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section>李斯的意思很明確：像淳于越這樣的儒生，不師今而學古，整天拿著古代的事批評當下，惑亂百姓，這是要不得的。
就在這次討論之后，李斯上書點明了幾個利害點：
第一，效仿古代、恢復分封制是以輿論否定皇帝政令的做法。
第二，皇帝是天下最尊貴的人，不能讓普通百姓議論皇帝，否則皇帝的權威會受到損害，不利于統(tǒng)治百姓。
第三，除了秦朝自己的歷史之外，不應該讓百姓學習六國的歷史，以免百姓用六國以往的標準來衡量秦的制度法令。
第四，不僅六國歷史不應該學，「《詩》《書》和諸子百家的著作，都一概掃除干凈」。
第五，那要是有人不服從呢？就「判處黥刑，并罰做修筑城池的苦役」。黥刑就是在臉上刺記號的刑法，比如在《水滸傳》中，我們就經常會看見不少好漢臉上被處以黥刑。
第六，書都焚毀了，百姓學些什么呢？李斯的建議是，百姓可以學習醫(yī)藥、占卜、種植等類的書籍?！溉粲邢雽W習法令的，以官吏為師」。
這就是焚書運動的由來。
從表面來看，李斯是法家思想的代表，淳于越是儒生的代表，再加之「焚書」與「坑儒」兩個詞匯總是一同出現(xiàn)，讓人愈發(fā)感覺焚書就是秦始皇消滅儒學的一個舉動。
《史記·秦始皇本紀》中這樣記載：「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李斯與秦始皇的目標其實十分明確，不管你是老莊儒墨法哪家，只要能夠引發(fā)老百姓亂思考的，通通燒掉。這一措施的最終目的是思想鉗制，無論百家中的哪家，都是思想的載體，就連李斯本人讀過的書，也要燒掉。如果我們過分強調秦始皇對儒學的摧殘，那則掩蓋了始皇帝對所有思想摧殘的本質。實際上，那些不牽扯思想的自然科技之書，則不在焚燒之列。
圖片來源：《生死秦始皇》插圖
但李斯與始皇帝也明白，思想還是很有價值的，只是不能讓老百姓掌握而已。因此，官方可以藏百家之書，李斯可以讀，始皇帝可以讀，到官方學習的學生也可以讀；但是老百姓私下不能藏、不能讀，藏了就得燒，情節(jié)嚴重的，敢拿百家語亂說事的，還得殺。由此可以看出秦始皇對儒學的真正態(tài)度，及官學與儒學的真實關系：儒學與其他百家一樣，能為我所用就是好的，但一旦影響到統(tǒng)治，就要抑制打壓。坑儒事件的起因，是兩個為秦始皇煉丹求仙的術士侯生、盧生在背后說秦始皇壞話，然后又畏罪逃跑了，于是秦始皇非常生氣，一怒之下殺了460多位儒生。其實，秦始皇很清醒，他所針對的不是術士、也不是儒生，而是亂說話的人。
聽聞這兩個人說了壞話還逃跑了，秦始皇大怒，說：我去年剛剛燒了天下之書，如今怎么還有人惑亂黔首？
最會惑亂黔首的自然是有知識、有思想的儒生，于是秦始皇開始調查在咸陽的儒生，揪出來460多個妖言惑眾的，全殺了。始皇帝的長子扶蘇挺心疼這些儒生，替他們說話：「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史記·秦始皇本紀》），結果直接被始皇帝發(fā)配到了邊塞。無論是焚書，還是坑儒，秦始皇所針對的最終目標都是「亂說話」，而不是儒學與儒生。只是最愛亂說話的，往往是人數(shù)最多的儒生。既然如此，秦始皇為何不把儒學直接從官學里完全抹去？這也是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辛德勇在梳理、研究「焚書」與「坑儒」兩大歷史事件后，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引發(fā)焚書運動的那場酒宴上，《史記》記載有「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周青臣、淳于越便在這七十博士之列，于那日的酒宴上相互爭辯。辛德勇教授提出的疑問是：這七十博士，全是儒家博士，還是百家皆有？
很遺憾，七十博士均為儒學博士，秦始皇并沒有為大家通常認為他所尊崇的法家設立過任何一個博士職位。
《史記·封禪書》中明確記載：「于是征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section>從歷史發(fā)展脈絡看，始皇帝之前，只有魯國與魏國設立過博士官職位，而這兩個官職分別與孔子及子夏有關。秦始皇之后，漢武帝又設立五經博士，也為確鑿的儒學博士。秦始皇對儒學的尊崇，是因為任何一個君王、任何一個政權想要維系國家統(tǒng)治，都需要儒學。一個國家的建設不僅僅需要嚴刑峻法，還需要禮制建設。儒學，作為知識儲備最為豐富、理論實踐結合最緊密的一套學說，在思想、理論、制度等方面的知識體系都遠超其他百家，因此承擔起了古代中國禮制建設的任務。秦朝滅亡后，一位歸漢的秦朝儒生博士叔孫通擔起了建設漢初禮制的重任，這也是一個重要例證，即所謂「漢承秦制」。秦始皇需要儒生來建設國家禮制，也需要有知識、有文化的儒生來歌功頌德，唯一不需要的就是亂說話的任何諸生。也許，對于國家建設而言，法家只是技術層面的，儒家才是治理社會的內在思想學說。所謂「儒」與「法」，只是同一事物的兩個不同層面。我們甚至可以說，在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之前，儒學從未獲得如此崇高的官學地位。戰(zhàn)國后期的荀子與后來被尊奉為儒家正宗的戰(zhàn)國前期的孟子而論，他們兩人之間的差別，實際上就是在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下，分別凸顯了上述儒家學說中「禮」與「法」這兩個不同側面。
