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的“軍用手票”
沈克尼 文/圖
研究日本軍隊在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后勤史的柴田隆一和中村賢治在日本芙蓉書房
1981年出版的《陸軍經理部》一書中慨嘆：“戰(zhàn)爭中歷次戰(zhàn)斗勝敗的歷史，作戰(zhàn)用兵的戰(zhàn)史有如汗牛充棟，戰(zhàn)爭回憶錄也數不勝數。然而，在那赫赫戰(zhàn)斗的背后，卻很少有人去談論傾注了日本的固有技術完成發(fā)行工作并送到戰(zhàn)場上去的軍票史，以至于埋沒無聞實在令人遺憾。”其實，深受侵華日軍軍票，又稱“軍用手票”掠奪之害的中國，紙幣史學者、軍品收藏家一直在關注日本的“軍票”。我也將“軍票”作為戰(zhàn)利品收集研究。
“軍票”種種
日本軍票的歷史，可追溯到明治十年（即1877年）西南戰(zhàn)爭時期。而對外的戰(zhàn)爭的軍票是明治二十七年（即1894年）即甲午戰(zhàn)爭。當時中國清政府采用的貨幣是銀本位制。因而參戰(zhàn)的日本軍隊攜帶了現銀，由于攜行不便，日本制定了發(fā)放“軍用卷”（即后來的軍票）的計劃。而“軍用卷”真正的使用卻是在日俄戰(zhàn)爭期間，由日本橫濱的正金銀行發(fā)行，參戰(zhàn)的日軍在中國的戰(zhàn)地進行采購。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歐洲戰(zhàn)爭爆發(fā)，日本站在同盟軍一方，進攻德國在中國的租借地青島，當時發(fā)行了約一千萬日元的“軍用卷”，據說實際使用量約三百萬日元。1938年日軍進攻徐州，曾有中國農民持這種“軍用卷”向日軍要求兌換。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日本為出兵西伯利亞，還發(fā)行了三千萬日元的“金兌換軍票”。“軍票”之稱也由此而始。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侵華日軍初時使用的是“朝鮮銀行卷”，為供侵華日軍在戰(zhàn)地進行掠奪采購。日軍史料冠冕堂皇的稱，當日軍攻占上海時，恐日元流入上海這個國際化的都市，繼而對日元的行情帶來不利的影響，于是在1937年11月5日，日本柳川平助中將率所部在杭州灣登陸時，攜帶著一批專為在占領區(qū)內使用的“軍用手票”。這批昭和十二年版（1937年）由日本“內閣印刷局制造”的“軍用手票”，日本稱其為“甲號票”。甲號票印制粗劣，沒有負責制數量編碼。日軍的史料也稱“最初使用軍票時，紙質和圖案都很粗糙，沒有貨幣的風格和作為貨幣的心理上的效果。當地居民拿到軍票后不是馬上用它去買東西，就是換成本國的貨幣，能夠流通的數額很少。”甲號票分拾錢、伍拾錢、壹元、伍元、拾元五種面額，屬直型票，圖案與早期軍票大同小異。拾錢為藍色，伍拾錢為黃色，壹元票為紫色，伍元為紅色，拾元為綠色。這批軍票的總發(fā)行量約為300萬日元，主要流通在浙江省沿海地區(qū)。這批軍票發(fā)行量和流通面都小，很難找到，但所幸我搞到了。
甲號票
從甲號票開始，侵華日軍所發(fā)的各號票都是用元為單位，這是無任何準備金不能再兌現的紙幣，票背面印有警示說明“此票一到即換正面所開日本通貨，如有偽造、變造、仿造或知情行使者，均應重罰不貸。”最初，日本軍票只限于軍事費用的支付，隨著侵華日軍占領區(qū)的擴大，日本內閣決定將軍票當作通用貨幣在我華中、華南地區(qū)全面流通，并不斷增大發(fā)行量。繼甲號票之后又發(fā)行了乙號票和丙號票。因軍事急需，乙號票是利用日本國內行用的舊“日本銀行兌換卷”改行名為“軍用手票”，并有與甲號票相同說明，作軍票行使。乙號票只有壹元、伍元、拾元三種面額，三種面額票均以黑色調為主，主要在上海流通。 乙號票
