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門宴》的人物描寫
鴻門宴是史記項羽本紀(jì)里的一段，這在高中語文課本第二冊。它細致地描繪了楚漢相爭雙方針鋒相對劍拔弩張的一個緊張場面，生動地表現(xiàn)了項羽、劉邦兩個歷史人物的性格。課本提示對于本文的內(nèi)容和人物性格會加以分析并有所論列。我這里對于提示的論點提出一些意見，并就正于讀者。
凡是讀過史記這篇文章的人感到印象深刻，仿佛這兩千多年前歷史上的一幕栩栩如生地映現(xiàn)在我們眼前，歷久不忘。司馬遷能把這兩個歷史人物的舉止、語言、甚至心理，一一逼真地勾畫出來。他筆下的項羽劉邦兩個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從鮮明的對比上，使我們可以看出他們二人政治斗爭的前途和歷史發(fā)展的趨向。
項羽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他自視很高，自信心很強，個人英雄主義非常突出。性情豪爽、直率，但暴躁，目光短淺，不善用人。而劉邦則深沉精細，機智權(quán)變，能夠忍辱負重，并善于吸取眾人的智慧。這些性格在鴻門宴里表現(xiàn)得非常鮮明，使們能看出楚漢相爭劉勝項敗的結(jié)果。現(xiàn)在為了便于說明鴻門宴的人物描寫，首先把鴻門宴的故事內(nèi)容作一個分析。
在項劉鴻門會宴以前，劉邦雖然用了謀士張良的計策，響應(yīng)楚懷王的約，先入關(guān)中，但勢力微小。而項羽呢，引兵救趙，解鉅鹿之圍；擊潰了秦軍主力，章邯全軍投降，諸侯震恐；號稱“諸侯上將軍”，擁有大軍四十萬，駐扎在新豐鴻門，叱咤風(fēng)云，不可一世。當(dāng)時項強劉弱，雙方實力懸殊。按照形勢，劉邦當(dāng)然不能不向項羽低頭。項羽得了曹無傷的密報，準(zhǔn)備“擊破沛公軍”，范增也主張“急擊勿失”。這時劉邦新身前來項王軍中謝罪，正如大鳥自投羅綱，但結(jié)果安然脫身，范增一籌莫展；甚至樊噲闖入軍門，直言衡撞，也沒有惹出什么麻煩來。項羽為什么不殺劉邦呢？課本提示認為“……最重要的還是項羽對殺死沛公這件事有所顧忌。沛公懂得當(dāng)時人民的希望，他首先入關(guān)，和人民約法三章，紀(jì)律相當(dāng)開明，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不像項羽那樣“一味蠻干”，所以群眾對他頗有好感。這樣，項羽自然就不敢貿(mào)然殺他了。”這個解釋是不符合當(dāng)時事實的。而且一面說項羽一味，而對于殺沛公一事又說他不敢貿(mào)然，有所顧忌，這在理課本身上就存在著矛盾。我以為劉項成敗的原因主要是系于“人心向背”上面。劉邦懂得奪取天下首要在收拾人心。因而入關(guān)以后，秋毫無犯，與父老約法三章，除秦苛暴，開明軍紀(jì)，在政治上采取一系列措施，爭取民眾。項羽卻不然：迷信自己的武力，正如提示所說的“一味蠻干”。他在鴻門宴前，固然目無群眾，一意孤行；在鴻門宴后，更是趾高氣揚，為所欲為。例如他入了關(guān)，“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當(dāng)時他是沒有什么顧忌的。曹無傷密報說劉邦欲王關(guān)中，項羽立時大怒，下令“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可見項羽要殺死劉邦是算不了什么一回事的。
可是他后來又為什么不殺劉邦呢？
