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法學院招生講究兼收并蓄，恨不能收幾個刑滿釋放的犯人（很像孟嘗君延攬網羅門客，雞鳴狗盜之人也在網羅之列）。在美國學法律的時候，同學中有幾位西點軍校畢業(yè)的軍官，有學文科的，也有學理工科的。有理工科背景的學生走對了門，在法學院得心應手，游刃有余。學哲學的和學歷史的感覺也不錯。最痛苦的是學文學的，艱難地適應摧殘身心健康的邏輯思維。
法律與文學是兩種思維。法律多抽象思維，文學多形象思維。法律與理工科更近，都是抽象思維，“已知求解”，“因為所以”。文學講究的是“下筆如有神”，重情節(jié)，輕邏輯。哲學也講究抽象概念，什么“白馬非馬”，什么“矛盾是對立的統(tǒng)一”，似是而非，目的就是將普通人拒之門外。歷史是對史實的羅列和解釋，很像法律論述；法律的論述是用事實與法律搭積木，變化層出不窮，律師、法官可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但文學決非一無是處。好處之一是可以成為迷彩服，讓人不知虛實?！尔溙锏氖赝摺芬粫杏卸卧?，說是誰要能夠大談戲劇、話劇和文學等，人家就不探虛實，一時半會兒弄不清他是否真的很蠢。訴訟如同打仗，也講究兵不厭詐，真真假假，虛虛實實。
當然，文學作品不是化妝品，而是作家凝聚人生，揭示人性。同時，《麥田的守望者》還有句話，“不成熟的人有個標志，是要找個理由高尚地去尋死；成熟的人也有個標志，是要找個理由茍活下去”。正是！步入中年后，我們多數(shù)人何嘗不是茍且偷生，多的是無奈——“柳下系舟尤未穩(wěn)。能幾日，又中秋”。
破譯人性有助于法律工作。律師的工作之一就是說服，說服形形色色的人。這就需要察言觀色，有時甚至是投其所好。精通法律不等于善于說服。都說法律至高無上，但法律再高也高不過人的虛榮心。販夫走卒如此，律師、法官更是如此。
文學是溝通人際關系的管道，尤其是在跨越文化方面。比如，引用一句莎士比亞的臺詞，世界各地的人都心領神會，一下子拉近了距離。莎士比亞說過，“好是最好的敵人”。這句話對外國客戶屢屢奏效。此話的對應的中文可以是，“凡事不能求全”、“知足常樂”或“不要弄巧成拙”。但莎士比亞受到的商業(yè)炒作更多，國際知名度也更高。而且大家都怕露怯，只要是莎士比亞說的話，聽不懂也要裝懂。
文學也有與法律相同之處。莎士比亞有句名言，“簡潔是機智的靈魂”。文學語言離不開機智，而機智需要簡潔。同樣，法律也要言簡意明，斬釘截鐵，最忌拖泥帶水。如果贅詞一多，之乎者也，哼哼唧唧，法律就少了嚴肅性和尊嚴。
今天在美國，案情日益復雜，訴訟標的越來越高，訴訟書和判決書也隨之加長，否則有失嚴肅。但句子越來越短，語言也是越來越簡練——至少訴訟書是這樣。
法官可以居高臨下，洋洋灑灑，一揮而就，因為法官不擔心沒人看他們寫的判決。無論句子如何冗長，意思如何顛三倒四，理論如何深奧，律師和專家學者們都會認真拜讀，用心領會。但律師不敢如此瀟灑，遣詞造句必須慎之又慎，盡量言簡意明，否則法官很可能失去耐心，將訴訟棄之一邊。即便法官能夠耐著性子看完，那也是一頭惱火。
語言的簡潔也取決于標點符號的運用。最簡單的規(guī)則就是多用句號，少用逗號，最忌一逗到底。逗號一多，看起來就吃力。中國古文里的句子就很短。李煜的一曲《虞美人》是行行句號。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明月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律師需要駕馭法律，但更需要駕馭局面。文學與把握局面并無直接關系，但至少有助于駕馭語言，有助于表達。按莎士比亞的說法，就是“語言是思想的翅膀”。而善于表達有助于駕馭局面，結交三教九流、英雄豪杰。《圍城》中國立大學的高松年校長便是位語言大師，跟軍事教官閑談，說一兩個“他媽的！”教官驚喜得刮目相看，引為同道?，F(xiàn)代文學少不了故事，而法律也需要講故事。訴訟律師就是要講述故事，向法官講述故事，向仲裁員講述故事。故事得自圓其說，前后連貫，主題分明。故事還必須與法律必須絲絲入扣。
法律講究條理，文學注重感應。不過，日常生活中人們多是憑經驗、憑直覺辦事。法律訴訟中許多情況下也是靠直覺、靠機智。例如，辛普森案中，最打動陪審團的并不是法律。檢察官說是撿到了兇手作案時用過的手套，審案時讓辛普森當庭戴上手套，沒想到手套太緊。辛普森的律師靈機一動，喊出“手套太緊，被告無罪”。陪審團最終也沒有弄明白有關法律，但律師即興發(fā)揮，創(chuàng)造出來的警句式的短語卻潛移默化地打動了他們。
上傳時間： 2004/1/7 文章來源：作者授權，原刊《法制日報》2003年1月30日 本文由法律思想網整理。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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