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wèi)國商人呂不韋在趙都邯鄲經(jīng)商，遇見在趙國做人質的秦國公子異人。他腦子里靈光一現(xiàn)，回家后問父親：“耕田可獲利幾倍呢？”父親說：“十倍。”又問：“販賣珠玉，又獲利幾倍呢？”父親說：“百倍。”他接著問：“如果擁立一位君主呢？”父親說：“這可無法計量了?！眳尾豁f說：“如今即便我努力工作，仍然不能衣食無憂，而擁君立國則可澤被后世！”
乍一看這個故事，感覺呂不韋牛皮吹大了。區(qū)區(qū)一商人去玩政治，還想扶持一國之君？后來的事實證明，呂不韋并沒有吹牛。在春秋戰(zhàn)國，商人從政，很有戲。
春秋戰(zhàn)國，商人從政的黃金時代
據(jù)《史記》的記載，呂不韋見到異人第一面就覺得“此奇貨可居”，商人獨有的敏銳嗅覺使他意識到，對異人這件“奇貨”進行投資，可以撬動盈利的“立國”生意。
跟他老爹展開了上面那場要“大干一番”的心靈雞湯對話后，呂不韋開始付諸實踐——說服了沒有子嗣的華陽夫人認異人作兒子。經(jīng)過呂不韋的一番斡旋，異人終于回到秦國，更名子楚，認了華陽夫人這個媽。華陽夫人又在安國君面前哭得梨花帶雨的，安國君一看這美人多可憐啊，就答應了她的請求，立子楚為繼承人。
呂不韋斥巨資打造的“擁君立國”生意，終于在秦孝文王元年（公元前250年）見到成效。秦孝文王安國君即位三天后突然神奇地暴薨，子楚即位，是為秦莊襄王。之后任命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河南洛陽十萬戶作為他的食邑。至此，一個商人終于登上政壇頂峰。
彼時，一個商人憑什么能輕易結交“皇親國戚”，游走于政界翻手為云覆手為雨，而這些權貴又憑什么相信甚至倚靠一個商人？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由于沒有固定的思想“教化”，沒有對人身自由的禁錮，更沒有壟斷權力的“中心”，列國要發(fā)展資源，自然要爭取商人、尊重商人。
鄭國從鄭武公東遷立國開始，與商人們盟誓，實際上讓鄭國成了鄭氏家族和商人的聯(lián)合執(zhí)政，誕生了“弦高犒師”的商人救國佳話。
衛(wèi)國“務材訓農(nóng)，通商惠工”，使國家從荒涼衰敗的境況中走上了富裕之路。衛(wèi)國商人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史記·貨殖列傳》）”所到之處，連國君都以平等之禮相待他，可見當時商人的地位之高。
楚國商人范蠡三次遷徙至陶（今山東菏澤市定陶區(qū)），在這個居于“天下之中”的貿(mào)易中心，積資成巨賈。范蠡志向遠大，苦于楚國國君傲慢自大，皇親貴族結黨專權，于是范蠡投奔越國為官，后來獻策扶助越王勾踐復國后隱去。
春秋戰(zhàn)國時期，在自由、開放風氣之下，各種思潮涌動，以至商人在思想家、縱橫家、政客等角色上轉換相對容易，成就了歷史上商人從政的黃金時代。正如學者蔡禮彬所言，那些自由大商人，搬有運無，調(diào)劑余缺，有助于打破各國的政治界限?；仡^去看一介商人呂不韋的逆襲之路，也就不足為奇了。
秦至宋，商人從政如夾縫求生
秦時，烏氏縣有個名叫倮的商人，倒賣牲畜賺錢后，買進奇珍異物獻給戎王，再從戎王那里得到十倍的牲畜販回內(nèi)陸。這個買賣，讓那商人賺得盆滿缽盈。秦始皇得知這件事后，賜予倮封君一樣的待遇，讓他與大臣一起登殿朝拜議事。
另外一個在巴郡發(fā)跡的商人叫清，是個寡婦，秦始皇視其為“大姐大”，不僅請她去咸陽頤養(yǎng)天年，還筑“懷清臺”以示彪炳。這些好處當然不是白給的，清幾乎捐獻全部財富給政府修長城，還為秦始皇的驪山陵墓提供了大量的朱砂和水銀。
