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世紀，古代希臘哲學家希波克拉特首先提出了氣質的概念。他設想，體內液體的混合以血液占優(yōu)勢者，為多血質}以粘液占優(yōu)勢者，為粘液質;以黃膽汁占優(yōu)勢者，為膽汁質;以黑膽汁占優(yōu)勢者，為抑郁質。人的氣質就是由這4種體液特征所決定的。盡管這一假說始終未能得到精確的自然科學證據的支持，但這4種描述人類個性差異的氣質，卻一直沿用至今。
應用生理心理學實驗研究的途徑檢查和判定人與動物個體差異的神經動力學基礎，在科學發(fā)展史上，應首推巴甫洛夫學派。1909-1910年間，巴甫洛夫在進行狗條件反射實驗時，發(fā)現(xiàn)了明顯的個體差異現(xiàn)象。1927年，他明確提出神經系統(tǒng)類型的生理學說。1935年，他正式出版專著：“動物和人的高級神經活動的一般 類型”。在這篇文章中他明確指出，確定高級神經活動的類型應從一般行為表現(xiàn)，條件反射特性和大腦皮層神經過程的特性等3個方面統(tǒng)一考慮，其中大腦皮層神經過程的特性是主要生理基礎。大腦皮層神經過程有哪些特性呢?巴甫洛夫認為，興奮或抑制的強度，兩者的均衡性和相互轉化的靈活性是3個基本特性。這些特點都是可以通過實驗加以測定的，例如使用咖啡因能提高皮層細胞的興奮性，如果給予0.3-0.8克咖啡堿仍不破壞原先形成的條件反射，則認為大腦皮層的興奮過程較強;相反，如果0.6-0.3克以下的咖啡因就引起條件反射的破壞，則認為大腦皮層的興奮過程較弱。抑制過程的強度可用分化抑制的強度為指標進行實驗測定。在建立分化抑制以后，延長分化相作用時間，從平時的30秒延長到5分鐘，在這種條件下分化抑制仍不破壞或減弱，則認為皮層的抑制過程較強。此外，還可以應用溴化鈉加強抑制過程的效果，客觀地測定抑制過程的強度。如果口服2克溴化鈉，分化抑制得到改善，則認為大腦皮層抑制過程較強;相反，口服2克溴化鈉，分化抑制遭到破壞，則認為大腦皮層的抑制過程較弱。在一般情況下，亦可按建立陽性條件反射和形成分化抑制的速度，對興奮和抑制過程的強度進行初步評定。經過較少次數的強化刺激或分化相作用之后，就能形成陽性條件反射或分化抑制，則認為這類個體的基本神經過程較強;相反，需要較多次數的訓練才能形成條件反射及其分化抑制，則認為這類個體的神經過程較弱。
對兩種神經過程強度進行客觀測定時，就可以同時確定兩種過程之間的均衡性。兩種過程都較強或均較弱，則認為該個體大腦皮層的兩種神經過程是均衡的;否則認為是不均衡的。對兩種神經過程的靈活性可以通過條件反射改造的方法加以確定。將已建立好的陽性條件反射的信號及其分化相之間的信號意義加以改造時，能夠迅速完成改造任務的個體，其大腦皮層神經過程的靈活性較大;反之，則認為靈活性較小。
巴甫洛夫根據動物基本神經過程的3個特性將動物的高級神經活動分為4種基本類型;興奮型、活潑型、安靜型和抑制型，它們的具體分類標準可概括為下表。巴甫洛夫認為，動物的行為特點、條件反射的特點有時并不完全與神經過程的上述特點完全吻合。所以，不能僅僅根據神經過程的上述特點確定動物的神經類型，還必須參照它們的一般行為特點和條件反射的許多其他特點。所以巴甫洛夫認為，神經型的形成既決定于遺傳的神經過程特點，也決定于生存條件，是先天特征與后天變化的臺金。環(huán)境影響的獲得特性經過幾代延續(xù)能夠遺傳下去。
巴甫洛夫認為，劃分動物高級神經活動類型的原則可以應用于人類的氣質類型。對人類而言，高級神經活動類型就是氣質。他把4種高級神經活動類型與希波克拉特的4種氣質聯(lián)系起來，兩者一一對應。興奮型相當于膽汁質的氣質，易激動、熱情、好斗，神經過程強而不均衡;活潑型相當于多血質的氣質，精力充沛、均衡穩(wěn)定、神經過程強，均衡性和靈活性也高;安靜型相當于粘液質，沉靜穩(wěn)重、神經過程強而均衡.但靈活性低}抑制型或弱型相當于抑郁質，對生活缺乏樂觀精神，憂慮、暗淡、神經過程較弱。此外，巴甫洛夫學派還認為人類高級神經活動類型的劃分，還應考慮到人類高級神經活動的特點，即以語言作為第二信號系統(tǒng)。這樣，對人類氣質而言，除以神經過程的3個特性為基礎，還有第二信號系統(tǒng)與第一信號系統(tǒng)(非語言的現(xiàn)實刺激)之間的關系作為另一重要基礎。第二信號系統(tǒng)優(yōu)于第一信號系統(tǒng)者為思想型;第一信號系統(tǒng)優(yōu)于第二信號系統(tǒng)者為藝術型;兩個信號系統(tǒng)均等者為中間型。每種
類型的人中，均存在著上述4種氣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