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世風溫和”，是文明之邦。杭州人文雅，鄙視粗野，杭州人無法忍受別人指著脊梁骨罵人，他們總是心平氣和。如果有問題，盡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絕不會“小人動手”。因此，在善于經(jīng)商的浙江人里面，杭州人沒法起代表作用，盡管杭州是“浙江首都”，但是，從某種意義講，杭州人卻不像善商的浙江人。
杭州人不愿外出，凡在外地謀生的杭州人，被“正宗”的杭州人所蔑視。因為在杭州人眼里，沒有比杭州更好的地方了。事實上，杭州人是寧愿當清潔工，也不愿背井離鄉(xiāng)的。和上海人的“戀滬癖”相似，杭州人有很深的“戀杭癖”。上海人自視甚高，但是杭州人的自豪感甚至超過上海人，杭州人從來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哪個地方最好?”因為答案對他們是不言自明的：第一，西湖風景，舉世聞名，“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第二，杭州曾作為南宋首都，廣闊的江南沒有一個城市有此殊榮。杭州人腦子里總還隱留著皇城中天子腳下的自負感。
長此以往，杭州人由于盤蹈于祖先的榮耀和歷史遺產(chǎn)上，被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封閉并圍困，年復一年地陶醉于一潭死水之中，逐漸趨向保守、封閉、夜郎自大。杭州人和敢于開拓冒險的寧波人、溫州人相比，簡直不像一個地域上的人。
因為太愛面子，不少杭州商人凡有礙面子的事不去做。他們做生意多是些體面的行當，開廠辦公司會干，如果去擺個地攤之類，就是打死也不會去。因為面子心太強，所以杭州商人做生意，絕不會赤裸裸地大談金錢，盡管其心里多么渴望錢財。他們總會給“掙錢”披上一層動人的外衣，好像并不需要錢，僅僅是為了做某件光彩的事。
在杭州人眼里，做官很風光，因此杭州生意人也多和做官的聯(lián)系起來。在做生意時，商人們以結識官員為榮，愛走上層路線，愛打權力牌，在賺了大錢之后往往思考的不是如何在商界發(fā)展，而是一門心思往政界擠。
歷史上胡雪巖的成功就是杭州人官商結分的典范。晚清時期，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正是深諳商政關系精髓，才成為商界財神。胡雪巖雖祖籍，但他從小就在杭州當學徒，深受浙江文化和生意場上浙江人意志品質(zhì)的影響，杭州是其生意的搖籃和發(fā)跡地。他才智過人，極其精明能干。在商界活動，能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腦筋快、手腕活、腿腳勤常常臉掛微笑，非常招人喜歡。由于胡雪巖早年曾生活在社會底層,熟知各種營私舞弊、拍馬鉆營的套路，他從商后設法使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得到好處以便牢牢地抓住人心，聽其指揮，因此口碑很好，人緣極佳。
胡雪巖深知中國封建社會“官”對于商業(yè)的重要意義，胸懷大志的他不惜以自己失業(yè)為代價，冒險挪用錢莊500兩銀子資助一位窮困潦倒的庸吏王有齡升了官，由此與之成為莫逆之交。后來王有齡官運亨通，權勢日隆，胡雪巖便利用王的權勢，開設私營的“阜康錢莊”，從此以金融業(yè)為中心，周旋于官府、幫會和洋商買辦之間，極盡投靠、勾結、拉攏、網(wǎng)絡和收買之能事，形成了一個龐大而又錯綜復雜的關系網(wǎng)，并利用這個關系網(wǎng)大肆進行各種合法的、非法的經(jīng)濟活動。短短10年，家財暴增至億萬，富可敵國。發(fā)達后，胡雪巖捐官至二品，頂戴花翔，人稱“紅頂商人”。
胡雪巖的經(jīng)商之道是機智的人際關系之道，他八面玲瓏，投其所好，處世之術使其在理性淡薄的舊中國官場上大行其道。而今胡雪巖不在了，但從今天的杭州商人身上仍可看到擅長交際的傳統(tǒ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