在這里，我們先要研究劉項二人的主要矛盾。毫無疑問，他們之間的主要矛盾是“誰王關(guān)中”的問題，也就是爭奪天下霸權(quán)，誰取得勝利的問題，項羽大怒，要興兵攻劉，正是因為根據(jù)曹無傷的情報，沛公有爭霸天下的意圖。但后來由于劉邦一面托項伯在事前疏通，說明他沒有土地野心，一面又親自到軍中謝罪，低聲下氣，表明心跡，使項羽相信劉邦不但不是他政治上的敵人，并且相反地，是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的有功之人，那又何必殺他呢？這樣，劉邦對項羽這種表現(xiàn)恭順靠攏的政策完全成功。項羽高傲，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他迷信自己的武力，輕視這個亭長出身的劉邦。就兵力方面說，劉邦還非項羽對手。如果項羽意識到劉邦是他政治上的勁敵，將來會奪取他的天下，那么，項羽是絕對不會輕易放過的。即使劉邦從鴻門宴逃了回去，還軍霸上，項羽仍然能夠派遣大軍“擊破沛公軍”的。劉邦回到漢中巴蜀，用張良的計策，燒了棧道，明白表示沒有問鼎中原的意思，這就使項羽更放心。然后他整軍練武，逐漸壯大自己的力量。
項羽出身貴族，世為楚將，他剛恢自用，個人英雄主義色彩十分濃厚，這樣一個人是不能容許有人跟他爭奪霸權(quán)的。可是只要對他低聲下氣，俯首貼耳，他就非常放心，沒有疑慮。而劉邦正是一個機智權(quán)變，能夠隱忍的人物，項羽不能理解劉邦的為人，劉邦欲能掌握項羽的性格。劉邦善于吸收別人的意見，對項羽又能卑躬屈膝，使項羽覺得他是一個恭敬懦弱，志氣卑下，沒有政治野心的人，和自己沒有沖突、沒有矛盾，因而放松戒備。
所以項羽不殺劉邦，是因為劉邦的舉措消釋了項羽的疑忌，不是項羽因劉邦深得民心而有所顧忌。
現(xiàn)在我們看司馬遷在項羽本紀(jì)“鴻門宴”里怎樣描寫這兩個歷史人物：
張良把項羽要出兵來攻的消息告訴劉邦，劉邦說：君安與項伯有故？首先了解項伯和張良的關(guān)系，知道張良對項伯有活命之恩，交誼很深，而項伯是項羽的委父，在項羽面前有說話的資格，于是馬上決定在政治上抓住項伯，要通過項伯的人事關(guān)系來向項羽進行聯(lián)絡(luò)和疏通。于是對張良說：“君為我呼人，我得兄事之。”等到項伯人見，便立時奉厄酒為壽，約為婚姻。這是他的拉攏聯(lián)絡(luò)的手腕。他對項伯說：“吾入關(guān)，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guān)者，備他盜之出入關(guān)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顧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他抓住了彼此矛盾的要點，著重說明自己沒有土地野心，“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指出遣將守關(guān)不是為了別的，而是“備他盜之出入關(guān)非常”，同時又“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說明他正是為項羽效力的人。這一番話是最能打動項羽的心，消釋項羽的疑慮的。后來他一見項羽，又立即謝罪，先請述過去二人怎樣戮力攻秦，怎樣合作，然后說到然不自意能先入關(guān)破秦，得后見將軍于此，說明自己無意爭先入關(guān)；最后提到“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指出有人從中挑選，離間感情。完全從彼此的關(guān)系上，從感情上說話，這對項羽是有說服力與誘惑力的。項伯的事前疏通和劉邦謝罪的話，搔著了項羽胸中的癢處，打開了他心頭的結(jié)，是使他回心轉(zhuǎn)意、翻然改計的一個主要契機。