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陽殷墟，一個讓全世界史學界、考古界都曾為之關注的地方。這里不僅是一個“神形兼?zhèn)涞拇蠖际?#8221;，而且還是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的搖籃，是中國考古工作者心中的圣地。中國近現(xiàn)代許多著名的考古學家都曾在這里工作過。董作賓便是他們當中杰出的一位，一代甲骨學大師。
從小就與古文字結緣 董作賓，原名作仁、字彥堂、號平廬。1895年出生在我國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河南南陽城長春街(現(xiàn)為解放路)的一個小店主家庭草藥。6歲人私塾學習，他聰穎過人又刻苦努力，先后博覽《四書》、《五經(jīng)》及諸子百家學說。當時與其父董士魁的小雜貨店為臨的是一個叫“吉祥齋”的刻字店，店主周文金技藝高超，聞名宛城。幼時的董作賓常到周文金的刻字店去玩，并細心地觀察各種雕刻技法，琢磨刻字的章法與要領。后來他又得到周先生的熱情指導，對篆刻和古文字藝術產(chǎn)生了很大的興趣。他以后從事甲骨文研究，并成為一代甲骨學大師，除了他后天的努力之外，與他幼時對古文字及篆刻的愛好也有很大關系。
1908年，董作賓考入當?shù)氐母叩刃W堂，課余時他常在長春街中段路東的一個文具店擺一個刻字攤。十幾歲的他英俊大方，笑容可親，刻起字來認認真真，一絲不茍。沒活干時就讀書練字，當?shù)貙W生每次到文具店買毛筆時，都要在他的刻字攤上看一會兒，大都被他那種既熱情又投入的精神所感動。
1911年到1914年間，正處在讀書大好年華的董作賓卻因家境貧寒而被迫退學，幫助父親在店鋪里做事。這期間他曾利用業(yè)余時間開辦小學館，教街坊兒童讀書識字來掙錢以補貼家用。1913年，他家的小店購進一批書籍，這給了他一個讀書的好機會，他和幾個同窗好友組成“文會”，面向社會建立圖書流通閱讀制度。和大家一起讀書，共同鉆研書法，使他的學識得到全面的發(fā)展。當時他和張嘉謀(字中孚，河南著名的方志學家、教育家)先生是街坊。張先生是一位飽學之士、清末舉人，是當?shù)氐母吡髅?，對董作賓這位好學上進的青年尤為關心，經(jīng)常借書給他，并解答他在學習中遇到的疑難問題。1915年在張先生的督促下，他考入縣立師范學校，后又以優(yōu)異的成績畢業(yè)留校任教。1918年春，他隨張先生來到當時的省會開封，后經(jīng)張先生的指導考入了河南育才館學習。
在開封育才館學習時，他因學習書法，接觸到甲骨文，并對羅振玉《殷墟書契前編》一書愛不釋手。從此他結緣甲骨文，開始研究中國考古學，并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1921年冬，他受張嘉謀先生之約只身一人到北京求學，吃住在張先生家里。張先生知道他學過篆刻，又寫得一手好字，便托人為他介紹了一個謄寫講義稿的差事。這期間他又通過張先生結識了時任北京大學教授徐旭生(河南唐河人，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通過接觸，徐先生發(fā)現(xiàn)他這個小老鄉(xiāng)天分高、人忠厚、還能吃苦，便通過努力介紹他到北大旁聽。1923年董作賓考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研究生。后又兼任錢玄同、劉半農(nóng)、周作人等人創(chuàng)辦的《歌謠周刊》編輯，這個工作使他每月可以得到津貼12元，于是生活費有了保障。這期間他認真學習考古學、語言學、歷史學和人種學等課程，并參加故宮珍品的分類工作。
殷墟發(fā)掘第一人
1925年董作賓從北大研究所畢業(yè)后，獲史學碩士學位，并被破格聘任為福州協(xié)和大學國文系教授。第二年回到河南，受聘中州大學(河南大學的前身)文學院任講師。后來他又先后受聘于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學校任職。1928年春因其母病從廣州回到家鄉(xiāng)南陽，在省立南陽中學兼課教授國文。這個時期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處在廣州成立，聘董作賓為通信員。后歷史語言所正式成立，他又被聘為編輯員。同年暑假受鄉(xiāng)前輩張嘉謀先生之約，于8月12日至14日一起去洛陽調(diào)查三體石經(jīng)，并經(jīng)溫縣、輝縣等地轉赴安陽，調(diào)查殷墟甲骨的出土情況。
