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白撰文道： 中國古代沒有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的清晰概念，只有謀略、計謀等實用技巧的介紹，其中有些屬于戰(zhàn)略范疇，有些屬于戰(zhàn)術(shù)范疇，多數(shù)則難以界定。這些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思想可以分為八類： 運籌帷幄論。主張知己知彼，胸有成竹，未戰(zhàn)先勝。孫子說：“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也。”“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zhàn)與不可以戰(zhàn)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有防備）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是故勝兵先勝（先有制勝的策略和把握）而后求戰(zhàn)，敗兵先戰(zhàn)而后求勝。” 柔武取勝論。主張不戰(zhàn)而勝，心戰(zhàn)全軍，令之以文，齊之以武。古代軍事家認為“心勝為上，兵勝為下”；“全（保全）軍為上，破（攻破）軍次之”；“善勝敵者，勝于無形”。他們還非常重視軍紀賞罰：“軍紀者，軍隊之命脈也。治軍之要，尤在賞罰。”“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民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將無還令（命令不能收回），賞罰必信。”“賞不逾日（不等到第二天），罰不還面（不轉(zhuǎn)過臉去）。”“賞不加于無功，罰不加于無罪。”“軍以賞為表，以罰為里。”“誅一人而千萬人順，誅其心也；賞一人而千萬人奮，賞其心也。”“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元惡不可不誅，協(xié)從（從犯）不可不撫。”“與其失之寬，不如失之嚴。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知道感激）。”等等。 兵不厭詐論。主張偽裝欺詐，陰謀詭計。古人這方面的言論很多：“善動敵者，形之（示形，以佯動迷惑敵人），敵必從之；予之（給敵小利），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欲攻敵，必先謀。”“共敵不如分敵（使敵人兵力集中不如使敵人兵力分散），敵陽不如敵陰（正面與敵人對壘不如用計謀與敵人作戰(zhàn)）。”“虛者虛之，疑中生疑；剛?cè)嶂H，奇而復奇。”“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發(fā)之以其陰（秘密發(fā)兵），會之以其陽（公開討伐）。”“戰(zhàn)陣之間，不厭詐偽。”等等。 宏觀取勢論。主張建立強大的兵勢，分兵合擊，團結(jié)激氣，利用地勢。古人說：“善戰(zhàn)者，恒求之于勢。”“水之弱至于漂石者，勢也。”“勇怯，勢也。”“故用兵之法，十（十倍于敵的兵力）則圍之，五則攻之。”“善戰(zhàn)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善戰(zhàn)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先發(fā)制人，后發(fā)制于人。”尉繚曰：“善用兵者，能奪人（挫傷敵人的氣勢）而不奪于人。”鬼谷子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于人。”管仲曰：“眾寡同力，則戰(zhàn)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吳子曰：“夫發(fā)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眾而人樂戰(zhàn)，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劉基曰：“凡與敵戰(zhàn)，若陷在危亡之地，當激勵將士決死而戰(zhàn)，不可懷生（貪生怕死）則生。”孫臏曰：“合軍聚眾，務在激氣。”史可法曰：“將所以克敵者，氣也。”孫武曰：“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孫子還有很多有關(guān)地利的論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預測敵情）制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等等。諸葛亮曰：“善將者，因（順應）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向者無敵，所擊者萬全（萬無一失）矣。”梅堯臣曰：“地有死生之勢。”《太白陰經(jīng)》曰：“地之險易因人而險。”《虎鈐經(jīng)》曰：“居險用險必內(nèi)潰（居于險地再冒險，則軍心不穩(wěn)），居易用易必外蹶（居于平地若不出奇兵，則必然被擊?。?。”《登壇必究》曰：“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后起則勞。” 隨機應變論。主張出敵不意，乘隙而動，不失時機，攻守轉(zhuǎn)化。太公說： “不能分移（分兵機動），不可語奇。”劉基說：“凡與敵戰(zhàn)，須務持重。見利則動，不見利則止，慎不可輕舉也。”白毫子說：“時不再來，機不可失。”袁崇煥說：“堅壁清野以為體，乘間擊暇以為用。”胡林翼說：“兵貴因機（因循機遇），事貴乘勢。”“兵家之法，戰(zhàn)守并重。”“軍旅之事，守于境內(nèi)，不如戰(zhàn)于境外。”