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先民，對于人與自然的關系具有獨特的見解。在《道德經》中，老子認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p>
這就是說，人、地、天在相互制約中發(fā)展，這是一種自然性的客觀規(guī)律，作為人不能違背它，而只能與“天”和諧相處，這就是“天人合一”。這是一套比較先進的科學生態(tài)理論，它指導著先民對生態(tài)的認識，制約著先民們處理與自然界關系的行為。
“天人合一”也是中國儒家思想體系的一部分！對于自然界萬事萬物，儒家主張人們施之以仁德，才能與之相合一?！胺菜惺?，皆范模于天地陰陽之端，至如樹木以時伐，禽獸以時殺，春夏則生育之，秋冬則肅殺之，使物遂其性，民安其所，是范圍天地之道而無過越也”。(宋李衡《周易義海撮要》)
這實際上是一種對天地萬物生滅的平衡法則，也就是今天所說的“生態(tài)平衡論”。唐朝詩人「陸龜蒙」在《南涇漁父》中說，他在南涇遇到的一位漁父告訴他一個道理：“孜孜告吾屬，天物不可暴。大小參去留，候其孳養(yǎng)報。終朝獲魚利，魚亦未嘗耗。同覆天地中，違仁辜覆燾?！?
中國古代先民，早有自然界物產消耗殆盡的危機意識及其對策。如唐人「舒元輿」《坊州按獄》：“山禿愈高采，水窮益深撈。龜魚既絕跡，鹿兔無遺毛”表示出對生態(tài)環(huán)境被破壞的憂慮。
針對林木的砍伐，居延漢簡中，就發(fā)現(xiàn)有東漢「光武帝」建武四年下達的《吏民毋得伐樹木》的詔令；唐朝廷規(guī)定：“凡五岳及名山，能蘊靈產異、興云致雨、有利于人者，皆禁其樵采”。
唐代宗朝曾下令：“宜勸課種桑棗，仍每丁每年種桑三十樹?！边@種帶強制性的全民植樹造林活動，一直延續(xù)到后代。
中國古代這一整套“天人合一”的學說，和“天地之道”的理論，構成了古代“生態(tài)觀”的基礎，并被奉為一種神圣的精神，貫穿于自已安身立命的生活理念之中，形成了對自然界生靈的一種“遂性”觀念，即讓生靈萬物，各按其本性自由自在地去生存、發(fā)展。
歷代帝王按傳統(tǒng)每年都要進行狩獵，但都只要求“網維一面，禽止三驅”，對大自然的這種有限索取，給生靈遂性發(fā)展留下了較大的空間。五代后唐長興二年(931)，宰臣「馮道」見唐明宗放鷹、鹯后，上奏頌德說：“自陛下臨御，于今六載，家給人足，而又放鷹、鹯之類，咸令遂性，所謂仁及鳥獸也，茍非圣德，其孰能臻此。”
要讓草木、鳥獸能遂性地發(fā)展，就必須對山林、川澤有所管理，對破壞遂性發(fā)展的行為有所禁止，于是就產生了一些保護生態(tài)的律令，最早可以追溯到夏代。
據《逸周書· 大聚解》：“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边@是對保護草木魚鱉生長的措施。
睡虎地出土秦簡中的《秦簡·田律》中也有相關規(guī)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取生荔；麛卵j；毋毒魚鱉；置穽網，到七月而縱之?！?
這是對大自然草木、鳥獸等生物采取的半年保護、半年開放的政策，與夏禹已來的生態(tài)政策保持著一貫性。這都充分表明，早在三、四千年前，對有些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行為，已有明確的刑律懲處規(guī)定。
一方面推崇生靈遂性發(fā)展，另一方面對自然資源作有限制的索取，這是中國古代較完整的一種生態(tài)平衡意識觀，并被歷朝歷代貫徹于法令之中。
例如唐朝便規(guī)定：“凡采捕畋獵必以其時，冬春之交，水蟲孕育，捕魚之器，不施川澤；春夏之交，陸禽孕育，餒獸之藥不入原野；夏苗之盛，不得蹂籍；秋實之登，不得焚燎?！睂τ谶@套傳統(tǒng)的保護生態(tài)的四時之禁，到了后來更為豐富具體。
到了明代，據《明史·職官志》記載：“虞衡典山澤采捕、陶冶之事。凡鳥獸之肉皮革骨角羽毛，可以供祭祀、賓客膳羞之需，禮器軍實之用，歲下諸司采捕：水課禽十八，獸十二；陸課獸十八，禽十二，皆以其時。冬春之交，網罟不施川澤；春夏之交，毒藥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躪，谷登禁焚燎”這表明，直到明、清時期，仍在繼承著夏、周以來的保護生態(tài)的律令和政策。
由此看到，中國古代幾千年來，一直有著保護生態(tài)、平衡生態(tài)發(fā)展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二十世紀以后，“工業(yè)化”大生產，給生態(tài)環(huán)境帶來了新挑戰(zhàn)：水源、空氣受到污染，森林、植被、耕地遭到破壞，許多物種絕滅，全球變暖等等。保護生態(tài)、保護環(huán)境是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社會的迫切任務。在此形勢下，回顧中國歷史上的環(huán)保意識，和生態(tài)保護的經驗與教訓，不無借鑒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