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書公開在2014年1月1日全面開展，大量刑事裁判文書公開的法治意義是多方面的，對于刑事辯護而言，刑辯律師可以通過檢索已生效且案情類似的裁判文書來為當前的刑事案件提供說理和辯護思路，為刑事辯護開辟了一條新航道。
但是，裁判文書公開依然沒有解決裁判文書說理簡單的弊病，刑事辯護律師在辯護詞、庭審的舉證質證、法庭辯論過程中對案件提出了諸多疑問，而人民法院的回應往往都是“沒有事實及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一句話將辯護律師的所有努力都轉化為“無效辯護”，并且，此種“無效辯護”并不能反映出辯護律師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的作用。這樣的局面直接將刑辯律師推向可有可無的尷尬境地，“托關系找人”成為刑事案件的常態(tài)。
面對這樣的境地，2018年6月13日生效的《關于加強和規(guī)范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給刑辯律師送來了一場及時雨。筆者看來，這場“及時雨”的刑辯意義如下：
一、排除了刑辯律師最不愿意見到的裁判文書類型
《指導意見》第15條明確規(guī)定，不能未經分析論證而直接使用“沒有事實及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之類的表述作為結論性論斷。裁判本身就是說理的過程，不說理就下結論類似于“耍流氓”?！吨笇б庖姟访魑慕埂八Ａ髅ァ钡牟门形臅愋?，要求裁判文書明確說明不采納辯護意見的事實和理由?？梢灶A見到，當刑辯律師所提出的意見均要在裁判文書之中得到反映，法官就不得不重視辯護律師的辯護意見，辯護律師在刑事辯護過程中的作用就不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舉足輕重的?！吨笇б庖姟访魑慕埂八Ａ髅ァ笔降牟门形臅?，能夠保證裁量文書的最低質量。
二、辯護律師提出的證據意見、事實爭議、法律適用意見都需要在裁判文書中反映并進行說理
《指導意見》第4-5條對證據說理提出了基本要求。首先，裁判文書“應當結合訴訟各方舉證質證以及法庭調查核實證據等情況”。這就表明，法官在證據采納和采信時，必須重視辯護律師基于“證據三性”提出的證據意見。其次，對于辯護律師提出非法證據排除的，法官在裁判文書中必須說明是否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調查、證據是否排除及其理由。此種制度安排，使得辯護律師對證據提出的辯護意見、質證意見必須得到法官重視。
《指導意見》第6條對如何對認定的事實說理提出了基本要求，明確要求“裁判文書應當結合庭審舉證、質證、法庭辯論以及法庭調查核實證據等情況”?？梢?，裁判文書在認定的事實也不能擺脫辯護律師的意見而獨立存在，必須結合辯護律師在庭審舉證、質證、法庭辯護過程中提出的意見。除此之外，法官應當對證據與認定事實之間的邏輯關系進行說理，對于利用間接證據認定的事實，應當說明證據的相互印證并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對于推定方法認定的事實，要明確說明啟動推定的理由、反駁的事實和理由。因此，辯護律師針對證據與事實之間的證明關系提出的辯護意見，也應當得到法官的重視，并落實在裁判文書中。
《指導意見》第7條對法律適用說理提出了基本要求。首先，對于法律適用無爭議的，應當圍繞裁判內容和裁判尺度進行說理。例如，各方對被告人構成盜竊罪無爭議的，此時法官必須說明裁判的具體尺度，例如為何適用較重或較輕的宣告刑。這就為刑辯律師做量刑辯護提供了空間，使得辯護律師的量刑辯護意見得到主審法官的重視，并反映在裁判文書之中。其次，“訴訟各方對案件法律適用存有爭議或者法律含義需要闡明的，法官應當逐項回應法律爭議焦點并說明理由”。關鍵詞是“應當”和“逐項回應”，這表明了最高院的基本立場，即“有爭議，必須有回應”。這種制度安排要求法官全面把握案件各方立場和觀點，從而能夠讓法官全面把握案情爭議點，明確說明判決的法律依據和理由，這也為律師的意見進入法官的視野提供了路徑。