所以在會宴中盡管范增舉所佩玉玦再三示意，而項羽默然不應(yīng)。這表示著項羽和范增對沛公的看法已有了根本的歧異。范增對劉邦不肯放手，投意項壯藉舞劍殺劉邦。劉邦這時雖然得到項伯的“以身翼蔽”和樊噲的衛(wèi)護，但感到的威力依然存在，形勢未脫險境。他考慮過后，就一面“起如廁”，一面“招樊噲出”，共同商量對策。像這些地方，都能表現(xiàn)出劉邦的機警善于應(yīng)變的個性。從劉邦來謝，帶了白璧玉斗，要獻給項羽和范增，從樊噲一見張良就問“今日之事何如”，都可以看出劉邦的來是有相當(dāng)準(zhǔn)備的。
劉邦善于用人、善于吸取眾人智慧，在鴻門宴中也表現(xiàn)得很鮮明。樊噲聽到張良說項壯舞劍的情形，立時說：“此迫矣！臣請人，興之同命。”一股忠于劉邦顧為舍生效死的精神，躍然紙上。這便是劉邦平日善待部屬得到部屬衷誠擁戴的最好說明。他碰上問題，問張良說；“為之奈何？”“固不如敢，且為之奈何？”對樊說：“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這些話是不是表示他無主見，遇事猶豫不決呢？我認為這正是他善于用人能吸取眾人智慧的一種表現(xiàn)。這看出他的領(lǐng)袖才能，和項羽的有一才智出眾的范增而不能用，恰成鮮明的對照。劉邦猶如曹無傷暗通消息，欲不重聲色，等回到霸上就立誅殺曹無傷，拔除了自己內(nèi)部傾外通敵的人，這樣處事是嚴密的，徹底的。這跟項羽知道項伯私通劉邦而無所謂，又是一個鮮明的對照。
項羽豪爽、直率，……聽了劉邦幾句恭順的話，就說：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活現(xiàn)出一個直腸子漢子的口吻和神情。這樣的話寫下來，能充分地表現(xiàn)人物的個性。范增是他的得力助手，智慮周密，平日對他十分忠誠，但他出身貴族，剛愎自用，因此范增的主張不能采納。這跟劉邦的善于吸取眾人的智慧，在性格上是有顯著區(qū)別的。
樊噲闖入軍門，“瞋目視項王，頭發(fā)上指，目眥盡裂”，對項羽侃侃而談，一種剛強、勇猛，暴躁的莽漢形象寫得須眉維肖。樊噲這樣對項羽倨傲不恭，為什么沒有惹出麻煩來呢。課本提示認為“樊噲口中吐出來的一篇堂堂正正的言詞”“在當(dāng)時緊張的局面中是一個轉(zhuǎn)折點：不僅使項羽無法回答，沛公得以脫逃，項羽的計劃也為之改變，項伯的主張也因而勝過范增。”編者的意思是說樊噲的言詞堂堂正正，項羽理屈辭窮，因而扭轉(zhuǎn)了局面，使項羽改變了計劃。這個看法也有問題。
樊噲行動魯莽，項羽對他并沒有什么不好的反應(yīng)，這是什么緣故呢？我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從兩方面來說明：一方面項羽性格豪邁暴躁，樊噲行動勇猛莽撞，二人性格有若干共同之處。項羽自己是一員勇將，看見樊噲的雄偉項武，先自有一番歡喜；你看他連稱“壯士”，并且“腸之厄酒”，“腸之彘肩”，正是一種贊美；而另一方面樊噲的言詞又是前面劉邦兩段自白的進一步說明，他得復(fù)陳述劉邦的“待大王來”，劉邦是勞苦而功高的。這對項羽的消除疑慮是起了鞏固作用的。同時措詞的精神，依然是尊重項羽的霸權(quán)，申明劉邦沒有異志，項羽不應(yīng)“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這對項羽還是一種規(guī)諫的口吻，而不是敵對的言詞。項羽不加怪罪，反而賜“坐”，正是這個道理。固然樊噲的一番堂堂正正的言詞使項羽理屈辭窮，“未有以應(yīng)”，但項羽不是因為這點才無可奈何地改變計劃。實際上項羽聽了項伯的話以后就翻然改計了。
