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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豪魯迅的印章
一代文豪魯迅的印章
 
魯迅很喜歡篆刻,他早年時就曾為紹興杜兆霖澤卿寫過一篇《蛻龕印存序代》,該文不僅概括了印章的起源和變化,還很有卓見地說明了印章的實用價值和審美價值。
現(xiàn)存的魯迅印章有57方,其中原印49方,印鑒8方,分別珍藏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和上海魯迅紀(jì)念館。其實,魯迅印章的實際數(shù)比現(xiàn)存數(shù)還要多,除早年部分印章遺失外,1941年又丟失了10余方印章。據(jù)魯迅之子周海嬰講:“1941年12月,母親(指許廣平)遭日本憲兵隊逮捕以后,父親的手稿、日記和圖章,都被當(dāng)作‘罪證'而抄沒。待母親獲釋,東西發(fā)還時,才發(fā)現(xiàn)丟失了十幾個圖章。這十幾個圖章,連同1922年父親的一冊親筆日記,雖經(jīng)母親當(dāng)面追尋,但均杳如黃鶴,一去不復(fù)返了。”1981年9月9日《人民日報》現(xiàn)存的魯迅印章中,有“周”、“周氏”、“周樹”、“周樹人”、“周豫才”、“魯迅”、“迅”、“迅翁”、“旅隼”、“洛文”、“俟堂”等姓氏印、名印、別號印和筆名印。魯迅原名周樹人,字豫才,周樹為1913年11月作《嵇康集跋》的署名;迅為1918《隨感錄三十八》一文的筆名;洛文為1930年《藥用植物》一文的筆名;旅隼為1933年《抄靶子》一文的筆名?,F(xiàn)存的魯迅印章還有判別古籍使用的“完”、“偽”、“善”、“翻”朱文單字印、“只有梅花是知己”閑文印、“莽原社”等社團(tuán)犯和幾方收藏印。另外,有還“隨喜”、“周信”等兩字專用印章。
魯迅的印章中石質(zhì)者居多,另有水晶、牙角、玉和木質(zhì)的。印章的形狀也大小不一,有圓、橢圓、長方、方形、自然形等等。印文有楷、草、隸、篆諸體,其中篆體占大多數(shù)。
據(jù)鄭逸梅遺稿云:“魯迅常用名章,委西泠印社代刻,什九出于頓立夫之手。”此外,陳師曾、張樾丞、劉椒度、喬大壯、吳德光、陶壽伯等著名篆刻家都為魯迅刻過印章。
魯迅遺印中有個獨特的印章,木質(zhì)長方形,印面為3.7×1厘米,印文楷書“生病”朱文兩字。周海嬰在《重回上海憶童年》中寫道:'這一枚‘生病'圖章,是父親在逝世之前的那一年請人刻制的。當(dāng)時,他已病得很重,據(jù)《日記》從1936年6月5日——6月30日,就‘艱于起坐' ,連一向堅持的日記都不能寫了,因而也就不能像過去那樣,有信必復(fù),有稿必看了。接到信件,不愿拖延時日,以免寄信人和寄稿人牽掛,所以想出此法,在回執(zhí)條上蓋上‘生病'二字的圖章,使寄件人見此回執(zhí),就能明白情況,不致再著急催促。這也是父親對識與不識朋友的一種認(rèn)真負(fù)責(zé)的態(tài)度。“生病”印現(xiàn)存上海魯迅紀(jì)念館。
魯迅自己也曾刻過印章,有的至今仍幸存于世。魯迅少年時,曾受其叔祖周芹侯影響,耳濡目染學(xué)會了治印,其早年刻的印章現(xiàn)已蕩然無存了。值得一提的是,1899年魯迅在南京求學(xué),由江南水師學(xué)堂轉(zhuǎn)入江南陸師學(xué)堂附設(shè)的礦務(wù)鐵路讜堂讀書時,曾刻下了“文章誤我”、“戛劍生”、“戎馬書生”三印,以表示要投筆從戎,獻(xiàn)身祖國的思想和奮發(fā)向上的情操。這三方印章中,“文章誤我”和“戛劍生”兩印已佚,僅存“戎馬書生”一朱文印。”
在魯迅遺印中,還有一方“迅”單字白文印,長方形。據(jù)許廣平生前回憶,是魯迅自己動手刻的。這方印文為草書體,其線條酣暢,表現(xiàn)出書法的節(jié)奏美。
1981年魯迅誕辰100周年。那年秋天,周海嬰贈送給日本岡山縣井原市內(nèi)山書店老板內(nèi)山正雄一件鈐有魯訊遺印11方的《魯訊印譜真跡》。內(nèi)山正雄是魯迅的摯友內(nèi)山完造的侄女婿,他曾在內(nèi)山完造以前于上海經(jīng)營的內(nèi)山書店供職,按照內(nèi)山完造的指示掩護(hù)過魯迅,還躲過警察的監(jiān)視,給魯迅轉(zhuǎn)過信件和口信。內(nèi)山正雄收到《魯迅印譜真跡》后,激動地說:“我看著海嬰送給我的印譜真跡,就想到了魯迅先生的音容笑貌,感到非常親切。”

