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學術筆談】
直隸總督在清代諸多總督中政治地位最高，素稱“八督之首、疆臣領袖”，之所以直隸總督有著如此高的地位，主要因為其轄區(qū)的特殊?；实弁ㄟ^直隸總督，將中央意志轉換為具體政令，由直隸總督貫徹推行至基層社會。同時直隸總督根據直隸社會的需要，制定相應的舉措和建議提交中央，從而構成一個完整的權力運行軌道，達到中央增強地方控制力的目的。清廷為凸顯直隸省首善之區(qū)的地位，不僅充分放權于直隸總督，更給予大量政策性扶持，以期將直隸省打造成全國區(qū)域內的治理標桿，起到重要的引領和示范作用。
督撫一體的治理體制
直隸省作為京畿地區(qū)，如何對該地區(qū)進行治理，受到清帝異乎尋常的重視。順治初年，改明北直隸為直隸省，管轄8個府、2個直隸州、1個鎮(zhèn)。清廷沿用明朝職官設置，在直隸地區(qū)設宣府巡撫、順天巡撫、保定巡撫、天津巡撫（總督）、宣大總督、直隸山東河南總督等多名行政長官，進行分區(qū)治理。
康熙時期，相繼裁撤官職后只保留直隸巡撫，形成單一行政長官制。雍乾時期，直隸省新設宣化、天津、承德3府，府的數(shù)量增至11個。雍正二年，清世宗以直隸巡撫李維鈞治績突出為由，授其為直隸總督，為示恩寵特別強調李維鈞升直隸總督僅為特例，卻事實上形成了直隸省督撫一體的治理體制。
晚清時期，升承德府朝陽縣為朝陽府，直隸省府的數(shù)量雖增至12個，但實際境域并未擴大。這一時期清廷為挽救統(tǒng)治危機，開始探索官制改革。光緒三十三年五月，頒布《各省官制通則》，雖未進行直隸分省和增設巡撫，但在直隸省新設了提學司、提法司、布政司和巡警道、勸業(yè)道，各司道屬員雖受直隸總督節(jié)制，而實行分科治事，遵循中央民政部、度支部和法部制定的章程治事，必要時由各部垂直管理，弱化了直隸總督職權。
督撫一體制在直隸省的形成，主要基于兩點原因。第一，直隸靠近京師，皇帝可以隨時獲取關于直隸總督的相關信息，此外大量官員往來京師必經直隸，會向皇帝奏報沿途所見所聞，加深了皇帝對直隸總督轄區(qū)治理狀況的了解。因此，皇帝不必設巡撫總督相互監(jiān)督和牽制。第二，出于維護京師安全的考慮。直隸總督兼兵部尚書銜，可節(jié)制直隸提督及全省綠營軍隊，保證了軍事指揮的統(tǒng)一性。另外山東、河南兩省毗連直隸不設總督，一旦發(fā)生動亂，直隸總督可兼管三省軍務，有利于維護京師安全。
直隸總督對轄區(qū)的階段性治理
直隸北部地區(qū)為游牧和農耕文化交界帶，滿蒙等少數(shù)民族集中，實行內陸府廳州縣制與盟旗制并存的二元管理模式。直隸中部地區(qū)包含京師所在地——順天府，遍布八旗貴族和諸多王公大臣，政治勢力錯綜復雜，因而實行京府制，由直隸總督與順天府尹、兼尹共管。直隸南部為漢人集中區(qū)域，實行府廳州縣制。直隸總督經過不斷實踐，探索出一套較為完善的治理機制。關于直隸總督治理的具體內容，大致可以分為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五大方面。但由于不同時期面臨的主要社會問題不同，直隸總督對于轄區(qū)的治理呈現(xiàn)出階段性特征。
自雍正二年正式設立直隸總督到清朝滅亡，直隸總督一職共經歷近百任。由于各個時期面臨的主要社會問題有所不同，這就導致直隸總督轄區(qū)治理的理念和重點會發(fā)生變化。雍乾時期，直隸社會主要面臨吏治腐敗、錢糧虧空、河患頻發(fā)、旗民矛盾等問題，雍乾二帝相繼任用李維鈞、唐執(zhí)玉、李衛(wèi)、孫嘉淦、高斌等一批能力突出的能臣。這一時期的直隸總督在治理理念上主要表現(xiàn)為銳意進取、倡導革新，這與雍乾二帝為政風格有著很大關系。在皇帝的大力支持下，直隸總督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治績。如李維鈞推行攤丁入畝改革；唐執(zhí)玉革除寄莊寄糧之弊，反對集市貿易落地稅銀征收，休養(yǎng)生息減輕農民負擔；李衛(wèi)改定區(qū)劃、調整職官，提高了行政效率；孫嘉淦與高斌督直期間，通過修建草壩、深浚河流、培補堤岸等舉措，大大減少了直隸河患發(fā)生的頻率。
