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爾本——卡扎菲上校動用軍隊對付反對統(tǒng)治的示威者，屠殺了數以百計（也可能上千）手無寸鐵的人民，讓卻世界驚得目瞪口呆。不少手下拒絕向同胞開火，有的倒戈加入示威，有的將飛機開到了臨近的馬耳他。于是卡扎菲招徠了鄰國雇傭兵，這些人比他自己的士兵更聽話。
世界領導人們迅速地行動了起來，紛紛譴責卡扎菲的行徑。2月26日，聯(lián)合國安理會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通過針對利比亞的武器禁運案，敦促成員國凍結卡扎菲及其家人所有的資產，并將卡扎菲的暴力行為上訴到國際刑事法庭，將對可能的罪犯提起訴訟。
這是安理會首次一直同意向國際刑事法庭提起人權暴力訴訟，尤其令人矚目的是，包括中美俄在內的非國際法庭成員國也支持訴訟。因此，這項決議可以看作一個里程碑,朝著建立能夠懲罰犯有嚴重侵犯人權罪行者的全球司法體系又邁進了一步，不管被告在在本國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多么崇高，都逃脫不了法律的制裁。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講，安理會的這項決議并不令人滿意。利比亞的現(xiàn)狀可謂是一次考驗：在保護人民不受統(tǒng)治者魚肉這個問題上，國際社會是否會動真格？這個問題由來已久，但其現(xiàn)代形式之濫觴要追溯到1994年干預盧旺達種族滅行徑絕的慘痛失敗。聯(lián)合國的事后調查指出，當時只要派遣2 500名訓練有素的士兵，就能阻止800 000名圖西族人遭到屠殺。
美國前總統(tǒng)克林頓曾說，他任期內最遺憾的事情就是未能成功干預盧旺達事件。時任聯(lián)合國主管維和行動的常務副秘書長科菲·安南將當時聯(lián)合國的情況描述為“可怕而可恥地”的癱瘓。
接任聯(lián)合國秘書長后，安南要求盡快為國際社會何時能夠干預嚴重侵犯人權行為制定一套原則。結果加拿大政府成立了國際干預和主權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建議若因國家的故意行為或拒絕行動或行動不力而導致發(fā)生或即將發(fā)生大規(guī)模死亡事件時，應當將軍事干預作為一項合理的外部手段。這套原則于2005年在聯(lián)合國大會特別世界峰會（special World Summit）上通過，在2009年被再次討論，得到了聯(lián)大壓倒多數成員國的支持。
任何軍事干預，甚至連在利比亞設置禁飛區(qū)以防止卡扎菲使用飛機對付反對者的措施都沒有采取。
不少機構對保護責任是否能轉化為實際行動憂心忡忡，紐約城市大學全球保護責任中心(Global Center fo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便是其中之一。該中心呼吁聯(lián)合國成員國擔起2005年所承諾的職責，將保護責任在利比亞付諸實踐。該中心敦促聯(lián)合國實施一系列措施，不僅包括安理會決議中的各項動作，也包括設立禁飛區(qū)。
除了認定保護責任可以作為軍事干預的依據，國際干預和主權委員會還提出了一套謹慎原則。比如，軍事干預應當屬于不得已為之的手段，且采取行動的后果不得壞于不采取行動。
謹慎原則是否適用于利比亞？這還需要專家對利比亞現(xiàn)狀進行細致評估后才能確定。沒人希望再打一場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樣曠日持久的戰(zhàn)爭。但利比亞不是伊拉克，也不是阿富汗，其人口只有前兩者的五分之一，其現(xiàn)狀是深得民心的政府民主化運動。假設外國軍隊能夠很快擊潰卡扎菲的部隊，完成任務后也可以馬上撤離，讓利比亞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
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有理由相信，即使沒有軍事干預，其他制裁或威脅也已足夠避免利比亞人民流更多的血。也許光靠叛變和制裁就能在不造成大規(guī)模人員傷亡的情況下讓卡扎菲眾叛親離。而軍事干預所造成的傷亡可能比它所制止的更多。
但這些都是國際社會需要提出、安理會應該早已討論的問題。解決了這些問題，才能使保護責任原則——以及該原則對軍事行動可能產生的影響——成為我們所理解的國際法和全球倫理要求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