公元前221年，秦國端掉最后一個列國齊國后一統(tǒng)中原，采取抑商政策，但商業(yè)仍像野草在夾縫中生長，誕生了諸如倮和清這樣的大商人。朝廷可以讓他們?nèi)コ瘯月牥l(fā)言，甚至為其樹碑立傳，但就是不給官做。
至漢，情況就更糟了。漢高祖時，商人連穿綢衣乘馬車的權利都沒有，還要承受重稅。漢高祖劉邦的朝堂中，唯一一個商人出身的是灌嬰，還是因為當年跟著劉邦大哥一起造反打下了漢室江山才被封官進爵的?！稘h書》中提到，到漢惠帝時期，“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指商人）子孫亦不得為官吏?！?/font>
“文景之治”后，商人經(jīng)濟地位迅速提升，有的地方商賈勢力達到了沖擊官府的地步。漢武帝對此非常討厭，因為跟匈奴的戰(zhàn)爭太燒錢，連年國庫空虛，商人們不僅不幫忙，還在下面搞小圈子敗壞朝綱。
漢武帝心一橫，在大農(nóng)丞桑弘羊的策劃下，搞出來一個“算緡告緡令”，要求富賈們捐出總財富的3%~5%。舉報商人自報財產(chǎn)不實者，可得其財產(chǎn)一半。
一年過去了，只有一名叫做樸適的牧羊人捐出20萬錢。劉徹收錢后，封樸適為中郎，還將樸適作為“感動大漢人物”大肆宣傳。然而，并沒有誰被感動，直到與匈奴的戰(zhàn)打完，劉徹也只收到這一筆捐款。最終導致漢王朝采取了“鹽鐵專賣”和“打擊豪強”兩大政策，弄得無數(shù)商人破產(chǎn)，叫苦連天。
幫助漢武帝策劃“算緡告緡”的桑弘羊，就是商人世家出身。但漢代明明禁止商人世家不得為吏，為何桑弘羊能13歲進宮，一直做到掌管國家經(jīng)濟政策的大農(nóng)丞？一種推測認為，桑弘羊的心算能力實在太牛了，牛到朝廷可以破除不任用商人的國策，也要任用這個“最強大腦”。
從漢末戰(zhàn)亂到隋統(tǒng)一的400年間，商人的政治熱情空前高漲，而且士族大夫不以從商為恥。三國時期各大士族幾乎都是一手搞政治一手搞商業(yè)，只不過是以仕途為主，商業(yè)為輔。追隨劉備的糜竺、糜芳，就是大商人。類似的還有徐州的陳珪、陳登，荊州的蒯良、蒯越，揚州的陸氏、全氏等，都是有記載的富家大族。政商融合的盛景，持續(xù)到隋代。
但是，現(xiàn)實政治難不倒心懷遠大抱負的商人。一個名叫武士彟的商人，看透了歷史的規(guī)律，在隋代當官貌似不切實際，干脆學灌嬰老師那樣投資造反的大哥，萬一大哥事成了，自己不就成開國元勛了嗎？于是經(jīng)濟實力雄厚的他資助李淵父子起兵反隋。果然，事兒真干成了，后被加封為應國公，武則天冊封皇后時追封其為魏王，演繹了一出商人在封建帝國改朝換代中投資變身的經(jīng)典案例。
哪怕在“盛世”唐朝，唐太宗李世民也堅決將商人排斥在主流社會特別是政壇之外。他曾囑咐智囊房玄齡，工商雜流即使才能出眾，讓他們發(fā)悶財?shù)昧?，一定不能授以官職，不能讓他們“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舊唐書·曹確傳》）。
政治越壓抑，商人尋求政治地位的欲求就越強烈，最簡單粗暴的方式，就是做官。既然正規(guī)途徑斷了商人的仕途，他們只好通過結交官員，賄賂當權者以獲取官職。
反而是安史之亂后，商人入仕人數(shù)激增。商人子弟參加科舉不再受限，正常入仕通道被打開。鹽商之子畢誠，于大和六年（833年）進士及第，官至刑部侍郎、宣武軍節(jié)度使等，并于咸通初入相，創(chuàng)下唐代商人世家任最高官職的紀錄。
另外，由于藩鎮(zhèn)割據(jù)，斗來斗去，總是需要資本和人才。不少商人通過獻計策、立軍功的形式進入仕途。至唐末五代，“大商皆假以牙職（《資治通鑒》）”。淮南鎮(zhèn)帥高驕曾把軍政大權交給賣藥和茶葉的商人呂用之，政商之親，似乎又讓人聞到了春秋戰(zhàn)國的氣息。
