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世風溫和”,是文明之邦。杭州人文雅,鄙視粗野,杭州人無法忍受別人指著脊梁骨罵人,他們總是心平氣和。如果有問題,盡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絕不會“小人動手”。因此,在善于經(jīng)商的浙江人里面,杭州人沒法起代表作用,盡管杭州是“浙江首都”,但是,從某種意義講,杭州人卻不像善商的浙江人。
杭州人不愿外出,凡在外地謀生的杭州人,被“正宗”的杭州人所蔑視。因為在杭州人眼里,沒有比杭州更好的地方了。事實上,杭州人是寧愿當清潔工,也不愿背井離鄉(xiāng)的。和上海人的“戀滬癖”相似,杭州人有很深的“戀杭癖”。上海人自視甚高,但是杭州人的自豪感甚至超過上海人,杭州人從來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哪個地方最好?”因為答案對他們是不言自明的:第一,西湖風景,舉世聞名,“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第二,杭州曾作為南宋首都,廣闊的江南沒有一個城市有此殊榮。杭州人腦子里總還隱留著皇城中天子腳下的自負感。
長此以往,杭州人由于盤蹈于祖先的榮耀和歷史遺產(chǎn)上,被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封閉并圍困,年復一年地陶醉于一潭死水之中,逐漸趨向保守、封閉、夜郎自大。杭州人和敢于開拓冒險的寧波人、溫州人相比,簡直不像一個地域上的人。
因為太愛面子,不少杭州商人凡有礙面子的事不去做。他們做生意多是些體面的行當,開廠辦公司會干,如果去擺個地攤之類,就是打死也不會去。因為面子心太強,所以杭州商人做生意,絕不會赤裸裸地大談金錢,盡管其心里多么渴望錢財。他們總會給“掙錢”披上一層動人的外衣,好像并不需要錢,僅僅是為了做某件光彩的事。
在杭州人眼里,做官很風光,因此杭州生意人也多和做官的聯(lián)系起來。在做生意時,商人們以結識官員為榮,愛走上層路線,愛打權力牌,在賺了大錢之后往往思考的不是如何在商界發(fā)展,而是一門心思往政界擠。
歷史上胡雪巖的成功就是杭州人官商結分的典范。晚清時期,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正是深諳商政關系精髓,才成為商界財神。胡雪巖雖祖籍,但他從小就在杭州當學徒,深受浙江文化和生意場上浙江人意志品質(zhì)的影響,杭州是其生意的搖籃和發(fā)跡地。他才智過人,極其精明能干。在商界活動,能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腦筋快、手腕活、腿腳勤常常臉掛微笑,非常招人喜歡。由于胡雪巖早年曾生活在社會底層,熟知各種營私舞弊、拍馬鉆營的套路,他從商后設法使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得到好處以便牢牢地抓住人心,聽其指揮,因此口碑很好,人緣極佳。
胡雪巖深知中國封建社會“官”對于商業(yè)的重要意義,胸懷大志的他不惜以自己失業(yè)為代價,冒險挪用錢莊500兩銀子資助一位窮困潦倒的庸吏王有齡升了官,由此與之成為莫逆之交。后來王有齡官運亨通,權勢日隆,胡雪巖便利用王的權勢,開設私營的“阜康錢莊”,從此以金融業(yè)為中心,周旋于官府、幫會和洋商買辦之間,極盡投靠、勾結、拉攏、網(wǎng)絡和收買之能事,形成了一個龐大而又錯綜復雜的關系網(wǎng),并利用這個關系網(wǎng)大肆進行各種合法的、非法的經(jīng)濟活動。短短10年,家財暴增至億萬,富可敵國。發(fā)達后,胡雪巖捐官至二品,頂戴花翔,人稱“紅頂商人”。
胡雪巖的經(jīng)商之道是機智的人際關系之道,他八面玲瓏,投其所好,處世之術使其在理性淡薄的舊中國官場上大行其道。而今胡雪巖不在了,但從今天的杭州商人身上仍可看到擅長交際的傳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