乾隆后期以降，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賦役沉重，加之天災不斷，水患頻發(fā)，直隸社會官貪、兵疲、河決、財困，最終演化為民亂。嘉慶時期直隸總督共經歷14人，從其選任來看，多為善于捕盜，或在鎮(zhèn)壓農民起義方面有經驗的官員。但當這些官員到任后，也難以有效處理接踵而至的社會問題和危機，屢屢遭受皇帝的訓斥和責罰，與雍乾時期形成鮮明對比。這表明在整個社會都處于衰敗的形勢下，直隸總督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均大不如前。
鴉片戰(zhàn)爭后，又新增外部威脅，直隸總督的治理重心由內轉外，開始了近代化治理路徑的探索。如劉長佑創(chuàng)辦練軍、李鴻章大力發(fā)展直隸海防、袁世凱編練新式陸軍，揭開了近代化軍事改革的序幕。李鴻章創(chuàng)辦近代軍事、民用企業(yè)，鋪建鐵路、電報線，袁世凱創(chuàng)建新式財政管理機構等，打開了直隸通往經濟近代化發(fā)展的道路。在吏治腐敗至深、財政極度困乏的條件下，直隸總督制定的各項措施無法真正落實，取得的成效也極為有限。
直隸總督轄區(qū)治理的成效與局限
縱觀整個清代，直隸總督對轄區(qū)的治理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對全國其他省份起到了較好的引領示范作用。如李維鈞率先在直隸省推行攤丁入畝，一直沿用至晚清時期。李衛(wèi)建立蓮池書院，不僅奠定了直隸文化中心的地位，更帶動了其他省份書院的建立。方觀承在直隸建成義倉1000余個，極大地完善了直隸恤政體系，提高了地方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晚清時期，直隸總督劉長佑最先在直隸創(chuàng)辦練軍，對綠營進行改造，雖因受到中央限制，成效大打折扣，但卻開全國兵制改革之先。經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的發(fā)展，直隸省軍事改革率先步入近代化。鴉片戰(zhàn)爭后，清廷先后開展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改革。在直隸總督李鴻章努力下，直隸省先后創(chuàng)辦了多個近代軍用和民用企業(yè)，建成第一條由中國人自主建設的唐胥鐵路。
但就整體治理成效而言，雍乾時期直隸總督治績最為突出，成效最為顯著。首先，在整頓吏治方面。直隸總督通過整飭吏治，不僅打擊了直隸官場貪污疲玩之風，增強了對各級官員的監(jiān)察力度，更完善了中央對地方官員的監(jiān)察體制。
其次，雍乾時期，直隸總督在治河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一是治理河道，防御水災；二是賑濟災民。如孫嘉淦針對永定河泛濫問題，提出永定河復歸故道的方案，并對永定河、子牙河、南北運河以及東西兩淀進行綜合治理。高斌針對永定河下游出現(xiàn)的低洼倒漾情況，及時增添四座滾水草壩，減少了水患的發(fā)生。
再次，加強了對基層社會的控制。一是在思想上籠絡知識分子階層，如方觀承弘揚桐城學風；二是在維護社會治安方面，大力推行保甲制度，減少匪盜案件的發(fā)生，同時通過打擊不法旗人調節(jié)滿漢矛盾。
最后，發(fā)展文化教育。雍正十一年，清政府決心建立一批省級官辦書院來培養(yǎng)所需人才。時任直隸總督李衛(wèi)立即召集有關官員商議建立書院事宜，在古蓮花池附近劃出一塊地方用以修建書院。為籌集經費他不僅捐出養(yǎng)廉銀，還用皇帝賜銀購買田產作為學田。整個乾隆時代，直隸地區(qū)新建書院達80余所，文教事業(yè)獲得較快發(fā)展。
直隸總督作為天子腳下的封疆大臣，雖然位列八督之首，但受皇帝影響也最大，凡是出任該職者無一不是深受圣眷之輩，這也表明他們對轄區(qū)的治理很大程度上代表著皇帝的意志。而轄區(qū)治理的好壞，也能反映皇帝與直隸總督之間關系的變化。如雍正時期的唐執(zhí)玉與皇帝相處融洽，時人稱“明良相遇，千載一時”。李衛(wèi)作為雍正帝三大寵臣之一，更是不言而喻。到嘉慶時期，國勢日衰，皇帝不得已賦予直隸總督更多的財權和軍權，同時也增加了對直隸總督的不信任感。嘉慶皇帝在熱河地區(qū)設立熱河都統(tǒng)，又提升順天府尹的政治地位，以制衡直隸總督，直隸省自此形成三位省級官員并存的政治格局。晚清時期，直隸總督與皇帝的關系陷入惡性循環(huán)中，皇帝日益倚重直隸總督的同時，對其提防也更加明顯，采取種種舉措對其加以限制。
（作者：衣長春，系河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