魯迅印章種種


    魯迅先生一生勤于創(chuàng)作、著譯等工作,刻章是他業(yè)余的一大愛好。魯迅生前收藏和使用過的印章相當(dāng)多,但現(xiàn)存的印章僅有 57方,其中原印 49方,印鑒 8方,分別收藏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和上海魯迅紀(jì)念館內(nèi)。
  魯迅的印章以石質(zhì)居多,另有水晶、象牙、玉和木質(zhì)等;形狀包括圓、橢圓、方、長方、自然形等多種,大小不一,印文有楷、草、隸、篆等。其中,既有“周”、“周氏”、“周樹人印”(見圖一)、“周豫才”、“魯迅”(見圖二)、“旅隼 ”、“洛文”(見圖三)、“周樹”、“俟堂”等姓氏印、名印、別號印、筆名印;也有“會稽周氏藏本、周樹所藏”等收藏印;更有“只有梅花是知己”等閑文印。
  魯迅先生的常用名章,除由西冷印社代刻外,多出自著名篆刻家頓力夫之手。此外,陳師曾、張越丞、劉淑度、喬大壯、吳德光、陶壽伯等人也曾為魯迅刻制過印章。例如,著名篆刻家陳師曾(吳昌碩弟子、魯迅留日同學(xué)),曾先后為魯迅刻有“俟堂”(見圖四)、“會稽周氏”等印章;篆刻家張越丞則為魯迅刻有“會稽周氏藏本”和“會稽周氏收藏”(見圖五)兩方木質(zhì)印章;著名女篆刻家劉淑度(齊白石弟子)用壽山石為魯迅刻有“魯迅”、“旅隼”(見圖六)兩印。最為珍貴的是,魯迅在南京求學(xué)時,曾刻有“文章誤我、戛劍生、戎馬書生”等印,表明自己投筆從戎、獻(xiàn)身祖國的愛國情懷和赤子之心。而在其印章中,更有一方“迅”(見圖七)字長方形白文印,據(jù)許廣平回憶說,這是由魯迅自己刻制的。(周惠斌)
 
 
 
名稱:陳師曾刻魯迅印章
 
 
  • “會稽周氏收藏”印,1915年9月,石質(zhì),高9.5 cm。

    “周樹所藏”印,1916年4月,石質(zhì),高2.9 cm。

    “會稽周氏”印,1916年,石質(zhì),高3.5 cm。

    “周樹”印,1915年9月,石質(zhì),高6.3cm。

    “俟堂”印,1916年11月,石質(zhì),高2.2cm。

    1950年許廣平捐贈給國家。這幾枚印章皆為國家一級?,F(xiàn)藏北京魯迅博物館。

    陳師曾(1876—1932),江西義寧人。字師曾。清末民初著名畫家,美術(shù)教育家。他是魯迅東渡日本的同行,教育部的同事,兩人有著深厚的友誼。往來甚密,互贈金石拓本,切磋詩書畫印。魯迅多次請陳師曾刻印。他最喜歡的“俟堂”印章,就是從陳師曾“槐堂”的號名引伸而來,并請陳師曾刻成的。這些印章多見于魯迅的藏書和拓片上。  北京魯迅博物館 夏曉靜(供稿)

  • 藏品尺寸/規(guī)格:高7厘米,寬3厘米
    魯迅印,黑玉章料,預(yù)示黑暗的社會,楕圓形的柄,象匕首的柄,魯迅先生的文章象匕首,象投槍。放大鏡下可見網(wǎng)狀使用的痕跡和包漿。魯迅先生的印章多是頓立夫先生刻的,頓立夫印譜中有類似楕圓形的印。沒有留刻印人的款,出于當(dāng)時黑暗的社,會應(yīng)是考慮刻印人的安全而不留款。綜合上述,應(yīng)是魯迅的印章。

大文豪魯迅的篆刻情結(jié)
2011-01-23

  婁國忠

  