丙號票是利用乙號票三種面額舊鈔版，將銀行名，改為“大日本帝國政府”。丙號票與乙號票的面額、票幅、圖案、顏色完全相同。丙號票主要流通在江蘇省和華南部分地區(qū)。 丙號票
丁號票
日軍史料稱：“隨著事變呈現長期化趨勢”，日軍于1939年6月又印發(fā)了一套用龍、鳳為主要票面圖案的“正式軍票”——丁號票。丁號票有茶褐色的壹錢票，伍錢為藍色，拾錢棕色，伍拾錢黑綠色，壹元票為黑棕色，伍元為黑藍，拾元黑青，共七種面額。票面印“大日本帝國政府軍用手票”票背印有與甲號票相同的警示說明。丁號票全部沒有印量編號。主要流通在我華中地區(qū)。 戊號票
戊號百元票
日軍認為，既然稱“軍用手票”，老百姓總會擔心日軍撤退后失去價值，因而去掉了“軍用手票”的字樣，只印上“大日本帝國政府”。在1940年印發(fā)的戊號票的票面上，戊號票和丁號票的票幅、圖案、顏色基本相同，并在票面加印代表發(fā)行數量或批量編碼，作為流通貨幣在日軍占領區(qū)內使用。戊號票還有一種直型貳厘五毛小票。此外，1939年日本政府還發(fā)行了一種百元面額的軍票，也列入戊號票系列。 兩種百元票
1944年日本侵略軍已是強弩之末，物資極其匱乏，貨幣大幅度貶值。日本政府又增發(fā)了兩種百元軍票大鈔。其后因戰(zhàn)爭，運輸不便，日本侵略軍為了應急，將舊鈔版帶到占領地印制了一種棕色的百元鈔，稱之為“現地刷”。
“現地刷”百元票
日軍對占領地強制推行軍票在作戰(zhàn)計劃中也不忽略。如1941年12月9日，日軍《第23軍香港、九龍軍政指導計劃（摘要）》中，第三條行政措施要領就提到“限制人口及發(fā)行軍票”。日本侵略者僅利用軍票一項，對中國人民所進行的經濟掠奪，就難以數計。據1940年日本正金銀行不完全統(tǒng)計，從日軍1937年杭州灣登陸起到1939年底止，僅甲、乙、丙、丁四種軍票的總發(fā)行量已高達34.2959億元。操控這些軍票的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主計大佐新莊健吉承認：“實質上軍票沒有任何保證。軍票的價值只是依賴于日軍的戰(zhàn)力。當時最重要的是讓占領區(qū)的民眾從內心接受軍票，使之成為日軍支付手段流通。”在我手中有一冊當年日本《南支派遣軍》的畫冊，上面有一幅日軍占領廣東在集市強力推行軍票的照片“軍票拾錢買米貳斤”。
侵華日軍在廣東集市上強力推行軍票
日軍侵華戰(zhàn)爭中的軍票圖案是以日本國內貨幣為標準。而日軍發(fā)動太平洋戰(zhàn)爭時，先后侵略了法屬印度支那的馬來西亞、新加坡、緬甸，以及菲律賓、印尼等國。日軍以侵華戰(zhàn)爭為借鑒，在登陸之前，就準備了大量軍票。這些軍票則是以各占領國原來貨幣圖案為標志。有些軍票也有部分流入中國的日軍占領區(qū)。日軍也曾設想在美國本土登陸，因而準備了美元軍票，但未能使用。
日軍為侵略印度支那所發(fā)行的軍票
“白條”和假鈔
除了日本軍票的大肆掠奪，還有更令人發(fā)指的“白條”。美國的斯特林·西格雷夫、佩吉·西格雷夫在《黃金武士——二戰(zhàn)日本掠奪亞洲巨額黃金黑幕》一書提到：“但是陸軍和海軍過量發(fā)行軍票，而且越過量越沒有價值。具有日本特色的是，日本人馬上以過分假裝的真誠，采取所謂緊急行動來修正無法修正的東西。南方發(fā)展銀行發(fā)行了新的白條來取代舊的軍票。老百姓因此被欺騙了兩次。每一張白條上都印有這樣的字樣：‘面值有保證’和‘有巨大的儲備為后盾’。日本占領香港后，沒收了有錢人家的房屋、旅館、生意、房地產和私人財產，包括藝術品、古董。作為補償，給他們軍票或是銀行發(fā)行的白條。半個世紀后，這些家庭正在通過司法訴訟，要日本兌現價值數以百計的白條?；奶频氖?，日本稱這些白條是前政府發(fā)行的，因此目前的政府沒有責任來兌換。香港的這些家庭要求日本政府或銀行兌現這些白條，或歸還用這些白條‘購買’的實物，這一努力的實現到目前仍是遙遙無期。這些受害者等于又一次遭劫——第一次是被迫接受這些白條；第二次是戰(zhàn)后東京政府拒絕兌現這些白條。香港許多最好的藝術品仍然在日本一些私人的手中，當時他們是用這種‘壟斷貨幣’白條、軍票購買的。……軍票、白條不僅是用來榨取富人的錢財，黃包車夫那兒也被給白條，而且如果他們不表示感謝的話，當場就有可能被砍掉腦袋。”
