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前１７９一前１０４）撰。仲舒，廣川（今河北棗強）人，西漢哲學家，
今文經學大師，專治《春秋公羊傳》；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膠西王相，漢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他對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為武帝所采納，開此后兩干余年封建社會以
儒學為正統(tǒng)的先聲；除此書外，尚有《董子文集》。此編為作者闡釋
儒家經典《春秋》之書，書名為“繁露”，《四庫全書總目》云：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lián)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為說也。此書篇名與《漢書·藝文志》及《雙書·董仲舒?zhèn)鳌返挠涊d不盡相同；《漢書·藝文志》只言《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漢書·董仲舒?zhèn)鳌匪d“《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皆為所著書名，數(shù)十篇，十余萬言；今存《玉杯》、《竹林》則為《春秋繁露》中之篇名，因此，后人疑其不盡出董仲舒一人之手，宋儒程大昌攻之尤力，但《四庫全書總目》卻認為，書雖未必全出仲舒，但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仲舒在書中極力推祟《公羊傳》的見解，闡發(fā)“春秋大一統(tǒng)”之旨，把封建統(tǒng)一說成是天經地義而不可改變。他認為自然界的天就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并且建立起了一套神學目的論學說，把人世間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權的統(tǒng)治都說成是上天有目的安排，將天上神權與地上王權溝通起來，為“王權神授”制造了理論根據(jù)。同時，又以
陰陽五行學說將自然界和社會人事神密化，理論化，作出各種牽強比附，建立“天人感應”論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神學體系。如仲舒創(chuàng)造的“人副天數(shù)”說，將人身的骨節(jié)、五臟、四肢等等，比附為一年的日數(shù)、月數(shù)，以至五行、四時之數(shù)，人身五臟與五行符、外有四肢與四時符，從而得出“為人者，天也”的理論，認為人類自身的一切都由天所給予。用天有陰陽來比附人性，謂“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意即天道兼?zhèn)渲庩杻煞N作用，人身也兼?zhèn)渲澣蕛煞N本性等等。概括而言，仲舒的神學體系包括“三綱”、“五常”、“三統(tǒng)”、“三正”、“性三品”諸說。在《基義》篇里，謂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之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是故仁義制度之數(shù)，盡取之天。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綜合前論，即是所謂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并把“仁、義、禮、智、信”五種封建道德倫理規(guī)范，與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相比附，則為“五常”。“三統(tǒng)”與“三正”實際上是仲舒的歷史觀。秦漢以前古書記載有夏、商、周三代，仲舒遂認為夏是黑統(tǒng)，商是白統(tǒng)，周是赤統(tǒng)，改朝換代只不過是“三統(tǒng)”的依次循環(huán)，只是“改正朔，易服色”，在歷法和禮儀上作形式上的改換。夏以寅月為正月，商以丑月為正月，周以子月為正月，三代的正月在歷法上規(guī)定不同，故被其稱作“三正”，在仲舒看來，一個新王朝出現(xiàn)，無非在歷法上有所改變，衣服旗號有所變化，此即為“新王必改制”，表示一新個王朝重新享有天命。從“三統(tǒng)”、“三正”論中不難看出，仲舒否認歷史的發(fā)展，王朝的更迭只是形式上的改變，實質上卻是絕對不變的。所謂的“性三品”，即是圣人生來性善，小人生來性惡，中人之性，則可善可惡，性善圣人則是天生的統(tǒng)治者，中人之性則可以教化，逐漸變善，至于小人則是“斗筲之性”，只能接受圣人的統(tǒng)治。總之，此書內容反映了作者的整個哲學思想體系，這種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學說的思想體系，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發(fā)展產生了巨大的作用與影響。傳本很多，主要有清《四庫全中》本，光緒五年（１８７９）定州王氏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附張駒賢《校正》十七卷，又有《
四部備要》本及１９７５年中華書局鉛印本。 蘇輿撰《
春秋繁露義證》點校本收入到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裏面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
……此皆其合也"
