官員的演變，依然保留這個“節(jié)”字。
那么這個校尉為什么要叫護羌校尉呢？
在這里，護羌的“羌”自然是特指一個族群，而護羌的“護”則不是保護的意思，而是看護、守護，看守的意思，那么“羌”為什么要“護”呢？
先簡單說一下羌人。
一般認為，從人種學的角度來說，漢羌同源，或者說漢藏羌三族同源，所謂漢族實際上是源自于古羌族。
還有人認為咱們這個“炎黃子孫”的“炎”，也就是炎帝，就是古羌人。大禹所開創(chuàng)的夏朝，也是羌人政權。
西邊的羌人與東邊的東夷在上古時期相愛相殺，互相融合，最終一部分古羌人與東夷融合，形成了后來的華夏族，到漢代終于定型為漢族。同時還有一部分古羌人和另一幫人融合形成藏族。
當然我們今天知道，所謂民族不過是一個想象出的共同體，也就是說，民族的形成其實更重要的一點是因為后天的心理認同、文化認同而成為所謂民族，不完全，或者不一定和血緣、人種有關系。
因此，即使是漢羌同源，那么在后來漢羌形成兩個不同民族后，就勢必要爭奪資源，互相攻伐。
從秦到西漢，中原王朝主要的壓力來自北面的匈奴人，但到了東漢，隨著匈奴的瓦解，中央王朝的主要壓力則變?yōu)榱藖碜晕鞅钡那既?，以至于有了所謂“百年羌戰(zhàn)”。
羌人分為多個部落，據(jù)記載多達一百五十多個，漢人則將之成為某羌或者某某羌，如先零羌、燒當羌、白馬羌、黨項羌等等。羌人的各個部落主要生活在西北的河湟地區(qū)，也就是今天的青海。也廣泛分布于中國西部，包括今天的新疆、四川等地。今天的新疆南部曾經(jīng)遍布大量的羌人部落，比如新疆至今還有個縣叫若羌，原名婼羌，顯然就是和羌人有關系。
而今天的羌族，則應該是這些眾多羌人中的一支后裔。
我們看看地圖就知道，匈奴的活動區(qū)域在北，而羌人的活動區(qū)域河湟則與之離的很近，也就是隔著一個河西走廊。所以漢代為了防止羌人與匈奴人的活動區(qū)域連接起來，就必須要努力將二者隔開，避免二者聯(lián)合對付漢朝。所以，護羌校尉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隔開匈奴與羌。
▲ 漢、羌、匈奴關系示意圖
但隨著匈奴分裂為南北匈奴后，南匈奴降漢，北匈奴在漢與南匈奴的聯(lián)合攻擊下西遷，一路跑到了歐洲，大量南匈奴人口便被安置在甘肅、山西一帶，開始與漢人雜居。羌人卻逐漸代替了匈奴，成為了中央王朝的最大威脅。
三國時期，羌人的主要聚居區(qū)剛好位于魏國與蜀國交界地帶，因此無論是曹魏政權還是蜀漢政權，互砍的時候，都會順手將交界地帶的人口遷移到自己的內(nèi)陸，這么做還是為了爭奪人口，爭奪兵員與勞動力。
匈奴分裂、退敗后還造成了一個結(jié)果，就是北匈奴西遷，南匈奴南移后，騰出來了大片的真空地帶，因而原本游牧于東北一帶的鮮卑人開始填補匈奴留下的真空。
所以從漢代開始，匈奴、羌、氐、鮮卑這些五胡成員就一步步內(nèi)遷，形成五胡與漢人雜居的格局，三國時期則進一步進入中原，參與三國之間的征戰(zhàn)，比如曹操就有專門的胡人部隊。所以三國時期，除了今天的山西、甘肅之外，河北、河南、陜西等地都有大量胡人，整個北方差不多都是諸族雜居，為后來的五胡十六國誕生創(chuàng)造了基礎。
而涼州，則一直是羌人的主要聚居區(qū)。
漢末以后的護羌校尉主要職責就不再是隔開匈奴與羌，而是著重對羌人以及其他胡人進行管理、監(jiān)視、組織屯田、消滅出現(xiàn)的叛亂等等。
