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師范大學 姜學良 成都 610068
主要內容; 在中國長達三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人民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都在封建制度及其思想的統治和干預之下進行,傳統重家抑商政策,使人民的行為較具有單一性,這種社會經濟結構,必然是統一的.但是,在封建經濟日益發(fā)展的情況下,又不斷地沖擊著社會,從而影響著人們的生活,中國古代城市的發(fā)展,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的發(fā)展,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對現在的經濟也產生也重要影響.
關鍵詞;城市 經濟 社會生產 封建政治
中國古代城市,與世界城市的發(fā)展有著不同的發(fā)展軌跡.因此,要理解中國古代城市的發(fā)展趨勢及原因,就有必要來討論一下二者在起源上異同.
歐洲中世紀的城市,是工商業(yè)中心,是獨立于封建領主直接控制之外的一種自由城市.城市各自成為一個經濟單位,它不僅與農村有著顯著的社會分工,而且城市居民并沒有農村中農民與領主所具有的那種隸屬關系.在封建社會中,便產生了一種不受領主直接控制的特權市民.馬克思稱之為”自由居民”(pbahlbirger).在爭取城市自由權斗爭的過程中.因生產的集中和利益的共同性,他們不得不把居民按照城市居民所從事的職業(yè)組成不同的行會.因此,歐洲中世紀的城市所具有的種種特征,則主要體現在行會制度所具有的自由的特征.盡管在歐洲中世紀封建社會經濟雖然受整個封建經濟規(guī)律所支配,但是,卻同時存在著兩個經濟中心,一個是城市,另一個則是農村中的莊園.從總體上來說,前者是因生產是為了交換而成為商品經濟的萌芽,并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埋下了伏筆,馬克思曾經說過,”從中世紀的農奴中產生了初期的城市自由居民,從這個市民等級中發(fā)展出來最初的資產階級分子”①.而后者則以自然經濟為主,受著自然經濟規(guī)律的支配,農村的生產主要仍然是為了滿足最基本的需要.
而在中國古代城市的興起過程中,主要原因還是政治因素,因為生產的發(fā)展,使得部分統治階級分子可以脫離繁重的農業(yè)生產而成為社會中的特殊群體.這個群體享有享受較高層次的生活的特權.這就要求一部分普通勞動者也須脫離體力勞動來從事為這個群體所所需服務的行業(yè).從這點來看,城市的出現不是因為生產的集中而形成的,城市并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經濟主體而存在的.城市經濟作為農業(yè)經濟的附庸的地位并沒有改變,也不可能沖破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統一性.中國古代城市是作為封建政權控制中樞而存在的.因此,從這點來說,中國古代城市的發(fā)展與政治的聯系是很牢固的.它始終是以消費為主的,生產極少.盡管在封建經濟高度發(fā)展的時期,這種狀況的程度有所減輕.但它始終沒有能夠走出這個禁區(qū).
中國古代的城市,最早是以作為全國性的或地區(qū)性的政治中心而出現的.禹時就在有崇氏部落的中民所在地嵩山之陽建立了都城---陽城,后又遷往陽翟.前者在今天河南省登封千成鎮(zhèn)壓,后者在今天河南省禹州市,都地處潁水上游,西連洛伊,東臨河濟,南望淮上,既是中原地區(qū)的中心地帶,也便于控制東南地區(qū)的都國或部落.史書更是記載”三公設險以守其國”②.說明早期城市的出現,是統治階級為維護自己經濟利益和政治要求的產物.在原始末期,”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而韓非子更說,”舜逼堯, 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代紂,此四王者,皆人臣弒其君也”.這些都表明強力實際上是爭奪權力斗爭中最有力量的手段.因此,城市在最初出現的時候,只是一個維護王權的軍事堡壘.進入階級社會后,它更是作為權力的象征而存在.如<<詩.瞻仰>>諷刺周幽王因寵褒姒而亡國時說,”哲夫成城,哲婦傾城”.直接以城的存亡來表示國的興亡.而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間”強凌弱,眾暴寡”,因而”爭城以戰(zhàn),殺人盈城”③.在這一段時間內,戰(zhàn)爭連綿,無論是極力修建新城或是改造舊城,都是出于進攻或防守的目的,結果極大地促進了城市的興盛和發(fā)展.因此,這一階段,城市的作用很大一部分的作用都是取決于軍事的需要,成為王權的堡壘. 同時,也因為城市成為王權的堡壘,在一定程度上象征著王權的威嚴.因此,對城市的修建有著極為嚴格的制度.城市的規(guī)模,式樣也就體現了其地位的等級,不可僭越.即所謂的王制.為了使”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因此所有建筑物的地點,面積,城墻高度,城門數量,建筑物種類,市場的位置,道路寬狹等,都有一定的制度.鄭祭仲對鄭伯說,”都城過百雉,國之害,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這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④.很顯然,這里的都是應是應是諸侯的都邑.這是出于諸侯對王權威脅的擔憂.而在周朝,這種規(guī)定也極為明顯嚴格.史載”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市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里”⑤,在周的計量單位中,一里等于一百八十丈,所以千六百六十丈則為九里,則是為天子之城,即王都為為方九里.<<尚書大傳>>中說道,”左者百里之國為九里”.同時,周制規(guī)定,”宮三里,城九里,郭二十七里”.這種呈等比數列的規(guī)定,使得城顯得整齊勻稱,說明營建都邑是依照一定的制定來進行的.也說明了城市在其出現的最初階段,它對農業(yè)的依賴程度是非常深的,但是它卻不能為農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提供動力.唐時的長安,它的建筑則主要體現了皇權的威嚴.城內有宮城和皇城之分,而大明宮則更是體現了這種現象.大明宮建筑在一個山坡上,約有一百余階,后來就成為皇帝接見群臣的地方.充分地體現皇帝的權威.
