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jīng)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對于《老子》和《莊子》的先后順序，存在著學術(shù)界的爭論。
國學大家梁啟超先生，認為莊子應該先于老子，在上世紀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簡《道德經(jīng)》后，這種猜測就自然真相大白了，《道德經(jīng)》是在《莊子》先的。
梁先生的認知并不奇怪，在他所處的年代，也許認為道家學問是最不能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理論，所以他不僅認為《道德經(jīng)》成書晚于孔子，甚至晚于《莊子》。因為年代環(huán)境關(guān)系，這種看法也在情理之中。
我們感謝生活在美好的年代，能以一種更平和的態(tài)度去認知經(jīng)典。
先秦做為華夏文明的重要時間區(qū)間，出現(xiàn)了很多偉大的經(jīng)典，這些往圣的絕學滋養(yǎng)著這片土地上的人，而做為現(xiàn)在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我們，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繼續(xù)傳承經(jīng)典。
做為道家的源流，《道德經(jīng)》和《莊子》有相似的觀點，也有不同之處。
萬物同源于“道”
《道德經(jīng)》以道為貫穿全文的主線，老子以其獨特的語言形容“道”，如“眾妙之門”“谷神不死”“玄牝之門”等等。
這些概念，說明了老子認為“道”是萬物的本源。對于這一點，《莊子》的認知和老子是一致的，莊子說，“夫道覆載萬物者也”“道通為一”，他們都認為“道”是萬物之源。
同時“道”是一種超越了常人感性經(jīng)驗之上的萬物本源來感悟的，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莊子說：“道昭而不道”。
所以自《史記》以來認為老莊是一個思想體系，但是就老子自己所說，道可道，非常道，每個人對大道的理解都是獨特的，因為視角的不同。
有始與無始
《道德經(jīng)》：“無為萬物之母，有為萬物之始”。
《莊子》：“道無終始”。
對于開始與結(jié)束，他們有這樣不同的表述。
《道德經(jīng)》：“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反者道之動”。
《莊子》：“物之生也，若驟若弛，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老子認為萬物存在的形式在于復與反，而莊子認為在于化。
一種是萬物互相依賴互相制約，陰中有陽的往返運動，一種是在全部可能性和范圍內(nèi)無始無終、沒完沒了的變化。
（1）對于道的狀態(tài)的不同認知：
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莊子：道無終始。
（2）道的層次認知：
老子：執(zhí)古御今，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莊子：有以為未始有物者，盡矣，至矣，不可加。
（3）悟道的境界層次：
老子：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莊子：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
處世態(tài)度不同
由于這樣根本性的理解不同，必然會導致他們處世態(tài)度的極大差異。
在于老子而言，無為而無不為，不爭而莫能與之爭，無私成其私，這是一種有別于正向思維的，逆向思維方式，表現(xiàn)了對生活的積極性，這是不求而得的方式與境界。
而莊子從開篇《逍遙游》開始，繼而《大宗師》都表現(xiàn)出了一種極度達觀的生活態(tài)度和對精神自由的狂熱追求，“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yè)”，語出《莊子·大宗師》。
這樣在精神上對“逍遙”的追求，是從精神世界里超越了對因死亡，欲望，命運等等造成的人生煩惱，通過精神境界的超越，獲得一種沒有束縛的自在。
老子提出的觀點比莊子的想法更接地氣，他提的人生目標并不在于“相忘于江湖”，而是立足于生命本身。
老子：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
老子之所以知其白守其黑，守柔，是為了到達其對立的一面“剛”。因為得益于少則得，多則惑的思維方式。
老子說：“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這種反向到達目標的世用之法，恰與莊子的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正相反。
莊子：“彷徨乎無為其側(cè)，逍遙乎寢臥其下”
莊子的“無為”表現(xiàn)出灑脫逍遙，精神自由的生活狀態(tài)。
老子：“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p>
老子的“無為”是按照規(guī)律辦事的不妄為，是一種有別于亂為的積極人生態(tài)度。
兩者的哲學觀點區(qū)別是非常明顯的，莊子是精神追求，老子是行為處世的價值觀。
莊子以逍遙，遁世，超脫的方式與世俗生活之間有著明顯的距離，并不如老子一般以出世的態(tài)度“和光同塵”，用逆向思維“反者道之動”的方式游達彼岸。而是在現(xiàn)實生活里，對心與精神做出一種返回自然狀態(tài)的高級清潔操作。
至于還有一層不同之處，在于體道悟道的過程，就對實現(xiàn)“悟道”的途徑而言，存在著巨大區(qū)別，這個話題留在《道德經(jīng)》解讀完之后，慢慢展開來說。因為這涉及到兩部經(jīng)典，最精華的部分，限于篇幅，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表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