從上面的簡單的闡述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作者描寫人物的突出的特點。
（節(jié)自張郁朋《談<鴻門宴>的人物描寫及其他》）
《鴻門宴》鑒賞
《鴻門宴》是《史記·項羽本紀(jì)》的一個片斷，其中涉及到的許多人物，各各閃耀著個性的光芒。在這里，同是封建軍事集團的領(lǐng)袖，項羽和劉邦就各具風(fēng)貌，神態(tài)迥異；作為兩個對立營壘的謀士，范增和張良的機謀策略，也各有千秋。至于“勇士”樊噲頭發(fā)上指，目眥盡裂的憤怒形色，飲酒食肉時的粗獷舉止，以及責(zé)備項羽時既氣勢逼人而又暗藏機巧，更以極大的鮮明性展示了他的特有性格。
作為歷史著作，無論寫人敘事，都必須言之有據(jù)，信而有征，決不允許象文學(xué)創(chuàng)作那樣憑空虛構(gòu)。《史記》的寫作是嚴格按照這一要求的。誠如班固所說，它“辯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贊》）那么，司馬遷又怎能在《鴻門宴》等篇章中，把人物的個性敘寫和塑造得這樣成功呢？這里當(dāng)然有著生活的原因。社會生活本來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文學(xué)藝術(shù)原料的礦藏，在實踐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本來就顯示著千差萬別的個性，而司馬遷又能在樸素唯物主義指導(dǎo)下，“鳩集國史，采訪家人”（劉知幾《史通·六家篇》）。一方面“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一方面“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根據(jù)總結(jié)“歷代成敗興亡之理”的要求，對紛紜雜亂的資料和傳聞加以精心研究，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從而抓住了各種歷史人物的個性特點。除此以外，《鴻門宴》等篇章的人物刻畫之所以各具風(fēng)姿，栩栩如生，也是和司馬遷的卓越藝術(shù)才能分不開的。
司馬遷善于抓住關(guān)鍵性的歷史事件，在錯綜復(fù)雜的矛盾斗爭中刻畫人物。“鴻門宴”發(fā)生以前，項羽曾經(jīng)在新安城南“擊退秦卒二十余萬人”，派當(dāng)
“鴻門宴”是一場斗智謀、耍權(quán)術(shù)的政治搏斗。在這場搏斗中，敵對陣營中的智囊人物張良和范增得到了細致的刻畫，顯示了各自的性格特點。應(yīng)該說，張良和范增都是十分機智的，他們都看到了劉、項之爭的性質(zhì)、趨勢和可能出現(xiàn)的后果。但是他們機智的表現(xiàn)卻又各有其內(nèi)容和形式。張良的才能是在使劉邦集團化被動為主動的過程中顯示出來的。由于兵力懸殊，他在得知項氏集團準(zhǔn)備即日進擊的急迫形勢下，為劉邦定下了賴帳并叫屈的計策?？紤]到項羽喜歡沽名釣譽的特點及其“亞父”的老謀深算，他一方面親自跟隨劉邦冒著風(fēng)險前往鴻門，一方面為了以防萬一，帶去了勇士樊噲等精干的百余騎，作了種種臨機應(yīng)變的準(zhǔn)備。結(jié)果如愿以償，在千鈞一發(fā)之際，力挽狂瀾，轉(zhuǎn)危為安。范增的深謀遠慮則更多地表現(xiàn)在事先定策，席間暗算和事后斷言等方面。他一眼看出“好酒及色”的劉邦入關(guān)以后“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所以就竭力慫恿項羽“急擊勿失”。