李靖說：“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孫子說：“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敵人判斷失誤，沒有來進攻）也。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 正奇互補論。主張正奇相因，避實擊虛，千變?nèi)f化。孫子曰：“戰(zhàn)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故勢因敵之動，變生于兩陣之間，奇正發(fā)于無窮之源。”曾國藩曰：“用兵之事，須半動半靜，動如水，靜如山。”《握奇經(jīng)》曰：“治兵以信，求勝以奇。信不可易（改變），戰(zhàn)無常規(guī)。可握則握，可施則施。” 將領(lǐng)決定論。認為生死存亡在于將領(lǐng)，因此對他的素質(zhì)有特殊的要求。孫子說：“夫?qū)⒄撸瑖o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將有五危：必死（輕于送死），可殺也；必生（貪生怕死），可虜也；忿速（一觸即怒），可侮也；廉潔（過于注重名聲），可辱也；愛民（不忍心放棄一些人），可煩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還說：“主不可怒而興師，將不可慍而致戰(zhàn)。”曾國藩則具體地提出對將領(lǐng)的要求：“帶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胡林翼說：“將以氣為主，以志為帥（以意志為統(tǒng)帥）。”“求將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氣，有智略。”《六韜》中則提出了考察將帥的方法“八征”：“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窮追不舍地詰問）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派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明知故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讓他理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貞操），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tài)。”關(guān)于專制君主的詔令與將帥的權(quán)力，周亞夫說：“軍中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太公說：“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出軍行師，將在自專。”而古代許多將領(lǐng)無論是得勝還朝還是一敗涂地，都容易被君主殺戮，其根源也在于此。古人還有很多關(guān)于將士的言論，如認為：“夫統(tǒng)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二；號令不二，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氣勢自壯。故機宜不可以遠決（不可不當時當?shù)仉S機決策），號令不可以兩從（號令不一，無所適從）。”“兵貴其和，和則一心。兵雖百萬，指呼如一。”“千人如一，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如一人之身），乃可以應敵合戰(zhàn)。”“夫?qū)⒕苤G，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善為將者，剛不可吐，柔不可茹（不可欺軟怕硬）；和平之中，而有不可假借之力（不可剝奪利用的力量）；持守（端莊嚴肅）之中，而有可以親近之慈。”“以身先人，故其兵為天下雄。”等等。 戰(zhàn)備糧草論。主張居安思危，備兵教戰(zhàn)；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要求大量儲備糧食，同時食于敵國。《易經(jīng)》中說：“王公設險，以守為國。”《虎鈐經(jīng)》中說：“善用兵者，防亂于未亂，備急于未急。”《將苑》中說：“軍無習練，百不當一。”《登壇必究》中說：“練兵之法，當先練心。”俞大猷說：“教兵之法，練膽為先；練膽之法，習藝為先。”關(guān)于糧草軍械等，孫武說：“凡用兵之法，帶甲十萬，千里饋（運送）糧，日費千金，然后十萬之師舉矣。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兵員不再次征集），糧不三載（糧草不多次運送），取用于國（就地取糧），因糧于敵。”“智將務食于敵，勝敵而益強（既要打敗敵人又要使自己更加強大）。”又說：“軍無輜重（武器裝備）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儲備）則亡。”“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放棄一些軍力）而爭利，則輜重捐（舍棄）。”曾國藩說：“行軍以糧路為第一要務。”諸葛亮說：“軍以糧為本，兵以奇正為始，器械為用，委積為備。”李筌說：“軍無輜重，則舉動皆缺。” 胡魚說：“好！”又聽菲耳士說： 中國的軍事思想史源遠流長。黃帝戰(zhàn)蚩尤采用逐步后退的戰(zhàn)法，周武王平定天下，以車戰(zhàn)為主，姜太公柔遠人、懷諸侯，老子主張以奇用兵、用人（借用他人）之力?！段浣?jīng)七書》以及孫臏兵法、諸葛亮兵法等等相繼出世。 中國的軍事思想重在用謀、用計、用間、攻心、奇正、應變，這與中國人的勾心斗角、陰謀詭計，不團結(jié)，不守信，人際關(guān)系異常復雜等等，是一致的。 西方的軍事思想也隨戰(zhàn)爭一起產(chǎn)生，可追溯到古希臘。