也正因為如此，從三國時期的曹魏政權開始，凡是擔任涼州刺史的，就必定要兼任護羌校尉，到了晉代，這種任職方式更是成為一項制度固定了下來。
公元301年，張軌到?jīng)鲋葑唏R上任，一到任就先平定了涼州鮮卑人的叛亂，斬首萬余級”，也就是砍了一萬多鮮卑人的腦袋。這等于是張軌的立威之戰(zhàn)，一戰(zhàn)而在涼州站穩(wěn)了腳跟。公元304年，又有鮮卑人叛亂，張軌再次平息叛亂，俘獲十萬余人。
張軌在涼州的治理方針，一方面是籠絡當?shù)氐氖兰掖笞?，重用當?shù)氐氖兰掖笞澹涣硪环矫嬉矊μ魬?zhàn)自己的世家大族進行打擊，總得來說還是很成功，深得涼州世家大族的擁戴。
張軌在涼州還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就是無論天下再亂，晉室再搖搖欲墜，他也始終堅持晉朝臣子的身份，多次出兵救援晉政權，包括擊敗過劉聰?shù)鹊取?/p>
正如張軌所料，涼州遠離了中原的紛爭，成為了一個亂世的桃源，不過張軌也沒有掉以輕心，一直沒忘了大力開展軍隊建設，而且還組織了境內(nèi)的胡人軍隊。
正因為張軌主政的涼州相對安定，涼州在這一時期此收容了大量內(nèi)陸因戰(zhàn)亂而逃來的難民，人口得以增長，而人口增長，自然也帶來了經(jīng)濟的增長。張軌在涼州大力辦學、發(fā)展教育，墾荒造田、鼓勵農(nóng)桑，同時借著扼守絲綢之路的便利，貿(mào)易也搞的不錯，后代的盜墓者就從張氏家族的墓葬中，挖出來了大量來自羅馬玻璃制品等商品。
因為對晉政權始終忠心，張軌也不斷得到來自朝廷的加封，這期間也有不少手下勸張軌割據(jù)涼州自立，但都被張軌所否決。
公元314年，張軌在中風數(shù)年后病逝，他的兒子，已經(jīng)擔任涼州副刺史、護羌校尉的張寔，被眾人推舉為接班人。這一任命也得到了晉政權的認可，晉愍帝司馬鄴正式封張寔為涼州刺史、平西公。
▲ 今人繪制的張寔像
張寔的時期，劉曜攻破晉朝首都，西晉變成了東晉，涼州等于是和朝廷斷了聯(lián)系，這就像今天一個甘肅的地方官，朝廷忽然跑到了南方，而自己和朝廷中間，隔著陜西、四川什么的割據(jù)政權。不過張寔還是公開堅持自己對晉政權的臣子身份，使用晉愍帝司馬鄴的年號。但同時，張寔也先后向已經(jīng)割據(jù)北方的，劉淵所創(chuàng)建的漢趙、石勒所創(chuàng)建的后趙稱臣，實際上已經(jīng)是一個獨立的政權了。因此一般認為，張寔時期，前涼實際上已經(jīng)是一個割據(jù)政權。
張寔最后死在了一個邪教教主的手里。這個邪教到底是什么教，《晉書》上沒說，但我們從今天記載的這個教派崇拜火的行為以及時代背景來看，無疑是祆教，也就是拜火教。這個祆教教主名叫劉弘，從今天的西安跑到?jīng)鲋輦鞯?，發(fā)展了一千多信徒，信徒中包括了張寔的兩個手下。而劉弘則對這兩個人說，“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
就是說上天授予我了印璽，讓我當涼州之王。
張寔的這兩個手下自然早就被劉弘洗了腦，所以什么神璽不神璽的都不重要，只要教主說了都信，二人秘密發(fā)展了張寔身邊的十來個人，于一天夜里將張寔刺殺。
當然，這場反叛被立刻平息，那個教主劉弘先是被拔去舌頭，然后車裂處死，讓五匹馬扯成了六塊，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五馬分尸。
