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章句》，東漢王逸撰。現(xiàn)存十七卷、十卷、八卷等分卷不同的版本數(shù)種。以十七卷本最為通行，且接近王逸原著卷數(shù)，有明正德十三年（1518）黃省曾高第刻本、隆慶五年（1571）豫章夫容館刻本、萬歷十四年（1586）馮紹祖觀妙齋刻本等善本，又有《叢書集成》、《四庫全書》等叢書本。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漢安帝元初年間（114-119），舉上計吏至京，留拜校書郎，復(fù)升校書郎中。順帝時（126-144）為侍中，后外任豫章太守。著作除本書外，別有賦、誄、書、論及雜文二十一篇。本有集二卷、《正部論》八卷，隋唐時已亡佚。后人輯其文為《東漢王叔師集》一卷，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楚辭章句》是王逸在漢安帝元初年間參與東觀校書時撰述的一部《楚辭》注本。根據(jù)傳世明嘉靖翻宋刻本《楚辭》卷二至卷十六均題“校書郎臣王逸上”，可以推知本書很可能是受帝后之詔而作。在王逸之前，西漢淮南王劉安、東漢史學(xué)家班固、經(jīng)學(xué)家賈逵也都曾撰有《離騷經(jīng)章句》，但未及全部《楚辭》，且已不傳，因此王逸的這部《楚辭章句》，成了現(xiàn)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楚辭》注釋本。
王逸撰《楚辭章句》，其所依據(jù)的本文為西漢劉向編集的十六卷本《楚辭》。通行的《楚辭章句有第十七卷，所收為王逸自撰的《九思》，而其“章句”與前十六卷“章句”文不甚相類，后人因謂恐非王逸自注（一說《九思》注乃王逸之子王延壽所為）。
通行本十七卷卷目及《楚辭》各篇原作者次為：離騷經(jīng)第一（屈原）、九歌傳第二（屈原）、天問傳第三（屈原）、九章傳第四（屈原）、遠(yuǎn)游傳第五（屈原）、卜居傳第六（屈原）、漁父傳第七（屈原）、九辯傳第八（宋玉）、招魂傳第九（宋玉）、大招傳第十（屈原，或言景差）、惜誓傳第十一（賈誼）、招隱士傳第十二（淮南小山）、七諫傳第十三（東方朔）、哀時命傳第十四（嚴(yán)忌）、九懷傳第十五（王褒）、九嘆傳第十六（劉向）、九思傳第十七（王逸）。這一卷目中《離騷經(jīng)》以下的次第，雖已非王逸原本的舊貌，而經(jīng)由北宋陳說之的重定，但“經(jīng)”、“傳”之稱，仍為漢人舊題；而注本具載原文、逐句作解的形式，也是兩漢“章句”體著作的一個主要特點。
三
王逸為《楚辭》所撰的十六卷《章句》，體制上大都遵照漢人釋經(jīng)舊法，先訓(xùn)解文字，次詮發(fā)大義，證以實事，并列舉眾說。
如解《離騷》首句“帝高陽之苗裔兮”，即先云：“德合天地稱帝。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毕乱兜巯怠匪龀仁兰扒蠚v史之文，最后闡發(fā)文義曰：“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span>
又如注《九歌》的《山鬼》一篇篇尾“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鳴，風(fēng)颯颯兮木蕭蕭”數(shù)語，則先列己說，謂屈原“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援狄號呼，風(fēng)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繼引他說，謂：“或曰：雷為諸侯，以興于君。云雨冥昧，以興佞臣。猨猴善鳴，以興讒言。風(fēng)以喻政，木以喻民。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群佞聚也。猨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風(fēng)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span>
惟《九章》的《抽思》、《思美人》、《惜往日》以及《遠(yuǎn)游》、《卜居》、《漁父》、《九辯》、《招隱士》、《九懷》諸篇的章句，全部或大部分用錯落的韻語為文，韻語中又時常夾雜了較詳細(xì)的注釋，與正規(guī)“章句”之體頗有不同。