  魯迅很喜歡篆刻,非常講究印章?,F(xiàn)在保存下來的魯迅印章有57方之多,其中原印49方,印鑒8方,分別珍藏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和上海魯迅紀(jì)念館。

  現(xiàn)存的魯迅印章中,有“周”、“周氏”、“周樹”、“周樹人印”、“周豫才”、“魯迅”、“迅”、“迅翁”、“旅隼”、“洛文”等姓氏印、名印、別號印和筆名?。挥?#8220;會稽周氏藏本”、“會稽周氏收藏”、“周樹所藏”等收藏印和“莽原社”等社團(tuán)?。贿€有判別古籍使用的“完”、“偽”、“善”、“翻”等朱文單字印,以及“只有梅花是知己”等閑文??;另外還有“隨喜”、“周信”等兩字專用印章。這些印章,有的是魯迅請人刻的,也有的是別人主動贈送的,大多是當(dāng)時一些篆刻名家的作品。其中頓立夫、陳師曾、張越丞、劉淑度、喬大壯、吳德光、陶壽伯等著名篆刻家都曾為魯迅刻過印章。

  魯迅生前非常喜歡兩方印,一方是白文“魯迅”,一方是朱文“旅隼”,魯迅曾在書信中提到過這是請一位姓劉的小姐所刻。這位劉小姐就是齊白石的得意弟子、著名篆刻家劉淑度,當(dāng)時她正在北京女子師范大學(xué)讀書,這兩方印是她受著名作家鄭振鐸之托,選擇潔白上等的壽山石,精心為魯迅刻制的。

  魯迅與當(dāng)時的美術(shù)教育家和書畫篆刻家陳師曾交往頗多,情誼深厚。陳師曾的篆刻師法吳昌碩,布局新奇,刻筆剛勁,氣魄雄渾,充滿金石韻味,因此一向為魯迅所喜愛?,F(xiàn)存的魯迅57方印章中至少有六七方出自他的手,這在魯迅的日記中都有記載。如其在1915年6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師曾遺小銅印一枚,文曰‘周’。”同年9月3日寫到:“托師曾刻印,報以十銀。”同年9月8日寫道:“陳師曾刻收藏印成,文六,曰‘會稽周氏收藏’。”同年9月29日寫道:“陳師曾為刻名印成。”1916年4月26日寫道:“陳師曾贈印一枚,‘周樹所藏’四字。”同年11月30日寫道:“陳師曾貽印章一方。”1919年1月4日寫道:“陳師曾為刻一印,文曰‘會稽周氏’。”1916年魯迅在教育部供職時,部里有人要排擠他,為此他還叫陳師曾刻過一方“俟堂”印,取《尚書》中“君子居易以俟命也”之意,并以此為室名,表達(dá)對反動官僚的蔑視,魯迅特有之幽默,也體現(xiàn)在這一方印章中。

  魯迅自己也曾刻過印章,雖刻印不多,卻具備了較高的水平,有的至今仍幸存于世。1899年魯迅由南京江南水師學(xué)堂轉(zhuǎn)入江南陸師學(xué)堂附設(shè)的礦務(wù)鐵路學(xué)堂讀書時,曾刻下了“文章誤我”、“戛劍生”、“戎馬書生”三印,以表達(dá)自己投筆從戎、獻(xiàn)身祖國的愛國情懷和赤子之心,其中“戎馬書生”印保存至今。據(jù)許廣平生前回憶,魯迅自己還親手刻過一方“迅”單字白文印,該印印文為草書體,線條自然,刻筆酣暢,表現(xiàn)出魯迅書法和刻印方面的深厚功底。

  著名書法家沙孟海在《西泠印社成立八十五周年紀(jì)念大會開幕詞》中說:“大文學(xué)家魯迅先生平日講究印章,寫過印譜序,編入全集中。”這里的“印譜序”即《〈蛻龕印存〉序》,是魯迅唯一論述篆刻藝術(shù)的文章,也是我國印學(xué)寶庫中難得的理論之作。蛻龕是上虞籍篆刻家杜兆霖的號,1916年杜兆霖漂泊杭州時,將其中年時期的篆刻作品編成《蛻龕印存》出版,并請魯迅作序。在序中,魯迅針對舊時傳說中印章的來由是蛟龍或鳳凰授給圣明天子的邪說,科學(xué)地概述了印章的起源和變化,很有卓見地說明了印章的實用價值和審美價值,同時對杜兆霖的篆刻藝術(shù)給予了高度評價,稱他“用心出手,并追漢制,神與古會,蓋粹然藝術(shù)之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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