張寔被刺死的時候才五十歲，兒子張駿十八歲，所以當時涼州的官員們考慮到張駿年幼，打算是推舉張寔的弟弟張茂繼任。不過張茂堅決不同意，還是將位子傳給了張駿，而自己進行攝政。
張茂在兄弟子侄互相爭權奪位為常態(tài)的十六國時期，還真算是一個特例，攝政四年后病逝，臨終前拉著張駿的手留下了自己的遺言，主要說了三個意思，一是咱們張家一直以來都是以孝順友愛、家族和睦而著稱，所以要把這個好傳統(tǒng)傳下去；二是現(xiàn)在雖然天下大亂，但是作為晉朝的臣子這一條不能變；三是自己的喪事一切從簡，因為自己不是晉政權正式任命的官員，所以不能以官員的禮儀下葬。
張駿親政后，倒是很有點開疆立業(yè)的樣子，不斷的向外征戰(zhàn)，擴大疆土，最重要的，則是將西域正式納入了前涼的統(tǒng)治。
▲ 今人繪制的張駿像
我們別看當時內(nèi)陸亂成了一鍋粥，晉政權被打殘，逃到了南方，但是當時的西域，至少在理論上，還是晉政權的管轄范圍，有著晉室任命的官員西域長史與戊己校尉。
說起歷代中央政權對西域進行管轄的官員，大家比較熟悉的是“都護”這個官職，西漢有西域都護府，唐代有安西都護府、北庭都護府等等。這個都護的“護”，意思與護羌校尉的“護”相同。
那么西域長史和戊己校尉是個什么官呢？二者之間又是什么一個關系呢？
西域長史的“長”不念長短的長（chang），而是念生長的長（zhang）。長史，本來是屬于幕僚一類的官職，也就是相當于今天的秘書長之類，不過如果是一個將軍手下的長史，則往往是將兵長史，就是帶兵的長史，可以領兵打仗。西域長史，就屬于將兵長史。
關于西域長史與西域都護的區(qū)別，一種觀點認為西域長史要比西域都護低半級，是西域都護的副職。漢代在對西域控制力強的時候，一般都是設立西域都護，弱一點的時候，則不設立西域都護，只設立西域長史。
也有觀點認為，西域都護與西域長史其實是一回事兒，只是名字叫的不同罷了。但不管怎么說，至少可以肯定，在沒有設立西域都護的情況下，西域長史就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西域最高長官。
而戊己校尉，隸屬于西域長史，但也受涼州的敦煌郡太守管理。
西域都護或者西域長史的職責當然是負責西域的全盤工作，而戊己校尉最初的職責則主是進行屯田，后期則一樣參與軍政事務，甚至在沒有西域都護和西域長史的情況下，為中央政府在西域的最高長官。
那么為什么這個校尉的名字這么古怪？“戊己”是什么意思呢？其實這和中國傳統(tǒng)的陰陽五行有關。
“戊己”是天干地支中，十天干里面的兩個。
說起天干地支，只要是中國人沒有不熟悉十二地支的，因為咱們的十二生肖就是十二地支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而十天干，中國人最熟悉的是前面四個“甲、乙、丙、丁”，再往后大概一部分人就不大熟了。
在陰陽五行學說中，天干地支有著多種的指代，不過總體上說，地支最主要是用來表示時間，而天干是用來表示空間。所以一年十二個月、一月三十天、一天十二個時辰，都有相關的地支。比如2019年的春節(jié)那天，用地支來表示就是亥（豬）年、寅（虎）月、酉（雞）日，如果是那一天的中午11點到13點（北京時間）那就是午（馬）時。
所以我們經(jīng)常會用“猴年馬月”來表示遙遙無期，其實是不對的，因為只要是猴年的農(nóng)歷五月，就是猴年馬月。