但成熟的軍事理論出現(xiàn)很晚。直到十八世紀，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1712～1786）著《戰(zhàn)爭原理概論》，強調(diào)突擊、機動；法國的基柏特（1743～1790）著《戰(zhàn)術(shù)總論》，主張運動戰(zhàn)，以戰(zhàn)養(yǎng)戰(zhàn)，反對防線、堡壘；約米尼（1779～1869）著《戰(zhàn)爭藝術(shù)概論》，主張集中用兵、各個擊破，以及運動戰(zhàn)、心理戰(zhàn)，重視切斷敵軍交通線。他成為近代軍事思想的第一人；與約米尼同時的克勞塞維茨是西方軍事之父，他所著的《戰(zhàn)爭論》認為戰(zhàn)爭不是科學或游戲，而是要用全部國力來打的暴力行動，他說“戰(zhàn)爭是一種強迫敵人遵從我方意志的暴力行動。”又說“戰(zhàn)爭不過是政治用其他手段的延續(xù)。”克勞塞維茨之后，西方軍事家人才輩出，馬漢、杜黑、麥金德、科林斯、哈特、富勒、鮑德溫、朱可夫、伏龍芝、拿破侖、福煦、魯?shù)堑婪颉⒐诺吕锇?、巴頓、隆美爾……。 下面，我謹比較一下中國與西方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的相同與相異之處。 中國人注重謀略，西方人重視實力，但西方人偶爾也講到計謀。克勞塞維茨曾說：“任何一次出其不意都是以詭詐（即使是很小程度的詭詐）為基礎(chǔ)的。”腓特烈大帝曾說：“在戰(zhàn)爭中，狐貍皮有時也和獅子皮同樣的需要，因為當實力失敗時，而狡計反能成功。”馬其頓的菲力普曾說：“詭計放在實力的前面，而最后才使用實力。” 中國人更強調(diào)遇時不疑，抓住時機；西方人更強調(diào)突擊、閃電之戰(zhàn)。利德爾·哈特說：“突然性是戰(zhàn)略的本質(zhì)。”拿破侖說：“所謂的戰(zhàn)術(shù)是，抓住最重要的時刻，把最強大的力量施展出來。” 中國人更強調(diào)出奇制勝，正奇結(jié)合；西方人更強調(diào)集中用兵。福煦說：“同時不得求二戰(zhàn)，必須努力集中兵力。”卡爾大公說：“在兵力對比完全相等的地方不可能取得任何良好的戰(zhàn)果。”魯?shù)堑婪蛘f：“陸上、海上和空中的統(tǒng)帥藝術(shù)，在于在數(shù)量上和武器的威力上造成對敵的優(yōu)勢，這就是說要形成一個打擊的重心，在敵人力量薄弱的地點和在獲得勝利后就會使敵人徹底失敗的方向上挫敗敵人。” 中國人主張攻守轉(zhuǎn)化，既講究先發(fā)制人、先聲奪人，又講究后發(fā)制人、柔以制剛，而西方人對后者不太用心。約米尼說：“讓我們記著，要克服征服者的野心，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在適當?shù)臅r機，先發(fā)制人。”又說：“實際上，假使要說戰(zhàn)爭的藝術(shù)，最主要的就是應該把我軍的主力，投擲在決定點上。那么，如何才能達到這個目標，其必需的手段就是爭取主動。”盡管克勞塞維茨也說：“迅速而猛烈地轉(zhuǎn)入進攻是防御的最光彩的部分。”“防御這種作戰(zhàn)形式就其本身來說比進攻這種作戰(zhàn)形式強。”“防御這種作戰(zhàn)形式?jīng)Q不是單純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擊組成的盾牌。”拿破侖也說：“戰(zhàn)爭的全部藝術(shù)就是一個非常合理而十分謹慎的防御，則繼之以一個迅速而大膽的攻擊。”這些思想有點中國式。 中國與西方都重視對地利、地形的研究?！读w》中說：“凡深入敵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為之固；謹守關(guān)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孫子兵法》中說：“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xiāng)導者，不能得地利。故曰：涂（道路）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我們西方的約米尼說：“假使一位將領(lǐng)想在一幕偉大的戰(zhàn)爭戲劇當中，充任一個成功的演員，那么他第一個職務就是要審慎研究作戰(zhàn)的場所（舞臺），這樣他就可能看清楚敵我雙方在形勢上的優(yōu)劣利害。”腓特烈說：“地理知識對于一個將軍來說，猶如步槍之對于步兵，數(shù)學公式之對于幾何學家一樣重要。”亨利·勞埃德說：“地形，這是一本偉大的、獨一無二的兵書。” 中國人不如西方人重視武器特別是新武器的作用。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國人以將為本，西方人以武器為本。富勒說：“現(xiàn)在我相信機械化戰(zhàn)爭，也就是相信裝備機器的軍隊，這種軍隊只需要少量的人和強大的機器。”古德里安說：“假使除了普通的用奇以外，而又再加上新的兵器，則奇襲的效果就會大大增加。”什捷緬科說：“突然地大量使用新式武器，可取得巨大效果。” 中國人沒有直接談到一些具體的戰(zhàn)術(shù)，如占領(lǐng)城池與消滅敵人的關(guān)系，如何迂回進攻等。而西方兵圣克勞塞維茨說：“消滅敵人軍隊才是真正有效的行動，而占領(lǐng)敵人地區(qū)不過是消滅敵人的后果。沒有消滅敵人軍隊就占領(lǐng)敵人地區(qū)，始終只能看作是迫不得已的下策。”普魯士的腓特烈說：“這是戰(zhàn)爭中的一條萬古不易的公理，確保你自己的側(cè)翼和后方，而設法迂回到敵人的側(cè)翼和后方。” 總之，中西軍事思想各有所長，各有所短。中國人干得很出色，只是“一將功成萬骨枯”，中國的暴力對抗太激烈了、太殘忍了，使得生靈涂炭?？梢哉f，軍事是古代中國人最能發(fā)揮計謀特長的領(lǐng)域，正如科學是西方人最能發(fā)揮邏輯思維特長的領(lǐng)域一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