西漢中期，戰(zhàn)亂頻仍的諸侯王國割據(jù)局面基本結束，生產得到恢復與發(fā)展，
中央集權得到鞏固與加強，出現(xiàn)了經濟繁榮和政治大一統(tǒng)的局面。適應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的需要，
董仲舒的
神學唯心哲學思想便應運而生。他的哲學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
春秋繁露》中。
《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于書中篇名和《
漢書·藝文志》及本傳所載不盡相同，后人疑其不盡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洞呵锓甭丁废岛笕溯嬩浂偈孢z文而成書，書名為輯錄者所加，
隋唐以后才有此書名出現(xiàn)。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
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計臺刻本，現(xiàn)藏于
北京圖書館。注本很多，最詳盡的是蘇輿的《春秋繁露義證》。
董仲舒潛心鉆研《公羊春秋》，學識淵博，故時人稱其為"
漢代孔子"《春秋繁露》也是一部推崇公羊學的著作。
《春秋繁露》宣揚"
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認為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萬物的主宰，是至高無上的神?！斗甭丁钒炎匀滑F(xiàn)象和社會現(xiàn)象進行神秘化的比附，認為天按照自己的形體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類的一切都是天的復制品，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通過陰陽、五行之氣的變化而體現(xiàn)其意志，主宰社會與自然。草木隨著季節(jié)變化而生長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殺的表現(xiàn)；社會中的尊卑貴賤制度，都是天神"陽貴而陰賤"的意志的體現(xiàn)。君、父、夫為陽，臣、子、婦為陰，所以君臣、父子、夫婦的關系就是主從關系。"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間實行統(tǒng)治的，君主之權是天所授予的，并按天的意志來統(tǒng)治人民，這就是神化君權的"君權神授"思想?！斗甭丁愤€用
五行相生相勝的關系來附會社會人事，如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為父子；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比為父子之序，等等。這樣就把古代樸素
唯物主義的概念——陰陽和五行變成了體現(xiàn)天的意志和目的，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
《繁露》還大力宣揚"天人感應"說。認為"天"不但為人世安排了正常秩序，還密切注視人間的活動，監(jiān)督正常秩序的實現(xiàn)。如果人間違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君主有了過失而不省悟，天便會降下災異警告，這就是所謂"譴告"說。
反之，如果君主治理天下太平，天就會出現(xiàn)符瑞。可見，封建統(tǒng)治者與天是相通、相感應的。如果能按照天的意志行事，維持正常的統(tǒng)治秩序，就可長治久安。
根據(jù)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繁露》提出了先驗主義的人性論、
性三品說。董仲舒把人性分為三個品級：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為純粹的仁和善，圣人不用教化，是可以教化萬民的。斗筲之性是只有貪和惡的廣大勞動人民，這些人即使經過圣人的教化也不會成為性善者，對他們只能加以嚴格防范。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質，經過君主的教化便可以達到善。這三個品級的人性，都是天所賦予的。
這一套性三品的人性論，是孔子"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論語·陽貨》）人性論的發(fā)展。
《繁露》全面論證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
所謂"道"，是根據(jù)天意建立起來的統(tǒng)治制度和方法，《繁露》用形而上學的觀點加以分析判斷，認為這個道是永恒的、絕對的。它說："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惡；……
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基義》）這里，它承認對立面的普遍存在，具有一些辯證法的因素。但它認為這些對立面之間的關系，主要是協(xié)調服從的關系，否定矛盾雙方的斗爭。雖然它承認矛盾的兩個方面的性質、地位不同，但陽和陰雙方，一主一從，一尊一卑的地位是永不可改變的，更不能轉化，這是"天之常道"。然而，歷史的發(fā)展并非一成不變的，王朝更替時有發(fā)生，為了解釋這一現(xiàn)象，董仲舒提出了"三統(tǒng)"、"三正"的歷史發(fā)展觀。我國農歷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可以作為正月（歲首），每月初一日為朔日，朔日有從平旦（天剛亮的時刻）、雞鳴、夜半為開頭的三種算法。