天干也會用來與地支結(jié)合，共同表示時間，理論上是確定時間上金木水火土的屬性。所以2019年春節(jié)的大年初一用干支完整表述的話，就是己亥、丙寅、癸酉。
天干所表示的金木水火土的屬性，又與方位有關。
甲、乙為木，為東方；
丙、丁為火，為南方；
戊、己為土、為中央；
庚、辛為金、為西方；
壬、癸為水、為北方。
這樣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戊己校尉的“戊”、“己”代表的方位是中央。
▲ 陰陽五行的方位
正因為如此，后人對戊己校尉就有了兩種說法，
一種是認為，十天干里，其他的天干都有“正位”，而“戊”和“己”則沒有自己的位置，屬于“寄治”。也就是說人家都有東南西北的明確位置，這兩個卻沒有，有點像足球賽場上的“自由人”，哪里需要哪里去。所以戊己校尉就是一個根據(jù)情況設置，不一定有固定治所的官職，哪里需要就在哪里設立。
另一種說法則認為，因為“戊”、“己”居中，所以是表示設立在西域諸城邦國之中的意思，統(tǒng)率四方。
但不管哪種說法，戊己校尉在漢代也有著很高的權力，戊己校尉也并不和西域都護或者西域長史在一個地方辦公，就是各自鎮(zhèn)守一個地方，互為犄角之勢。
從漢代以來，戊己校尉一直是鎮(zhèn)守在交河或者高昌，也就是今天的吐魯番。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戊己校尉有時是一個，有時也是兩個，如果是兩個，則分別是戊校尉和己校尉，最初的時候，在吐魯番，漢廷就是在交河壁設立戊校尉，而在高昌壁設立己校尉。壁，是當時的軍事單位。
那么在張駿執(zhí)政涼州時期，晉室任命的西域長史，叫李柏，駐地在樓蘭；而戊己校尉是一個人，叫趙貞，駐地在高昌。
張駿時期，涼州事實上已經(jīng)獨立，所以無論是李柏也好，趙貞也罷，那更是與中央政權斷了聯(lián)系，是真正的孤懸塞外。所以張駿時期，李柏便歸順了前涼，成為前涼的臣子。
然而趙貞卻并不買前涼政權的賬，反倒是自己割據(jù)了高昌獨立。因此當時的李柏便自告奮勇，要去討伐趙貞，拿下高昌。
李柏的名字，在今天的考古學界里非常響亮。因為在樓蘭曾經(jīng)出土過幾件文書，就是李柏的。被稱之為“李柏文書”。
李柏文書的出土再現(xiàn)，當年是震驚了世界考古學界，原因也很簡單，首先是晉代的紙質(zhì)文書，能在今天完好出土確實罕見，而更重要的是，李柏是史書上有名有姓的人物，能出土發(fā)現(xiàn)他的實物。真讓人有歷史再現(xiàn)的感覺，所以說是“前涼惟一有史書可證的重要人物的文書遺跡”，意義十分重大。
不過可惜的是李柏文書不是中國人發(fā)現(xiàn)的，現(xiàn)在也不在中國?！袄畎匚臅笔侨毡疽粋€人發(fā)現(xiàn)的。這個人說起來在新疆近代史上也是大名鼎鼎，名叫橘瑞超。
▲ 橘瑞超
橘瑞超（1890—1968）其實是一個和尚，曾經(jīng)在上世紀初兩次進入新疆進行文物挖掘和搜集，前后歷時五年，中間還到歐洲轉(zhuǎn)了一圈，拜見了當時名滿天下的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以及馮·勒柯克等人。
