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王陽明“心學”體系的建立，形成了一個與朱熹“理學”不同的認識論。他察覺出朱熹學說中的弊端，即將“心”、“理”、“物”割裂開來，生發(fā)出將外在的“理”和內(nèi)在的“心”合一的學說。王陽明的“致良知”思想，就是修復了朱熹學說的弊端，將作為“知”的“良知”與日常行為結(jié)合在一起。分析其學說中“心即理”、“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有助于發(fā)現(xiàn)其與康德自由意志的契合之處，體現(xiàn)王陽明學說中的自由思想。
2. 王陽明“致良知”的主要哲學思想
王陽明的“致良知”之學，從“心即理”出發(fā)，引出良知，闡述了良知與心、良知與理的關(guān)系，以此作為其學說的理論基礎(chǔ)。再通過對其實踐方式“知行合一”的進一步界定，達到走向圣人之境的最終目的，實現(xiàn)了其學說的價值目標。
2.1. “良知”的概念闡釋
作為陸九淵后“心學”的發(fā)展者和集大成者，在孟子“人性本善”基礎(chǔ)上，王陽明發(fā)展了他們的學說，并據(jù)此提出和完善了“良知”說，成為陽明學的核心范疇。
“良知”一詞最初是由孟子提出的。“人之所以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愛其兄也?！?[1] 故而，在孟子觀念中，“良知”即所謂的道德心是人生來就先天具有的。王陽明受到孟子觀念的影響，將自己的良知也概括為自然具有的。如他說：“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fā)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它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個良知?！?[2] 又說：“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 [2] 這里的“良知”與孟子相同，即人本身就具有的道德意識。此外，王陽明還認為，良知能自主分辨是非善惡?？梢姡J為人的本然狀態(tài)便是可以區(qū)分善惡的，人是本然就具有道德意識的。
2.2. 心即理
陸九淵提出“心即理”，王陽明予以進行了發(fā)展，二者有明顯的不同之處。陸九淵的“心即理”來源于孟子“心性論”，認為本心即是一切價值自覺之根據(jù)，是就人的價值自覺來講；同時還認為人的心同于宇宙的規(guī)律。而王陽明的“理”，緊扣人的道德而言，他說：“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需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fā)之事父便是孝，發(fā)之事君便是忠，發(fā)之交友治民，便是仁與信。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2] 從理論上可知，王陽明所認為的“理”，并不是認識論方面的，而是倫理意義上的德性之“理”。簡言之，王陽明認為是道德規(guī)范先驗地生與人的內(nèi)心之中。這個天理，分化了之后，則為孝、弟、忠、誠等德目。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 [2] 可知，良知是人心的本然。在這個程度上，良知和心是等同的。如果將心比作鏡子，那么良知便是心之明處，因此，在陽明學說中，良知可以與心互換。其次，良知作為內(nèi)在的道德準則，以天理為內(nèi)容，等同于道德法則的理、天理。王陽明認為，良知就是天理的昭靈明覺處，良知即是天理。如此可知，王陽明在良知的個體性和普遍性之中溝通了“心”、“理”，為之后命題的提出奠定了基礎(chǔ)。
2.3. 知行合一
“良知”是王陽明思想的核心范疇，“知行合一”說則是其發(fā)展，最終與“格物致知”、“致良知”形成整套理論體系。王陽明解釋“知行合一”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2] 就其本來意義而言，“知”、“行”的一體并不是指行知兩者指涉同一對象，兩者是統(tǒng)一的，是不可分割的。
2.3.1. 知是行之始
王陽明談此用以糾正世人對知的錯誤認識。一般人往往會將良知看作一種理性，所以會將知與行分開。“一念發(fā)動處即使行了”。在王陽明看來，知指意念、意識、意欲等知覺形式，同時還包括人的欲望。由此可見，王陽明對于知的討論已經(jīng)超出了單純理性認知的范圍，而認為知更多的體現(xiàn)本體的喜好和欲求。良知是一切道德理性和情感的標準。