宋代一如既往地在政治上延續(xù)賤商傳統(tǒng)，《宋史·選舉志》中將“工商異類”跟“不孝、不悌”的道德敗壞者歸為一類，禁止他們參加科舉考試。后來商人勢力實在太壯大，宋太祖不得不允許一些“卓然不群”的商人參加科舉。宋仁宗時出身商人家庭的官員馮京，就是通過科舉考試入仕為官的。
元明清，從政治買辦到“紅頂商人”
南宋有一個叫朱清的人，本來是家奴，這廝殺掉了自家主人，奪其“妻子貨財”，為躲避官府追捕，逃亡海上，走私鹽巴。但生意做大了牽涉的人太多，宋廷無可奈何，只好將其招安，封為防海義民，給予其合法商人的地位。
宋朝滅亡后，朱清時來運轉，受到元廷重用，被升為武略將軍。朝廷任用他負責開發(fā)海運，沒過幾年就把太倉打造成了東南沿海富庶繁華的大港，朱清由此官至河南行省左丞。
可見，元代與前朝大為不同，不僅重視商業(yè)，還任用商人為官。比較著名的商人就有奧都剌合蠻、烏馬兒、桑哥與盧世榮等人，他們“素無文藝，亦無武功，唯以商販所獲之資趨赴權臣，營求入仕”（《元史·陳佑傳》）。
元代商人的經(jīng)營活動有政治靠山作為保護，一些貴族拿錢給商人幫自己投資理財，其中的斡脫（經(jīng)營高利貸）商人更是用官本牟利的官商，具有濃厚的封建買辦性。
到了明朝，政府專門為異地參加科舉考試的商人設立“商籍”，沒有當?shù)氐膽艏汀皩W區(qū)房”，也能在當?shù)貐⒓涌婆e考試。當然，明代商人社會地位的提升，并不意味著其法權地位也改觀了。
古代的商人富到一定境界，不玩政治亦會被政治盯上，從元代開始積富的沈萬三家族就是鮮活的例子。朱元璋靠著捕風捉影的信息，將沈氏家族羅入造反的“藍黨”集團，以莫須有的罪名將沈萬三的后裔抓了。刑追逼供隱匿田產(chǎn)丁口的工作持續(xù)了整整五年，直到把油水榨干，沈萬三的曾孫沈德全等人才被處以凌遲極刑。
清朝晚期洋務運動興起，外夷頻繁擾華、新興思潮涌動，以致皇權式微、商人崛起，像沈萬三這種富甲一方的商人更多。那么，尋求政治依附就成為了他們必須認真研究的課題，研究的結果或者說時代作用的結果，就是亦官亦商的“紅頂商人”粉墨登場。
清代朝官的帽頂，一般是紅色的圓錐樣，“紅頂商人”一詞神形兼?zhèn)?，就是指官商。這個詞語源自家喻戶曉的清末著名徽商胡雪巖。
比較流行的說法是，胡雪巖在杭州的錢莊當小職員時，常去喝茶，在茶館遇到落魄的王有齡，胡雪巖拿出五百兩銀子資助他謀得官職。后來，王有齡發(fā)達了，為胡雪巖保駕護航。多方史料證明這個說法純屬無稽之談。但可以肯定的是，胡雪巖不管用了什么方法，結交上了王有齡，并與以王有齡為中心的盤根錯節(jié)的官場圈子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并最終戴上了“紅頂”。
比胡雪巖官做得更大的王熾，經(jīng)商之道略同。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lián)軍進攻北京，光緒、慈禧逃到西安后，國庫虧空，財政困難，王熾出來表一功，放錢資助。兩年后，慈禧從西安回到北京，王熾一如既往資助清廷。當時有說法，王熾的天順祥就是清廷的國庫。慈禧太后十分賞識王熾這個“提款機”，賞“二品銜道員王熾三代一品封典”。
即便清朝誕生了那么幾個“紅頂商人”，但商人整體的法權地位仍舊原地踏步。實際上，當權者并沒有讓他們進入權力中樞參與政治，只是封一個虛職，目的是讓你為國盡忠。一旦國家覺得你沒用了或者“錯了”，揮一揮衣袖，帶走你的所有。
胡雪巖最后破產(chǎn)，各地官僚還不放過，群起敲詐勒索，直到被慈禧抄家。樹倒猢猻散，身邊的妻妾大都攜私房錢離他而去，他靠著胡慶余堂的微薄收入，凄涼地度過晚年。光緒十一年（公元1885年），一代傳奇官商黯然離世。他的人生書頁上，寫滿了中國商人的榮耀與悲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