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長在給記者講述他的疑點。邢云/攝

劉心長。邢云/攝

中國網(wǎng)9月14日報道 “挌虎“，格斗老虎，那么曹操有沒有格斗過老虎？劉心長說，如果曹操格斗過老虎，歷史文獻應當有記載?！度龂?#183;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記載，曹操“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于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曹操一天射63只野雞還在歷史文獻中有記載，如果與獸中之王的老虎格斗有收獲，更應該在歷史文獻中有記載。 “躬禽”是親手擒獲。“姿貌短小”的曹操，就是力氣再大，也不可能擒獲一只猛虎。所以，“猛獸”不應是老虎。同時，曹操居住的鄴城及其周邊地區(qū)，歷史文獻中也沒有發(fā)現(xiàn)老虎行蹤。

據(jù)劉心長考證，《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裴松之注引曹丕《典略·自序》記述：“與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獐鹿九，雉兔三十。”在鄴城以西大約只有一些獐鹿雉兔，并沒有老虎出沒。好幾塊石牌銘文刻有“常所用挌虎大戟”、“常所用挌虎大刀”、“常所用挌虎短矛”，看來曹操是經(jīng)常與老虎格斗的，這恐怕與歷史事實不符。

劉心長說，曹操青年時用過“手戟”。《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孫盛《異同雜語》記載，曹操早年行刺張讓，被發(fā)覺，“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曹操晚年位極人臣，隨身應帶佩劍，這既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又可防身自衛(wèi)?！度龂?#183;魏書·武帝紀》記載，漢獻帝“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這些大戟、大刀、短矛放在曹操墓中，與曹操的身份、地位不協(xié)調(diào)，也不相稱。特別是曹操遺令在他的墓中不準埋“金珥珠玉銅鐵之物”，所以，曹操墓中不會有這些鋼鐵武器。

曹操打獵多在鄴城附近

曹操興趣廣泛，愛好很多，打獵是其中一種。曹操的出獵活動應是在攻下鄴城后，有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環(huán)境，經(jīng)濟條件也有所好轉的情況下進行的。曹操在鄴城的最大的一次出獵活動在歷史文獻上卻留下了記載?！豆盼脑贰菲哒麻宰⒁龘从荨段恼铝鲃e論》說：“建安中，魏文帝從武帝出獵，賦，命陳琳、王粲、應玚、劉楨并作。琳為《武獵》，粲為《羽獵》，玚為《西狩》，楨為《大閱》。凡此各有所長，粲其最也。”

這次曹操在鄴城的出獵，規(guī)模很大，參加的人也很多。曹丕跟隨曹操參加了這次出獵活動，寫了一篇《校獵賦》，還讓建安七子中的陳琳、王粲、應玚、劉楨一起寫。這些賦的描寫對考察曹操出獵活動的環(huán)境、地域、所帶武器、收獲獵物等都有重要參考價值。曹丕賦名“校獵”，“校”，是指用欄遮止禽獸而獵取，所以曹操這次出獵是事先圈圍了一塊地方進行圍獵。實際上是一次大規(guī)模的軍事演習。此賦有“講武”二字，劉心長認為，這里的“講武”應指現(xiàn)在鄴城以西的磁縣講武城這個地方。

劉心長說，應玚《西狩賦》中說：“于是魏公乃乘雕駱，駟飛黃，擁簫征，建九斿。按轡清途，颯沓風翔。”賦中也沒有提到曹操拿著大戟、大刀、短矛，而是曹操作為丞相、魏公，對出獵軍隊進行檢閱，賦中有大量鋪陳描寫，但是沒有老虎，最兇猛的獵物是“封豨”，豨即野豬，其他只是鹿和飛鳥之類。

特別是曹丕在《校獵賦》中說在出獵結束的路上“望銅雀而增舉”?？梢娺@一帶可以清楚地望見鄴城的銅雀臺。曹操在《遺令》中說：“汝等時時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這不是曹操墓田區(qū)與銅雀臺的方位很有說服力的相互參證嗎？

“挌虎”武器及石牌不可能葬入曹操墓

歷史文獻沒有關于曹操“挌虎”的記載，曹操也不可能有與老虎格斗的行為，但據(jù)劉心長考證，曹丕卻是有過“捕虎”活動的，并且因為這種行為還受到司空、樂平鄉(xiāng)侯王朗的尖銳批評。

“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wèi)，內(nèi)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后出幄，稱警蹕而后踐墀，張弧而后登輿，清道而后奉引，遮列而后轉轂，靜室而后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三國志·魏書·王朗傳》)可見，王朗的批評相當嚴厲，指出曹丕的這種行為不符合帝王“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的行動規(guī)范，是“違警蹕之常，非萬乘之至慎”的極為不負責的行為。

也由此可判定，曹操下葬的時候，王朗在鄴城正擔任奉常、大理一級的高官，他以及與他有相同看法的文臣武將會同意把這種并不能“顯尊”曹操身份而只能損抑曹操形象的“常所用挌虎大戟”等“挌虎”武器及石牌葬入曹操墓中嗎？

此外，王朗的兒子王肅也是曹魏時期的重臣，也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學者。他曾寫過《格虎賦》。秦末孔鮒的《孔叢子》后附有西漢孔臧寫的一篇《諫格虎賦》，清朝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收載了這篇賦。賦中以犀利的語言指出：“今君荒于游獵，莫恤國政。驅(qū)民入山林，格虎于其廷……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為至樂，所未聞也。”王朗父子同聲勸戒“捕虎”、“格虎”，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曾遭到大臣堅決反對，又為輿論所強烈非議的“格虎”武器，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埋到曹操墓中的。

石牌“挌虎”銘文必定為假

據(jù)劉心長考證，三國時期的捕虎游獵是“射虎”而不是“挌虎”。在三國魏主曹操、蜀主劉備、吳主孫權三人中，劉備愛好織履編草鞋，曹操喜愛打獵，當然這只是曹操諸多愛好中的一項，但未見曹操有獵虎的記載，而孫權卻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打虎英雄，不過孫權獵虎是射獵。《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記載，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即曹操去世的前兩年，“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于庱亭。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卻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這是孫權射虎并擒獲一只猛虎的真實記載。

劉心長認為，如果曹操格殺或擒獲一只猛虎，《三國志·魏書》是一定會有記載的。宋朝蘇軾在《江城子》“密州出獵”一詞中說：“親射虎，看孫郎。”可見孫權的“射虎”在三國獵虎活動中是有代表性的。但孫權曾遭張昭極力勸戒。這些弓箭和雙戟，并不是圣明人君的象征，而是群臣和社會輿論所強烈反對的器物。

“試想，用與曹操同時代東吳張昭的話來判認安陽大墓中的石牌，會是真的嗎？再試想，用曹操身邊的重臣王朗勸戒曹丕的話來判認安陽大墓中的石牌，會是真的嗎？”劉心長如是發(fā)問。

此外，曹操集團中確有一位射虎的少年英雄，這就是夏侯淵的兒子夏侯稱。《三國志·魏書·夏侯淵傳》裴松之注引《世語》記載：“(稱)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qū)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

夏侯稱射虎的地方，應在他父親常年駐守的長安、漢中一帶而不在鄴城。因為從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到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夏侯淵被劉備所攻殺的6年間，曹操一直派夏侯淵鎮(zhèn)守長安、漢中，沒有在鄴城。劉心長說，夏侯稱射虎記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