2.3.2. 行是知之成
人的良知是先天的，從邏輯上看，應當先于外物而存在，因此也就是先于“行”而存在。但是在遇事物之前，良知才會以“行”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沒有真實的實踐，良知也就無由體現(xiàn)。不能體現(xiàn)于“行”。因此，人的良知不僅必欲表現(xiàn)為行之后快，而且只有當它表現(xiàn)為真正正確的行為之后，良知才真正實現(xiàn)和證明了自己。因此，王陽明說：“行是知之成”。不僅良知必然要外化于行，而且人的所有行為必須在知的指導下進行才是符合道德的。
2.4. 致良知
王陽明的所有學說思想，如心外無理、知行合一等，都歸匯到“致良知”里，得到了總結(jié)、提升和融會貫通。王陽明在這里將“致”訓做“至”，“至”指至乎極，有極點之意。因此，致知就使要達到“知至”的目的，使自己心中的良知達到極點?？梢?，致與極相通，指經(jīng)過一個過程而達到極點。用于良知，則擴充良知至于其全體。
王陽明將致良知訓為“至極其良知”，可是，這樣并不能完全表現(xiàn)出致良知的意義來。致良知思想還需要是依良知而行，以正天下之物，這是王陽明更為強調(diào)的一面。
所以圣人的境界首先就是良知靈明，無私欲遮蔽，也就是格物致知以至良知之極。而由于良知具有內(nèi)在性，不能無視人的個體的特定存在，因此，王陽明強調(diào)隨個人的才能來成就每個人。因此，不能束縛人的個性，要求人依其性發(fā)展，即自由發(fā)展。
3. 致良知理論與自由的關(guān)系
3.1. 良知與自由的關(guān)系
在王陽明學說中，“心”與“良知”二詞是可以通用的。王陽明“心即理”說主要反對的是朱熹的外在天理觀。朱熹認為心包含理，但理在人的心中只是作為性出現(xiàn)的。人心不能與“理”合一，是外部環(huán)境和內(nèi)部氣質(zhì)影響的結(jié)果。因此，從認識論的角度看，要使人心與道德法則具有一致性，這就是要付諸格物窮理。
而王陽明認為天理內(nèi)在于心。在王陽明“心即理”的命題中，“心”也就是內(nèi)每個人內(nèi)部的個體意識。這便需要經(jīng)過理性，才能達到自為的境界。
后來王陽明提出了“良知說”，將“心”、“理”、“知”、“行”置于統(tǒng)一體系中，成為一體不可分離。他用此種觀點完成了心學的任務，破除了朱熹以來天理對人束縛，成為人打破禁錮走向自由的理論基礎(chǔ)。
3.2. 知行合一與自由的關(guān)系
王陽明意在將內(nèi)心中善的意識和實踐中善的行動統(tǒng)一起來。在王陽明“知行合一”說中，知是亟待轉(zhuǎn)化為行動的意念和欲求。人有此種意識，便需要將其付諸對父母行孝、對君主盡忠的日常生活實踐中。作為道德主體的“良知”的實踐是自然而然的。良知是標準和動機的統(tǒng)一。因此可以這樣說，作為道德實踐主體的“良知”是完全自由的。
“自由”一詞內(nèi)涵著行動本身，只有當主體自然完成善時，他才是自由的。正因為良知可以實踐并完成善，所以良知是自由的。因此，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正是針鋒相對的反對不能對個人的善的認識付諸于實踐的不自由。無論是冥行妄作、瑞摸影響王陽明的“致良知”之學，從“心即理”出發(fā)，引出良知，闡述了良知與心、良知與理的關(guān)系，以此作為其學說的理論基礎(chǔ)。再通過對其實踐方式“知行合一”的進一步界定，達到走向圣人之境的最終目的，實現(xiàn)了其學說的價值目標。
3.3. 致良知與自由的關(guān)系
“良知”是主體自由的基礎(chǔ)，然而世上的人大部分由于受到外物的牽引與驅(qū)動，使私欲障蔽了本來的良知，因而是不自由的。而“致良知”則是主體由不自由到自由的唯一途徑。主體從本然良知與行結(jié)合達成致良知的實踐，以實現(xiàn)絕對自由。事實上，“知行合一”表述了本然狀態(tài)的、被人欲束縛的良知通過道德踐履走向明覺和自由的過程，二者是一致的，但是側(cè)重點有所不同?！爸泻弦弧标P(guān)注的是良知作為一種潛在的自由和動機，是如何急切地引導主體踐履，并如何在道德踐履中展現(xiàn)出來的；而“致良知”關(guān)注的則是人如何在道德狀態(tài)下進行實踐，然后使本然的善走向極致，實現(xiàn)絕對自由。這是同一個過程的兩面。
“致良知”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將主體的良知擴充到其極，使之充塞于宇宙之間；另一方面良知的充塞流行必然要置主體的良知于每一件事物，使它們符合主體的認知規(guī)范。在此致良知的過程之中，主體的自身境界不斷得到提升，并最終達到完全自由的境界。
