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務學堂是晚清湖南紳商共同創(chuàng)辦的新式學堂，它的創(chuàng)立是湖南舊式書院制度向近化學堂制度轉變的肇始。譚嗣同曾為學堂親筆撰寫一幅對聯：“攬湖海英豪力維時局，勖沅湘子弟共贊中興”。
（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刑部侍郎李端棻向光緒皇帝呈送《請推廣學校折》，建議讓地方各省、府、州、縣設立學堂，并疏請設立京師大學堂。1897年，安徽巡撫鄧華熙奏請各省在省城另設格致等學堂。兩折均得到朝廷允準，一時間各省新式學堂紛紛創(chuàng)立，湖南時務學堂就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
時務學堂開始籌辦于1897年初。當時，王先謙、張祖同、蔣德鈞、熊希齡等士紳籌議成立寶善成制造公司，同時“創(chuàng)為添設時務學堂之議”。這一動議得到了陳寶箴、黃遵憲等開明官僚及譚嗣同、唐才常等維新派人士的重視和支持。9月，《知新報》刊發(fā)了《湖南時務學堂緣起》。以日本為例，指出廣立學校，培植人才為自強之本。公開表明辦學目的為“用可用之士氣，開未開之民智”，學習日本攘夷之道，強國保種，并號召湘中同志共同提倡盛舉，維持大局。《緣起》對時務學堂寄以莫大期望：“吾湘變，則中國變；吾湘立，則中國存。”
接著，趁當年鄉(xiāng)試士子齊集長沙之際，湖南巡撫陳寶箴又發(fā)布了《時務學堂招考示》。對時務學堂的辦學宗旨、經費來源和用途、招生人數和招生辦法，乃至學校選址和將來學生出路等問題作了詳盡的說明。《招考示》刊布后，反映熱烈，原定先期招考60名學生，至八月，投考學生有4000人之多，盛況空前。
時務學堂通過官府撥款和紳商捐款等途徑籌集了經費，購買省城北門外侯家垅田數百畝，建筑學舍，作為永久堂址。新址竣工前，先租用衡清試館，以后又租用小東街（今中山西路）劉權之故宅，作為校址。熊希齡被陳寶箴任命為學堂總理，主持一切行政事物，并請梁啟超、李維格分任中、西學總教習又聘請韓文舉、葉覺邁為中文分教習，王史為西文分教習，許奎垣為數學教習，（梁啟超離湘后，學堂又加聘歐榘甲、唐才常為中文分教習）。
梁啟超于1897年11月到達湖南長沙，擬定了《時務學堂學約》，這一學約以康有為創(chuàng)辦廣州萬木草堂時制定的《長興學記》為藍本，對時務學堂的教育目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方面作了明確規(guī)定，《學約》分為立志、養(yǎng)心、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世、傳教十個部分，旨在培養(yǎng)全面發(fā)展的維新人才。
湖南時務學堂共招考三次：第一次考試，錄取學生40名； 第二期考試，招收內課生30名，外課生18名，附課生（類似旁聽生）7名；同年5月，第三期招收內課生46名，外課生52名，備送北洋學生10名；后又補招收學生7名，備取內課生4名，外課生6名和候送武備學生1名。
學堂功課分為普通學和專門學兩種。普通學包括經學、諸子學、公理學、中外史志及格算諸學等四門，專門學包括公法學（憲法、民律、刑律之類為內公法，交涉、公法、約章等為外公法）、掌故學和格算學三門。學生初入學的六個月時間，一律學習普通學，六個月以后再選擇專門學學習，同時仍然學習普通學。
在教學方法上，時務學堂兼采學堂、書院之長，分為外課、內課兩種，“兼學西文者為內課，用學堂之法教之，專習中文不學西文者為外課，用書院之法行之。”課堂以教習講授，學生作筆記為主，課下學生學習時，隨時作讀書札記，寫下讀書心得。學堂鼓勵學生提問，課堂上設有“待問匭”，學生讀書所有疑義，寫在待問格紙（專供學生寫疑難問題的格紙）上放入“待問匭”中，由總教習當堂批答榜示。學生們在教習指導下互相交流札記本，“或有所問，而互相批答，上下議論，各出心得”。教習們對學生的札記的課卷都進行認真的批改。梁啟超任教習期間，每天除上課4小時外，還要批改40名學生的札記和課卷，每一札記或課卷都要寫批語，有的長達上千言。為批改札記和課卷，有時教習們竟徹夜不眠。
時務學堂采用一種獎懲方法來激勵學生，學生的表現通過分數來顯示。學生札記五日一交，由院長（或總教習）批答，凡是平日札記做得好、善于提問的學生都另加分數。學生缺課要扣分。每月設月考一次，每季度大考一次，考后即將三個月內的札記冊、待問格及課卷三項通統(tǒng)核閱，匯算分數多寡，并列表刊登在《湘報》上。學堂在學生入學三月期滿后，由教習會同紳董嚴加甄別，決定去留。優(yōu)異者留校為內課生，次者改為外科生。并規(guī)定各類學生因成績可相互流動。學生有壓力也有動力，學習格外用功，學風之勤，學業(yè)精進之快，非當時其他學堂可比。
學堂還鼓勵學生參加學會的學術活動。1898年春，南學會成立后，每期講學，時務學堂學生多去聽講。
時務學堂的教習大力宣傳維新變法思想和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學說和自然科學知識，有時甚至把批判矛頭直接對準滿清王朝。時務學堂師生的激進言論，引起了守舊勢力的驚慌。王先謙聯絡葉德輝等聯名向陳寶箴呈遞了《湘紳公呈》，說梁啟超、韓文舉、葉覺邁諸人，“自命西學通人，實皆康門謬種，而譚嗣同、唐才常、樊錐、易鼐輩，為之乘風揚波，肆其簧鼓，學子胸無主宰，不知其陰行邪說，反以為時務實然，喪其本真，爭相趨附，語言悖亂，有如中狂”。這樣下去，學生“他日年長學成，不復知忠孝節(jié)義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對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等維新派以及時務學堂的學生進行了全面的攻擊，要求陳寶箴對時務學堂“嚴加整頓，屏退主張異學之人，俾生徒不為邪說誘惑”。面對保守派的進攻，熊希齡“弧懷憤懣”，他上書陳寶箴，對保守派的毀謗進行了辯駁。他認識到這場斗爭的實質是“新舊相攻”，并指出這場斗爭的勝負將關系到湖南新政的命運。但陳寶箴最終對保守派采取了妥協(xié)的態(tài)度，對熊希齡施加壓力。熊希齡被迫辭職，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等被辭退，梁啟超于此前已離湘赴京，時務學堂的課藝被改弦易轍。當戊戌政變發(fā)生，時務學堂已名存實亡，十月初被撤銷，存在時間不到一年。
時務學堂對湖南的維新運動和近代教育的發(fā)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它培養(yǎng)的大批人才，其中有參加自立軍進行反清活動的林圭諸烈士；有推翻袁世凱復辟帝制的蔡鍔，有知名的教育家范源濂；有著名文字學家楊樹達等。為時雖短，卻發(fā)揮了良好的啟蒙作用，影響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