日本在侵華戰(zhàn)爭時期的國債宣傳海報
日本發(fā)行的侵華戰(zhàn)爭國債券
我手中還有一些“白條”是日本大藏?。簇斦浚?，通過郵政發(fā)行的侵華戰(zhàn)爭以及所謂“大東亞戰(zhàn)爭”戰(zhàn)時債券。如1941年10月日本政府發(fā)行的10元面額的“支那事變”的國庫債券，償還時間是1951年。日本政府于1942年至1943年發(fā)行“大東亞戰(zhàn)爭”，即太平洋戰(zhàn)爭國庫債券，票面繪有飛機、大炮、坦克、軍艦的圖案。日本的勸業(yè)銀行也發(fā)行戰(zhàn)時報國債券，標明兌現的時間為1953年。而日本在1945年8月即戰(zhàn)敗投降，這些大量的戰(zhàn)時債券實際都成為“白條”。除“白條”之外，日軍還造假鈔。 日本發(fā)行的“大東亞戰(zhàn)爭”國債券
日軍認為，日本軍票的發(fā)行也是用于對當時中國政府的通行貨幣法幣的打擊。軍票是對英美支持的法幣與日元之間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貨幣戰(zhàn)。原日軍華中派遣軍幸字3703部隊，即步兵第34聯隊的少尉河村太美雄在《一個日本老兵對侵華戰(zhàn)爭的反思》中說，他駐軍河南信陽時發(fā)現“在日軍占領地區(qū)，只允許使用日軍發(fā)行的軍票。但規(guī)定歸規(guī)定，而中國人卻同時使用著好幾種貨幣。而且，這些貨幣之間還都有一定比價。最值錢的是銀元，其次是銅板，再其次是八路軍、新四軍的紙幣，接著是日軍的軍票。最不值錢的是法幣。”筆者從日軍昔日的機密資料中發(fā)現，法幣的貶值與當年日軍制造的40億巨額法幣假鈔有直接關系。
日本陸軍第九科學研究所，又稱“登戶研究所”，偽造鈔票也是其陰謀勾當之一。該所的主任是陸軍主計少佐（后升為大佐）山本憲藏，1938年他曾從事過對我國東北的兵要地志調查，并研究過中國的幣制。山本憲藏提出了偽造中國貨幣的《法幣謀略工作計劃》，該項計劃得到了日本最高軍事長官的關注和支持，陸軍大臣東條英機親自會見山本詢問情況。如前面提到的柴田隆一、中村賢治編寫的《陸軍經理部》一書，抄錄了這項秘密計劃的全文，共11條。其中最重要的是第8條：“本工作要隱蔽地持續(xù)進行，主要目的在于擾亂敵方經濟，用偽造法幣進行通常的交易，采購軍需品或民用品。”同時書中還說，偽造法幣的工作取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其流通也很順利”。但又欲蓋彌彰的宣稱，重慶方面發(fā)生了通貨膨脹。法幣的發(fā)行額猛增到2000億元。而日軍偽造的40億法幣“可以說沒達到擾亂經濟的目的。總而言之，中國是個令人生畏的國家。”我手邊有中國紙幣史專家張志超先生贈送的幾張法幣。我常常想這幾張法幣其中是否也有當年日軍登戶研究所偽造的也未可知。
不僅日軍制造假鈔，美軍也在戰(zhàn)時偽造日本軍票。豐田襄在《戰(zhàn)史筆記》中說，日本軍票用紙是日本產的椿三和亞紙，印刷上體現了日本特有的工藝，尤其是圖案上的香蕉線的刻劃之細，令美國人吃驚。據說，美國偽造的日本軍票造成1944年菲律賓的日軍軍票通脹。不僅如此，二戰(zhàn)中德國情報機關支付給土耳其間諜“西賽羅”的報酬也是假鈔?？磥恚趹?zhàn)火的硝煙背后假鈔是戰(zhàn)爭中屢試不爽的“超限戰(zhàn)”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