當時，由于人們普遍認為殷墟甲骨在經(jīng)過清末及民國初年的大肆盜掘和古董商人的收購之后，已所剩無幾。董作賓在到達殷墟之后，經(jīng)過詳細認真的調(diào)查及測量發(fā)現(xiàn)殷墟的甲骨還在不斷出土。于是得出了“甲骨挖掘之確猶為盡”的結論。于是他認為對殷墟的發(fā)掘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遲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損失”，便向史語所作了《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總報告·歷史語言研究所安陽調(diào)查》的報告。他的報告得到了史語所的高度重視。經(jīng)過研究便委派董作賓主持殷墟的發(fā)掘工作。這次發(fā)掘還得到中研院院長蔡元培的支持并特批一千銀圓發(fā)掘經(jīng)費。 那么當時中央研究院為什么要派他去發(fā)掘呢?據(jù)李濟(湖北鐘祥人，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先生回憶：“中研院特別委派他主持這次重大發(fā)掘的原因是第一因為他是最早到安陽的；第二因他是一位河南學者，他的意見對河南省會教育界及鄉(xiāng)鎮(zhèn)人土有決定性的影響，在中央研究院從事田野考古工作以前，北平學術界曾在河南及其它地方嘗試過好多次發(fā)掘工作，但都失敗了，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地方人土強烈反對，所以在民國十七年至十九年前后這一時期，我們所面臨的最困難的問題，就是如何說服地方學術界與中央合作。”(轉引自李濟《南陽董作賓與近代考古學》)
1928年10月，在董作賓的主持下，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對殷墟的科學考古發(fā)掘正式開始。這次發(fā)掘人員除了董作賓之外，還有河南省政府派出的郭寶鈞(河南南陽人，系董作賓的同鄉(xiāng)學友，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王湘(系董作賓先生表弟)等人。董作賓在事前還先擬出發(fā)掘計劃和方法。從當年10月13日到30日，董作賓和郭寶鈞等人合作發(fā)掘順利，他們把小屯遺址分為三區(qū)，采用平起、遞填的方式，探得甲骨在地下的大致輪廓后，分三步實施大規(guī)模的發(fā)掘。通過發(fā)掘他們在殷墟的心臟——小屯，發(fā)掘三個區(qū)域，挖掘了40個坑，面積達280平方米，出土了陶、骨、銅、玉等各種器物近3000~：。
1929年3月7日李濟率中央研究院歷史所考古團來到殷墟，再次對殷墟進行發(fā)掘。于這年10月17日開始進行第三次發(fā)掘，可這次發(fā)掘沒進行多久就遭到河南地方當局的層層阻撓，這是因為中央研究院為了研究之便，將所發(fā)掘出土的器物運出河南，這并沒有與河南地方政府事先達成共識，引起了地方政府的不滿。于是時任河南省博物館館長何日章來到殷墟，聲稱自己是奉上頭的命令來發(fā)掘的。他手下的人對董作賓說：“你們快收攤吧，這是河南的地盤，不能讓你們亂挖”。而董作賓則稱：“我們是中央研究院派來的，你們不要亂來!”結果雙方爭執(zhí)不下，互不相讓。當時的安陽縣長知道后也只能站在雙方中間，不敢袒護。 后來雙方只好各自向上司發(fā)電報，以爭取支持。李濟和董作賓隨后即刻前往北京，把這一情況報告給了時任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傅斯年跟他們一起來到安陽調(diào)解。中研院院長蔡元培也呈請國民政府，并奉當局的命令，發(fā)電報給河南省府，要求保護中研院的發(fā)掘工作。在雙方的努力下，河南省政府與中央研究院以科研為重，從大局出發(fā)，彼此達成幾項協(xié)議，才使這次發(fā)掘工作得以／頃利進行。 從1928年開始到1937年10月，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后在殷墟進行了15次的大規(guī)模發(fā)掘，在這15次的發(fā)掘中，董作賓除了主持第1、5、9三次的發(fā)掘，參力n2、3、4、6、7次的發(fā)掘外，還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的委托，監(jiān)察了第11、13次發(fā)掘。經(jīng)過不懈努力終于在殷墟的中心小屯、以及侯家莊、后岡等發(fā)掘出土了幾萬片甲骨和青銅器、玉器陶器等許多重要的器物。