良知至其極之處，便可以將天下所有的事物作為客體，作為它作用的對象，因此天下萬物與我為一體。正如王陽明所說：“夫圣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yǎng)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2] 作為主體對象的世界與主體是一體的，因此如果主體僅僅自己依照內(nèi)在準則行事，那并沒有達到真正的絕對的自山，因為意義世界仍是自在的，雖然它被主體所觀照，但并未按主體的良知運轉(zhuǎn)，仍是主體自由的阻礙。因此主體欲達到絕對自由的境界，這正是致良知的意義，即使人達到絕對的自由。
4. “致良知”學說中與康德“自由意志”的相同之處
4.1. 康德“自由意志”的概述
康德的自由意志是先驗的，與人類的經(jīng)驗無關(guān)。在康德思想中，自由意志一詞便等同與道德規(guī)律 [3] 。自由意志與一切感性經(jīng)驗因素沒有關(guān)系，是理性的、客觀的。由于康德認為人心中的道德律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必然的，客觀的，而人的經(jīng)驗界的知識恰恰與此相反。因此，康德將平時人們從日?；騻鹘y(tǒng)感性經(jīng)驗中得來的道德準則稱為意志他律，它是假言命令，是一切假言道德的根源。他認為必須排除一切感性因素，通過實踐理性自身立法。人類的客觀理性產(chǎn)生的意志自律即自由意志才是規(guī)范一切的依據(jù)。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康德所謂的自由與一切感性的、經(jīng)驗的因素相對，他贊揚只要人類才具有的理性能帶來真正的自由。
4.2. “致良知”與“自由意志”相似之處
4.2.1. 都具有先驗性
王陽明認為“良知”是人生來所固有的道德判斷能力，且將其作為判斷一切事物以及行動的準則。他說：“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就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fā)用。若是良知發(fā)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 [2] 意思是說，良知是人的天賦的理性。天理的昭明靈覺是指道德自身所具有的道德自覺。他說：“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名覺發(fā)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它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個良知?！?[2] 又說：“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 [2] 在這里良知即是人的倫理道德的依據(jù)，也是一切意識和實踐的主體。人們以它為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
4.2.2. 都具有自律性
王陽明的“良知”與康德的“自由意志”都認為，人的自我道德性決定他的行為。按照此作出的行為選擇就是道德自律。因為人雖然服從神圣的道德律令，但道德律令的主體仍然是人，立法和執(zhí)法內(nèi)在于人自身。人的自由便體現(xiàn)在其中。根據(jù)王陽明學說，即是人人內(nèi)具的良知既是是非的標準，又能行為的指導因素；根據(jù)康德思想，則為一切判斷借助先驗道德理性來決定，并通過實踐使之成為可能。
可見，王陽明和康德都認為人要出自自己內(nèi)心地為自己立法。王陽明的“致良知”與康德的“自由意志”都尊重人的自身主體性，強調(diào)人的道德自律，皆能體現(xiàn)出人在其中的自由。
5. 結(jié)語
由此可知，作為中國哲學中心學集大成者的王陽明，在對人的“良知”的闡釋中解除了北宋朱熹以來超驗的外在之“理”對于人的禁錮和束縛，將學說再次轉(zhuǎn)向孟子以來內(nèi)求的修養(yǎng)之路。其學說中“心即理”等理論凸顯出人先天具有的良知即是非判斷能力和道德選擇能力是一切事物的標準，從而顯示出其學說中自由的光輝。這點與西方哲學家康德的自由意志學說有著許多相似和共通之處，揭示了從古至今東西方哲學家對于自由和人類的思想解放的不斷求索，具有重要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