在“鴻門宴”上，他以玉玦暗示無效，立即意識到項羽已改變初衷，為了達到消滅劉邦的目的，隨即指派項莊“入壽”舞劍，圖謀擊殺劉邦。劉邦脫險以后，他深感良機已失，失敗的端倪已經(jīng)表露，所以激憤地斷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在“鴻門宴”這場尖銳復(fù)雜的智斗中，張良全局在胸、從容沉著的特點以及范增驕狂浮躁、心地狹窄的缺點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現(xiàn)。項伯夜見張良時，已值決斗前夕，兩軍距離只有四十里，劉邦的兵力只及項羽的四分之一。在這晴天霹靂面前，張良卻鎮(zhèn)靜自若，“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云云，表面上似乎只是要說明自己的身分和態(tài)度，實際上卻是向項伯發(fā)起的思想攻勢。項伯是講究“義”的，他連夜通風(fēng)報信，就是報答救命之恩的“義舉”，張良用“義”來打通項伯，無疑是一帖靈丹妙藥。接著張良去見劉邦，張良當(dāng)時對劉邦是不滿意的，因為象“距關(guān)，毋內(nèi)諸侯”這樣關(guān)系到全局成敗的大事，劉邦竟未和他商量，所以在劉邦驚慌失措，連聲問計的當(dāng)兒，張良卻出其不意地發(fā)出了“誰為大王為此計者”的反詰。然而，張良并未給劉邦過分難堪，他的兩次提問，明顯包含著勸導(dǎo)劉邦，曉以利害的目的。特別是在劉邦默然認錯以后，他便不再糾纏往事，開始為劉邦謀劃對策了。從這里，我們清楚地看到了張良顧全大局的氣度和品質(zhì)。跟張良相比，范增卻相形見絀。在項羽決定次日進攻劉邦時，他就以為穩(wěn)操勝券，萬事大吉了。所以只是要項羽急擊勿失，而對項伯等與敵方有著千絲萬縷聯(lián)系的人，卻完全喪失了警惕。直到鴻門宴上，也仍然沒有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面對項羽的變卦，特別是對他的多次示意毫無反響，范增被激怒了，他擅自召來項莊，命他去行刺，并氣沖沖地說：“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這里，他顯然已自置于項氏集團之外了。劉邦走脫后，他甚至當(dāng)著項羽和敵方謀士張良的面，發(fā)出了“豎子不足與謀”的辱罵。應(yīng)該說，范增的決策是符合項氏集團的根本利益的，但是由于他心胸狹窄，老氣橫秋，所以終于未能被項羽所理解和接受，也就鑄成了無可挽回的敗局。問題還在于，對于這種嚴重的錯誤，范增始終缺乏認識，一味責(zé)怪項羽，以致把自己集團內(nèi)部的矛盾暴露在敵人面前，終致被劉邦所利用，通過陳平的反間計，挑起了項羽對范增的猜疑，落得了自己憤然出走和項羽烏江自刎的下場。
注意歷史人物的出身和經(jīng)歷，描述其獨特的言論和行動，這是司馬遷刻畫歷史人物形象的另一種方法。司馬遷不是階級論者，卻具有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因素和辯證法觀點。所以他有可能從不同歷史人物的言行舉止、聲容笑貌中，看到各自的出身和經(jīng)歷的烙印。加上他在創(chuàng)作中又堅持了“不虛美、不隱惡”的嚴肅態(tài)度，所以《史記》所塑造的歷史人物常常是個性鮮明的典型。以劉邦和項羽為例：劉邦雖然出身貧賤，但“不事人生產(chǎn)”，是個市井無賴。他慣于耍弄手腕。為了實現(xiàn)自身的目的，往往不擇手段，不顧信義。項羽則出身于“世為楚將”的貴族家庭，他一方面驕橫放縱，草菅人命；一方面恪守禮教，貪圖虛名。在反抗暴秦的長期斗爭中，劉邦與項羽又各有其獨特的經(jīng)歷。劉邦力量較小，但經(jīng)常出奇制勝，因而越來越“善權(quán)謀作詐術(shù)”；項羽卻因取得了“巨鹿之戰(zhàn)”等巨大勝利，成了“諸侯上將軍”。所以愈益沽名釣譽，剛愎自用。“鴻門宴”上，他們的種種表現(xiàn)，正是其不同出身和各自經(jīng)歷在性格上的必然反映。