另一個特點,則是城市大都建立在河流或海濱處,這個現象出現的原因就是在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情況下,作為消費中心而存在的城市,大量的生活必需品都是靠農村提供,而這種運輸所需要的運輸力,在當時條件下,無外乎是人力和畜力,以及水運.前者在消耗是極為大的,不可能進行大規(guī)模的長途運輸.而水運則體現了這種運輸量大,費用低廉的要求.如果沒有農村的提供以及運輸的保障,城市自身的發(fā)展生存是無法想象的.因此,無論是早期的國都,還是后來的諸侯國都城,大都是處于是河濱處.水運的優(yōu)勢是陸運是無法比擬的.但是,作為一個大陸國家,城市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政治中心而存在,陸路交通也是極為重要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魏,趙,齊等國之間有”午道”相通.東方各國到西邊的秦有成皋沿黃河至函谷關的成皋之路.秦為了加強與蜀地的聯系,還新辟了金牛道.這些城市間的,地區(qū)間的交通線沿線,又相繼出現了一些城市.而在一些作為交通樞紐而存在的城市,則經濟活動較為頻繁.如雒邑位于秦,齊,楚,趙間縱橫交錯的地方,被稱為”天下之朝市”.當然,這些城市的設置,都是統治階級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而設置的.當然,也具有一定的交換作用,但是,官府的控制卻處處可見,如集市只能定期開放,等等.但是,即使陸路交通出現如此大的發(fā)展,但是,水運始終具有不可超越的優(yōu)勢.即使是在封建經濟極為發(fā)達的隋朝,為了經濟的發(fā)展和對江南地區(qū)的控制,仍然不吝勞力來修建了大運河,而隋煬帝數次出游江南,都是從水路.而唐的首都長安,因為森林亂砍亂伐從而導致黃河含沙量的大增,使得通過渭河到達長安的河道淤塞,從而導致了運輸的極為困難.當時有”牛錢運斗米”的說法.而作為十朝古都的長安,也因這個原因而再也沒有作都城.而在那些因手工業(yè)發(fā)達而形成的城市也是遵循著這個特點.這是因為,手工業(yè)品的制成品并不能直接作為手工勞動者直接的生活品,也只有通過交換來換取.而且有些手工業(yè)的生產本身就需要水.如以瓷器而聞名天下的景德鎮(zhèn)，以冶鐵業(yè)而著名的佛山鎮(zhèn)，都不可避免地依賴河流或海洋帶來的便利。
而宋代和元代，中國古代城市發(fā)展起了一些新的變化。宋太祖在開寶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廣州。又陸續(xù)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的板橋鎮(zhèn)（在今山東膠縣境內），秀州的華亭縣設置市舶司或市舶務，初時，其主管官員是知縣。元豐三年（1080年），開始設置專門的官員管理此事，其官員稱為提舉市舶司，主要職責就是“掌著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⑥靖康之役之后，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從此由北方轉向了南方。由于國家政治經濟力量以及地區(qū)政治力量的變化，從而導致了從西漢開始的絲綢之路衰落了。這種隔絕的狀態(tài)，必然要求有新的交通路線來打破這種隔絕的狀態(tài)。陸路既已阻滯，則只能從海路了。然而，前敘所設置的機構，除了因金占領的密州外，其余的全部存在，后又在澉浦（今浙江海鹽）設置了市舶場。而北宋滅亡之后，南宋政府偏安江南一隅，但是國家的花費并沒有減少。因此，在這里，發(fā)生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轉變。一改以前那種厚往薄來，“示以綏懷”的虛驕觀念。采取了注重經濟效益的務實政策，而這種務實政策也就要求南宋政府加強對城市的管理。同時,加大招徠外商的力度,,又在通商口岸設置了外商執(zhí)行所.如在杭州有懷遠驛,明州,溫州,永州有來遠驛等.據<<嶺外代答>>,<<諸蕃志>>等史籍記載,當時有5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與當時的中國通商.其中最遠的是層拔國,在今非洲中部的東海岸.這時候的城市也較前代和后代的明清有活力..宋元時期是中國古代城市發(fā)展的黃金時段,后在明代則又一改這種開放的態(tài)度.雖然唐后取消了坊市的界限,但是在明代起則開始實行坊廂制度.居民按坊編制,分區(qū)管理,”洪武十三年等起,取蘇浙等處上記掛四萬五千余家填實京師,壯丁發(fā)各監(jiān)局充役,余為編戶,置都城內外,俟有坊廂,上元坊廂百七十六類”. ⑦北京城亦是按坊編制的.城內陸方以坊為綱,~~~~~~西城坊凡五區(qū)~~~~~中城坊凡四,~~~~~北城坊凡三~~~~~~南歸城門外坊凡二,~~~~~每坊鋪舍多寡,視廛居有差,總計坊凡十有三”. ⑧這種制度的實施和禮法控制的加強,使得剛得到發(fā)展空間的中國古代城市又逐漸形成萎縮.宋朝較之前后代經濟的新明之氣就體現在這些方面.即使是在經濟比較發(fā)達,又比較開放的唐朝,也沒有這種新氣象,景龍元年十一月敕;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⑨與宋高祖的話,形成鮮明的對比.而后代的明清,更是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中國的城市的發(fā)展又走向了一個低落時期.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選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二百五二頁
②<<易,坎卦>>
③<<孟子,離婁上>>
④<<左傳,隱公元年>>
⑤<<逸周書,作雒>>
⑥<<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職官志>>
⑦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十四
⑧沈榜,<<宛署雜記>>卷五
⑨<<唐會要>>卷八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