每一個新王朝上臺后，都要改變前一個王朝的正、朔時間，這叫改正朔。如果新王朝選擇農歷正月為歲首，則尚黑色；如選擇十二月為歲首，則尚白；如選擇十一月為歲首，則尚赤色，這就是所謂"正三統(tǒng)"。每個正朝都應按照自己的選擇改換新的服色，這叫"易服色"。不管如何循環(huán)變化，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道和天一樣，是永遠不變的。"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改道之實"（《楚莊王》）。所以，"三統(tǒng)"、"三正"也是董仲舒借天意之名宣揚"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理論武器，目的是長期維護封建統(tǒng)治。
《春秋繁露》所反映的董仲舒的認識論，是建立在神學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上的，是為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服務的。人類、宇宙萬物及其變化都是天意的安排，所以，人的認識也就是對天意的認識，只要認真考察自然現(xiàn)象，或通過內心自省，就不難體會到天意。董仲舒認為"名"反映的不是事物，而是天意，它是由圣人發(fā)現(xiàn)的，并賦予事物以名，"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深察名號》），即天的意志決定人的認識，人的認識決定萬事萬物，完全顛倒了名與實、主觀與客觀的關系，是一條唯心主義的認識路線。
《春秋繁露》大力宣揚"
三綱"、"
五常"的
封建道德觀，為封建等級制度和倫常關系的合法性制造輿論。早在春秋時期，孔子便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的思想，后來
韓非發(fā)展了這一思想，并為"三綱"劃出了一個明晰的輪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韓非子·忠孝》）董仲舒對此加以繼承和神化，第一次提出："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基義》）他說："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yǎng)之。"（《基義》）雖然尚未提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正式條文，但其意思已很明確了，待西漢末成書的《禮緯》就把"三綱"的條文具體化了。三綱以君為臣綱為主，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從屬于君為臣綱的，最根本的是要維護君權的統(tǒng)治。
董仲舒在答漢武帝的策問時曾提出"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在《春秋繁露》中又加以詳盡論證。"仁者，愛人之名也。"（《仁義法》）"立義以明尊卑之分。"（《盟會要》）"禮者，……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內外、遠近、新舊之級者也。"（《奉本》）"不智而辨慧狷給，則迷而乘良馬也。"
?。ā侗厝是抑恰罚?
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為信也。"（《天地之行》）
三綱五常的倫理觀是漢
王朝封建大一統(tǒng)政治的需要，也是中央專制集權制的反映，它在當時維護國家統(tǒng)一和封建制度方面，起過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整個地主階級的歷史地位日益向保守、反動轉化，它便成了反對革命，麻痹和奴役勞動人民的精神枷鎖。由于它高度集中地反映了整個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成了沿續(xù)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的道德倫理規(guī)范，在我國影響深遠，危害極大。
《春秋繁露》以哲學上的神學蒙昧主義，政治上的封建專制主義為基礎，提出了一套較為完備的思想體系，盡管以后各個王朝的哲學形態(tài)有所改變，但這一思想一直在我國封建社會中占統(tǒng)治地位。書中將自然現(xiàn)象與社會問題進行無類比附，得出自己需要的結論，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影響惡劣。
當然，學術界也有不同觀點，這一觀點認為，正是董仲舒的“神學蒙昧主義”在制約著皇權，在皇權具有絕對權威、社會又還沒有出現(xiàn)可以與皇權抗衡的時代，恰恰是董仲舒的系統(tǒng)的天人感應論在制約著皇權，使皇上不敢為所欲為，正是這一思想文化的因素在維系和制衡著社會力量，這對家天下時代有效防止天子濫用權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說，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玉杯》）。所以，不能用現(xiàn)在的眼光來笑話古人的愚昧，其實在那個時代，他們看得比我們要深刻和長遠得多。
《春秋繁露義證》
清蘇輿撰著。蘇輿字厚康，一字厚庵，湖南平江人。光緒三十年（１９０４）進士，改庶吉士，官郵傳部郎中。曾學于王先謙之門。所輯錄《義證》，是研讀《春秋繁露》的必備之作。
此公和他老師一樣，學術上成就大，兼容并包，但在政治上傾向于保守，當時極力發(fā)對康有為的政治主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