劉邦本是個“貪于財貨，好美姬”的人，進入咸陽以后，卻一變而為“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這不是本性有了改變，而是為了爭奪天下、騙取民心而施展的權(quán)謀。但是，他過早地想“王關(guān)中”的愚蠢行動激起了項羽的憤怒。面對瀕臨覆滅的深淵，他不免驚慌失措；但一經(jīng)張良“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的點化，他霎時醒悟，頃刻之間就粉墨登場，假戲真唱，而且“唱”得十分迷人。你看，他請來項伯，“兄事之”，親為敬酒、祝壽，“約為婚姻”……。這還不算，他又信誓旦旦地把收攬民心的權(quán)謀名之謂“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把“王關(guān)中”的野心美化為“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這分明是“賴”和“騙”，可劉邦卻神態(tài)逼真，言之鑿鑿。一副市井無賴的狡詐嘴臉，在這里可謂暴露無遺了。更有甚者，“旦日”在鴻門與項羽見面時，劉邦的模樣變得分外丑惡了。他卑躬屈膝，言必稱“將軍”，把先入咸陽的行動說成是以往不敢有的夢想，把“得復(fù)見將軍”當(dāng)作自己莫大的幸福。為了逃避罪責(zé)和摸清底細，他還把項羽的憤怒歸咎于“小人”的挑拔，裝出一副受盡委屈的可憐相。作為劉邦對立面的項羽，出身和經(jīng)歷跟劉邦很不一樣，所以個性也就別具一格。他飛揚跋扈，目中無人，不愿受人支配，更不容別人跟他對抗。所以劉邦“距關(guān)”，他暴跳如雷，決定進擊?？墒锹犃藙畹奶鹧悦苷Z，他立即軟化，頗覺內(nèi)疚。為了自我解辯，居然還主動把曹無傷告密的事說了出來。范增示意其殺劉邦，他視而不見，默然不語。至于劉邦為什么要“距關(guān)”？為什么主動登門請罪？范增又為什么必欲置劉邦于死地？這些問題，項羽根本沒有考慮。他壓根兒被眼前虛假的現(xiàn)象所迷惑，因而不知如何是好。項羽還嚴重束縛于封建禮教，親親之誼使他不僅沒有處分私通敵方的項伯，反而聽信其“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的說詞，并按此行事。范增示意之際，項莊舞劍之時，他未始沒有觸動，但那個“義”字制約了他，使他不愿在宴會上暗算敵手。結(jié)果放走了劉邦，帶來了無窮的后患。這一樁樁，一件件，聯(lián)系項羽的出身和經(jīng)歷來看，都不是偶然的。正因為如此，所以項羽等歷史人物既真實可信，又栩栩如生。
司馬遷寫歷史人物，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并不事無巨細，兼收并蓄，而能抓住其特定環(huán)境中的典型特征加以敘寫和刻畫。第一，他從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的需要出發(fā)，十分注意歷史人物本身在某些方面本來具有的典型性，捕捉其主導(dǎo)方面，刪略其次要方面。比如，他為張良作傳，就聲明絕不糾纏于張良的那些與天下興亡無關(guān)的瑣碎小事，而集中于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重要事件。