——辛德勇《生死秦始皇》
法制與禮制正是儒家政治的兩個不同側面，需要相輔而行。
——辛德勇《生死秦始皇》
關于秦始皇與儒學的關系，辛德勇教授打破通行的歷史觀念，得出「儒學是備受秦始皇尊崇的官學」的基本結論。這些研究與探討，在辛德勇教授2019年出版的著作《生死秦始皇》中都有體現(xiàn)。
辛德勇教授得出這些觀點，是基于對歷史事件本身的還原，而還原歷史的基本手段，是對歷史文獻的仔細研讀，對每一處史料詞句的深究考據。
如「七十博士」，辛德勇教授在書中引用大量文獻、事例，從文獻考據學的角度證明了秦朝博士均為儒生博士。又如「坑術士」與「坑儒士」，由于坑儒事件由術士引發(fā)，且《史記·儒林列傳》有「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的記載，導致很多讀者乃至歷史研究者認為秦始皇坑殺的是術士，而非儒生。辛德勇教授則從一字一詞的文獻考據入手，證明了「坑術士」為訛記，秦始皇坑殺的460余人均為儒生。再比如焚書運動中「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史記·秦始皇本紀》）的描述，過去，人們普遍認為「偶語」指的就是兩個人對話。然而，辛德勇教授從文獻考據與訓詁層面深究「偶語」一詞，認為「偶語」的含義并非指兩人對話，而是類似于「寓言」。由此得出結論：秦朝諸生可以對詩、書進行討論、對話，只是不能像「寓言」般借詩書抨擊現(xiàn)實。對「偶語」一詞的精準解讀，能讓研究者真正把握到秦始皇對儒學的尺度，以及儒學與官學之間微妙的關系。這種深究考據的治學方法，形成了辛德勇教授最具個人鮮明特色的學術研究特點：常人看待歷史，只是人云亦云，不求甚解，往往流于歷史概念的表面或刻板印象，只有通過歷史學家的嚴謹眼光，才能接近歷史事實。辛德勇教授將自己的這種研究方法與「匠人」相聯(lián)系，稱自己只是「一個匠人」。很多人追求建立自己的學術體系，我卻研究具體的問題，甘于平凡。我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匠人。
——辛德勇
他還說過一句話：「對我而言，歷史學首先是史料學?！?/p>這種對史料的「匠人精神」是他所一直秉持的，也體現(xiàn)在他的著作中。在《制造漢武帝》一書中，辛德勇教授比對歷史文獻史料，發(fā)現(xiàn)被歷史學界普遍接受的漢武帝晚年「罪己改策」事跡，最早系統(tǒng)出現(xiàn)于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而在《史記》《漢書》《鹽鐵論》等更早的典籍文獻中均缺少相應記載。由此，辛德勇教授提出「司馬光制造了晚年的漢武帝」的觀點，向日本學者市村瓚次郎、中國學者唐長孺、田余慶（《論輪臺詔》）等著名歷史學家的傳統(tǒng)論證觀點提出挑戰(zhàn)。◎ 《生死秦始皇》《發(fā)現(xiàn)燕然山銘》插圖，體現(xiàn)了辛德勇教授歷史文獻學、古籍版本學的學術研究基礎。
在文獻考據的視角上，辛德勇教授對陳寅恪先生的研究也有過評述。辛德勇在讀書期間曾受自己的導師、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的推薦，跟隨古籍版本學家、目錄學家黃永年先生讀書。辛德勇教授對文獻史料的重視，便是受到黃永年先生的影響。黃永年曾說過，陳寅恪先生的研究過于「粗」，忽略了一些基本的史料便下結論。黃永年先生曾就此問題與陳寅恪先生通信探討，二人的學術交流也有益于后人理解陳寅恪先生的學術體系。陳寅恪先生是史學大家，同時有很強的貴族氣息，他對學術有著很高的追求，田余慶先生對學術也有很高的追求。但我認為，他們有時跳過諸多具體的細節(jié)而去做宏大的追求，反而妨礙了他們某些研究的深度。
這不是對歷史大家及傳統(tǒng)歷史觀點的刻意挑戰(zhàn)，而是基于嚴謹、扎實的史料研讀基礎之上的學術探討。
如果每一位學者都能甘于平凡，愿意在最基礎的根基處下功夫，那整個學界以及讀者界就會少很多浮夸與跟風。在熱衷于宏大敘事的當下，我們正需要辛德勇教授這樣的匠人，不輕易下結論，耐心地通過點滴細節(jié)還原歷史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