這幾個人都是當年進行中亞探險著名探險家，也是今天西域歷史文化研究的奠基人。我們以前對他們的評價，一般都是認為這些人都是文物大盜，從中國拿走了大量的文物。比如敦煌文書就是斯坦因首先買走的，而馮·勒柯克更是因盜割壁畫而臭名昭著。當然他們里面也有評價較為正面的，如斯文·赫定，為中國做了很多貢獻。
不過時至今日，我們對這些人評價也日趨客觀。事實上也正是因為這些人，才使得樓蘭、小河墓地、西域文書等被世人所知，那些璀璨的文化與藝術得以重現(xiàn)天日，敦煌學、吐魯番學等西域?qū)W的研究也成為了一門顯學。
▲ 斯文·赫定
▲ 斯坦因
清末民初時期，最早進入新疆進行所謂考察探險的是俄國人，但是成就最高的則是斯文·赫定與斯坦因。樓蘭故城與小河墓地，就是斯文·赫定發(fā)現(xiàn)的。
那一時期的日本人，我們知道，是一心要躋身世界列強的行列，什么事兒都不想落后，所以到西域探險這事兒，也不能落下，當時有個叫大谷光瑞的，就組織了一個探險隊。這個大谷光瑞實際上并不簡單，一方面他是日本佛教界的領袖，一方面是個伯爵，而且還是日本大正天皇的連襟，大正天皇娶了妹妹，他娶了姐姐——順便說一句，日本的和尚是能結(jié)婚生子的。
大正天皇，就是那個搞明治維新，把晚清打的一敗涂地的明治天皇的兒子，而現(xiàn)在日本的明仁天皇，則是大正天皇的孫子。
大谷光瑞搞的這個探險隊，和歐洲的那些探險隊不同的是資金不是來自政府，而是全部來自佛教信徒的捐贈，因為對這些日本佛教徒來說，認為西域以前是佛國，而現(xiàn)在則落入到了伊斯蘭教徒的手中，所以他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拿走和保護西域的佛教文物，免得被伊斯蘭教徒毀壞。也正因為如此，日本的這個探險隊，是當時所有外國探險隊中，最缺乏考古素質(zhì)的。因為都不是學考古的，基本上對考古是一竅不通。因此在新疆大肆挖掘的時候，一是破壞很大，二是根本就沒有嚴謹、科學的記錄。
今天我們?nèi)绻燔嚨目俗螤柺?，能很容易分辨出哪些壁畫是德國人鋸割的，哪些是日本人鋸割的，因為日本人的手法非常粗糙，鋸一塊壁畫，周邊就破壞一大片。
大谷光瑞探險隊共進入新疆三次，橘瑞超參加的是后兩次，而他第一次參加探險隊，進入新疆時，才剛剛18歲，一個小和尚。
在西域探險挖文物這件事兒上，日本人屬于趕末班車的，因為斯坦因、勒柯克這些人都已經(jīng)把該挖的地方都挖了個遍。能帶走的，那是帶走的干干凈凈。不過日本人倒是并不氣餒，先是從斯文·赫定這些人身上索要到樓蘭古城等地方的地理坐標，了解情況，然后直奔新疆而來，到了新疆后，反正歐洲人走過的地方，自己再扎扎實和走一遍，屬于典型的撿漏性質(zhì)。
但是橘瑞超這個18歲的小和尚運氣卻出奇的好，在樓蘭故城，斯坦因前腳走，橘瑞超就后腳進，硬是在斯坦因已經(jīng)掘地三尺的樓蘭，發(fā)現(xiàn)了“李柏文書”。所以當后來橘瑞超公布“李柏文書”的時候，斯坦因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漏了這么重要的一個東西，腸子都青了，恨不能以頭搶地、自挖雙目。
而橘瑞超所發(fā)現(xiàn)的“李柏文書”所書寫的內(nèi)容，恰恰與李柏攻打高昌，平定趙貞有關。
那么橘瑞超是怎么發(fā)現(xiàn)“李柏文書”的呢？
“李柏文書”上又寫了些什么？
西域長史李柏，又是否戰(zhàn)勝了戊己校尉趙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