再如，從《項羽本紀(jì)》的實際來看，他顯然扣緊了項羽的悲劇性格，從勇猛頑強、剛愎自用和思慮浮淺、沽名釣譽等方面著筆。第二，根據(jù)寫作的需要，司馬遷總是把歷史人物的最關(guān)重要的言行寫進其本人的傳記；為了不影響作者對歷史人物的褒貶評價，又往往依據(jù)不同篇目的不同要求，把傾向各異的歷史材料作分散的處理。拿“鴻門宴”來說，它互見于《項羽本紀(jì)》、《高祖本紀(jì)》、《留侯世家》和《樊噲列傳》。但《高祖本紀(jì)》和《樊噲列傳》，僅有二百字左右，《留侯世家》則不足一百五十字。相比之下，要算《項羽本紀(jì)》最為詳盡。但劉邦、張良、樊噲等人在“鴻門宴”上的言行，在其本人的傳記中，也有詳于《項羽本紀(jì)》的地方。象《樊噲列傳》中，樊噲跟項羽的對話，就多出如下數(shù)句：“大王今日至，聽小人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司馬遷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經(jīng)濟筆墨，避免重復(fù)；另方面又為了使各篇所傳更加集中，保持其相對的獨立與完整。第三，司馬遷往往把歷史人物性格的各個側(cè)面，分別放到最適合其表現(xiàn)的事件中來加以刻畫。象以“屠狗”起家的樊噲，既有著沖鋒陷陣、斬關(guān)奪隘的匹夫之勇，又深受劉邦、張良等的熏陶，頗有一點心計。為了表現(xiàn)后者，作者就匠心獨運地在“鴻門宴”這個復(fù)雜斗爭環(huán)境中作了詳細的刻畫。
畫訣說：“石有三面，樹有四枝”。意思是筆法必須有陰陽向背之分，才能使物體具有立體感。畫是如此，文學(xué)作品的形象塑造也頗有相似之處。司馬遷寫歷史人物，就不僅注意正面的描繪，而且著力于側(cè)面的烘托，還善于透露其背面的言行。這是他刻畫人物形象的又一種獨到的方法。在“鴻門宴”中，項羽的粗疏自尊的性格有著多方面的表現(xiàn)，其中極為重要的一點是不殺劉邦的決策事前未和范增商量。這一點作品雖然未作正面交代，但在宴會過程中，范增之所以多次焦急地用玉玦示意，嚴厲召令項莊拔劍起舞，侍從們之所以果斷而又蠻橫地阻擋樊噲進入宴會場所，都說明自范增以下，所有人都在按老皇歷辦事，都不了解項羽的新決策。這就從背面有力地揭示了項羽的上述性格。與此相類的是，在“鴻門宴”前，張良和劉邦的有關(guān)計謀，司馬遷也未作直接交代。但在項莊舞劍、威逼劉邦的緊張時刻，門外的樊噲一見張良劈頭便問：“今日之事何如？”從這一急迫而又短促的問話中，足見樊噲與張良靈犀相通。他早已知道內(nèi)情，并作好了應(yīng)變的準(zhǔn)備。更加耐人尋味的是，樊噲在闖宴責(zé)項時，不僅言語得體，連謊話也和劉邦昨夜講的一模一樣。顯然，張良等人在定計以后，是曾經(jīng)跟有關(guān)將領(lǐng)作了徹夜的周密準(zhǔn)備的。這種通過樊噲來對張良等進行側(cè)面烘托和反面交代的寫法，不僅擴大了作品的容量，而且使張良的沉著機智的性格顯得更加飽滿、生動和真實。
“《史記》敘事，文外無窮，雖一溪一壑，皆與長江大河相若。”（劉熙載《藝概》）“鴻門宴”雖然只是《項羽本紀(jì)》的一個片斷，但它事事與劉、項之爭的全局相關(guān)聯(lián)，處處都體現(xiàn)了司馬遷的高度藝術(shù)技巧，人人皆是不朽的形象典型。宋代的劉辰翁曾說：“鴻門宴”“歷歷如目睹，無毫發(fā)滲漉，非十分筆力，模寫不出”。我們覺得，劉辰翁的這種贊語，“鴻門宴”及其作者是當(dāng)之無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