如《思美人》自首句“思美人兮”注以“言己憂思，念懷王也”，二句“攬?zhí)槎鴣许簟弊⒁浴皝辛⒈?，涕交橫也”，至篇末全用此八字合韻之文為注解。而《抽思》篇章句中既有“哀憤結(jié)絹，慮煩冤也”（注“心郁郁之憂思兮”）、“哀悲太息，損肺肝也”（注“獨永嘆乎增傷”）那樣的韻文，也有“言已覽觀眾民，多無過惡而被刑罰，非獨己身，故自鎮(zhèn)止而慰己也”（注“覽民尤以自鎮(zhèn)”）那樣的散文。參以前引《山鬼》章句中所引“或曰”也有韻文體注語，則王逸的這部《楚辭章句》，從內(nèi)容到形式均廣泛吸取了前人的成果，是可想而知的。而這也正符合“章句”“兼?zhèn)浔娬f”的文體。
四
另一方面，由于王逸是楚地之人（南郡郡治即故楚郢都，又相傳宜城為宋玉的故鄉(xiāng)），而楚地民間自古即相傳《屈原賦》及其獨特的楚辭解說之學(xué)，所以王逸的《楚辭章句》中，也保存了不少非楚地人難以通釋以及漢代官方《楚辭》之學(xué)所不能解答的內(nèi)容。
其中突出的一點就是注明了《楚辭》中大量楚語的文意。如《離騷》章句中注“楚人名滿曰憑”，“楚人名住曰傺”、“楚人名結(jié)草折竹以卜曰等”，《九歌·云中君》章句謂“楚人名巫為靈子”，《天問》章句云“楚人謂乳為斗谷，謂虎為于菟”等等即其例。
至《天問》章句中對不少今已無法尋得其出典的神話傳說及古史舊聞所作的注釋，則亦非漢代通常經(jīng)師所能道，而很可能出自楚人所傳楚辭故記。像注“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之問，引佚名“傳曰”，謂河伯化為白龍，羿見之而射傷其左眼，河伯訴于天帝反受譴責(zé)，以及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諸節(jié)；如以“有扈氏叛啟，啟率六師以伐之也”解“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dá)”之類，皆為本書已不詳，而章句卻為之存留了可貴的歷史線索的典范性例證。
五
除了字句注解，王逸在本書中也對《楚辭》及屈原賦作了綜合性的敘解與評說，這主要見于其所撰《離騷敘》（置《離騷經(jīng)》篇末）。該《敘》概言之，有兩方面的功績：
其一，對屈原賦《離騷》及《九歌》以下二十五篇，與后世續(xù)作及注解、研究的系統(tǒng)流變作了一個扼要的敘述，尤其是有關(guān)楚辭學(xué)史的敘述，是現(xiàn)存史料中最早的。
其二，對以《離騷》為代表的屈原賦作了高度的評價，將其比于儒家經(jīng)典中的《詩經(jīng)》、《尚書》，而對班固所謂屈原“露才揚己”云云進(jìn)行了駁斥，有關(guān)的評價在漢人諸說中堪稱卓見。（本書各篇首均有序，自《隋書·經(jīng)籍志》以來論者多謂為王逸作，然取之與章句之文相比較，矛盾處實甚多，故近世學(xué)者疑其非王逸所撰，而為其撰章句時所依之本原有之舊序。）
但《楚辭章句》也有明顯的不足。最大的一點即引他家之說卻不注明出處，但以“或曰”、“一云”等語一掠而過，使后人無法核檢，頗失學(xué)術(shù)著作的謹(jǐn)嚴(yán)之風(fēng)。另外，字句注解中尚有曲解或誤解處，章句體例前后不統(tǒng)一，亦較顯然。
在《楚辭》研究史上，《楚辭章句》的地位，有如《毛詩》在《詩經(jīng)》學(xué)上的地位，其綜合、初創(chuàng)之功為后來學(xué)者所推崇，而其傳注解釋也頗為后代注《楚辭》者所采納。宋代以來的幾乎所有《楚辭》注家，都是直接或間接以本書為起點來展開他們的研究的，其中最著名者，即宋人洪興祖所撰《楚辭補(bǔ)注》十七卷。
研究《楚辭章句》的論著，有蔣天樞《論<楚辭章句>》、《<后漢書·王逸傳>考釋》（二文均載所著《楚辭論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姜亮夫《楚辭章句》提要（載所編《楚辭書目五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黃靈庚《楚辭章句疏證》（中華書局，2007年），許子濱《王逸<楚辭章句>發(fā)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鄧聲國《王逸<楚辭章句>考論》（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以及日本桑山龍平《王逸之事》（1955年《天理大學(xué)學(xué)報》第十八號）、淺野通有《<楚辭章句>中“九辯”的編次——由王逸創(chuàng)構(gòu)的經(jīng)傳式的構(gòu)思》（1970年《國學(xué)院雜志》第七十一卷七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