綜上所述，法官必須對證據的采信、案件事實的認定、法律適用和裁量尺度進行全面的說理，在說理過程中，又必須全面考慮訴訟各方的意見和建議，這就為刑事辯護律師提出的無罪辯護、罪輕辯護和量刑辯護意見提供了進入法官視野的路徑。簡而言之，因為各方意見均必須要落入到裁判文書上，所以法官必須要閱讀、聽取并思考是否采納辯護律師的辯護意見。這可以說成是裁判文書的倒逼機制。這種說理的制度安排，強化了刑辯律師提出的辯護意見對法官定罪量刑的影響，實質是強化了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以說理的形式提高了辯護律師的訴訟地位。
三、《指導意見》擴充了辯護律師提出辯護意見的資料和依據
為了提高裁判結論的正當性和可接受性，《指導意見》第13條規(guī)定了法官在裁判文書說理中可以引用的資料，不僅包括常用的法律法規(guī)、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的指導性案例和非司法解釋類審判業(yè)務規(guī)范性文件，《指導意見》還明確規(guī)定裁判文書可以引用公理、情理、經驗法則、交易慣例、民間規(guī)約、職業(yè)倫理；立法說明等立法材料；采取歷史、體系、比較等法律解釋方法時使用的材料；法理及通行學術觀點；與法律、司法解釋等規(guī)范性法律文件不相沖突的其他論據等資料。刑事辯護的本質就是通過各種手段來說服法官接受辯護律師的辯護意見，從而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因此，任何的資料和工具都可以成為說服法官的資料和工具。但由于我國法律并無明文規(guī)定，所以非法律法規(guī)、司法解釋的資料對于法官的說服力極弱?！吨笇б庖姟访鞔_將說理所依據的資料擴張，實踐效果就是辯護律師能夠使用的資料和工具更為廣泛，辯護策略也更加豐富。例如，可以利用“專家意見”來說服法官、可以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出版的書籍說服法官、可以引用立法材料說服法官等。換句話說，《指導意見》實質上將刑法學理的爭議引向裁判文書中，法官已經不能再回避說理而直接列明結論，而應當正視學理爭議，大膽說理。這樣的制度安排使得裁判更為透明，也能不斷增長法官的裁判知識，并以裁判的前后一致來約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可以預見，如果按照《指導意見》的構思去運作，未來十年的中國刑事辯護和刑事審判將變得更為專業(yè)化，中國刑法實務和理論界將結合得更為緊密。
四、《指導意見》的不足之處
《指導意見》要求強化裁判文書說理依據的依然是行政手段，通過“評選發(fā)布全國性的優(yōu)秀裁判文書，通報批評瑕疵裁判文書”、“法官業(yè)績考核的重要指標”來激勵一線辦案人員強化裁判文書說理的熱情，通過將“裁判文書釋法說理作為裁判文書質量評查的重要內容，納入年度常規(guī)性工作之中”來督促人民法院重視裁判文書說理工作?？偟膩碚f，《指導意見》對裁判文書的質量監(jiān)督依然是內部監(jiān)督，并未引入社會力量進行監(jiān)督；從法律后果來看，《指導意見》并未按照典型的“法律前提-法律后果”規(guī)則來推行裁判文書說理，并未對裁判文書的撰寫者給予實質的不利后果約束，對于說理不明確的裁判文書，也并未賦予實質的法律后果。例如，是否可以考慮對于裁判文書說理極度不清楚、事實認定和法律引用出現低級錯誤，可能導致定罪量刑不當的案件，在上訴期內，可以向上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下級法院重新審理并撰寫裁判文書；對于已生效的裁判文書，可以依法撤銷原判決或裁定。筆者認為，這些問題，依然有待進一步解決。（武漢大學法學院、廣東泛邦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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