在十數(shù)次的發(fā)掘整理中要數(shù)他付出的心血最多。不管是訪殷墟、擬計劃、試掘采、還是在摹繪拓印、整理編寫等一系列的具體工作中他都必須身體力行。為殷墟的成功發(fā)掘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使他無愧為殷墟發(fā)掘第一人。東漢的張衡(南陽人，偉大的科學家、文學家)相提并論：“后漢人文，宛者為盛，而張子平尤擅一代高名，文史哲思，固已抗節(jié)前賢，星歷制作，又稱東京之絕技。吾友董彥堂先生，今之南陽賢士也，是能識倉頡之奇文，誦丘聚之緯書，發(fā)冢以求詩禮于孔丘之前，推步而證合朔于姬公之先，使平子在，宜曰后來可謂矣。”(轉引自嚴一萍《董作賓先生全·序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版)
董作賓在研究甲骨文的同時，一度迷戀上甲骨文書法，并最終成為杰出的甲骨文書法家。當時為了摹寫的需要(他曾摹寫過甲骨原片達萬余片以上)，他把甲骨文寫成對聯(lián)自娛，同時為了辨認方便，他還在作品的旁邊注出釋文。他的甲骨文書法在構思、布局、筆墨、落款與用印等方面均恰如其分、獨具匠心，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春蠼o人以美的感受，也使好多人從此對甲骨文這樣的“天書”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他常把自己好的摹寫作品送給同事及朋友。這些作品在海內(nèi)外流傳很廣，他的老朋友、著名學者胡適先生曾經(jīng)說過：“從太平洋走到大西洋，幾乎沒有一家中國朋友或美國的中國學者家中沒有董作賓的甲骨文”。
回鄉(xiāng)宿愿未竟而成終生遺憾
除了殷墟的發(fā)掘外，他還和李濟等同仁一起發(fā)掘了位于山東濟南的城子崖遺址。經(jīng)過兩次的發(fā)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等器物，在這些陶器當中最精致的是黑色陶器，其主要類型有鼎、鬲、盆、杯等。經(jīng)過研究他們提出了這些黑陶文化即為“龍山文化”的新觀點。這在當時也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并在后來為我國史學界所接受。
董作賓在抗戰(zhàn)爆發(fā)后，轉戰(zhàn)長沙、桂林、昆明、南溪等地。在流亡奔波的艱苦條件下，他始終堅持他的甲骨文研究及考古學事業(yè)?？箲?zhàn)勝利后兩年即1947年，他應美國芝加哥大學之邀到該校講學，并被聘為客座教授，在該校講授甲骨文及金文等課程。1948年回國，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并在同年當選為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1949年，董作賓受命隨中央研究院和自己相伴多年而不忍心分開的大批文物遷往臺灣。隨后他受聘擔任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教授，為該院中文系講授古文字學，并為歷史系講授殷商史。1951年，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1953年，參加在菲律賓召開的第八次太平洋科學會議。1955年應邀赴韓國漢城講學，同時被漢城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同年8月辭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職務，應聘至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任研究員，從事中國年歷的編寫工作，同時擔任香港大學的名譽史學教授。不久他編著的《中國年歷總譜》由香港大學出版部印行。后來又相繼擔任崇基、新亞、珠海三書院教授。1958年重回臺灣大學，擔任該?？脊湃祟悓W系專任教授。
董作賓去臺后日夜關注著故土，并打算有機會就回大陸，回家鄉(xiāng)看看。但事不遂人愿，他卻在1963年12月因病在臺北去世，未能回歸故里，成了他終生的遺憾。
數(shù)十年后的今天在甲骨文的故鄉(xiāng)——河南安陽，為紀念董作賓先生，當?shù)氐母叩葘W府(即安陽師范學院)專門成立了“董作賓甲骨學研究中心”，并計劃在該校的殷商文化博物館內(nèi)專設董作賓作品展室，以此來弘揚他的治學精神，學習他留下的豐厚研究成果，全面推動甲骨學及殷商文化研究。安陽全市人民也在為殷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chǎn)而努力，董先生如果有靈，在九泉之下他也會安息的。（2004年第03期）
作者：唐新 點擊次數(shù)：685
出處：《傳記文學》 上傳日期：2007-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