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所適從
■本刊記者/李梓
對于經濟不景氣的現狀，許多中國人感覺到，未來在他們眼中變得越來越模糊
剛來到北京的時候，王蓉就給自己鋪設了兩條退路：其一在北京工作，然后在原來工作的城市貴陽買房，這樣供下來應該很輕松；另一條是她的家人給準備好的，父母在一個更小的城市有房產，她隨時可以回去再找一份工作或者嘗試經商。
但6年以后，這兩條退路都沒有了。“所有地方的豬肉都漲價了。”王蓉說。王蓉在北京的一家珠寶企業(yè)做策劃工作，此前她還呆過各種各樣的公司：IT、食品和廣告公司。在過去三年，她一直在高速上漲的房價面前躊躇，遲遲未曾開展她的置業(yè)大計，從而錯失良機。
退路的消失
CPI的上升和收入增長停滯帶來的后果，在2008年初的北京隨處可見，許多餐館門口的“招工啟事”，從來沒有應聘者進去過，許多餐館的服務員在返鄉(xiāng)過春節(jié)后就再也沒有回來，他們在這個城市的收入，通常是800元一個月。此外，保姆和小時工的工資也在上調，而這些城市最基層的服務費用上調，進一步加重了這個城市的生活成本，也加重了所謂“白領”階層的心理不安。在過去三年的CPI快速增長中，北京的公務員、教師和退休人員的工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而城市中最為龐大的私企從業(yè)人員沒有得到任何心理安慰。
“我們和餐館服務員不一樣，他們來自農村，一旦退回去，還有土地和宅基地，他們可以回去養(yǎng)豬種地，而我如果退回到小鎮(zhèn)，除了和父母擠一套房子之外，再沒有其他東西，包括工作。”王蓉說。
中國房價在過去三年的快速增長，被王蓉稱為一場個人悲劇，“在這幾年的通膨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像我這樣在城市里沒有根的人群”。2002年的時候，她甚至已經策劃好，只要手里的現金夠首付，她就在貴陽買一套房子。三年以后，她手里有了10萬元現金，但是貴陽的房價已經漲到了4000元，王蓉說她當時的感覺是“另一條退路也斷了”。因此她的新奮斗目標是，在北京買房。
現在這個季節(jié)，絕對不是買房的好季節(jié)。盡管在2008年的春天，深圳和廣州的房產都出現了下跌，而且北京也出現了所謂“降價”樓盤，但王蓉相信，真正為她這個階層準備的房子絕對不可能降價，這意味著她要準備25萬元以上的現金和每個月3000元以上的純付出。
新的消費習慣
“周末去宜家吧，我在目錄上找到了一些好東西。”王蓉的一個閨中密友打電話給她。
被從宜家的商品目錄上標注出來的是一些便宜的墊子和藤椅，這些并不是王蓉目前所必需的。來到北京以后，王蓉在個人日常消費方面反而更加節(jié)儉。“北京不是什么時尚城市，在夏天你甚至穿一件白襯衫就能出門，這反而讓你更省錢。”因此，王蓉并不打算買這些可有可無的墊子。
但是王蓉的朋友一語道破這些商品的天機：“知道嗎，標出來的商品，價格和兩年前的目錄是一樣的，它們是我發(fā)現的為數不多的在兩年以來從未漲價的商品。”
這個理由確實很有說服力，也許這些東西下周就漲價了呢，于是，王蓉在周末去了一次宜家，花費了500多塊錢，“這個月的零花錢已經沒有了。”
買任何一樣商品，都要研究它最近兩年以來是否漲價，并預測它在未來一周或者一年內是否漲價，成了一些人新的消費習慣。他們更加在意百貨商店的打折，更加小心翼翼地對待自己的每一次付費。王蓉承認她也受到了這種心理的影響，以前她從來不留意超市傳單上的特惠商品，她一直覺得那是退休的老頭老太太的習慣。但現在，她開始留意于超市里那種黃色和紅色標價的商品，她說，買這些東西的時候，心里有一種彌補了漲價帶來的損失的安慰。
花不出去的錢
相對于房價，2008年春天以來一直唱衰的股市，對王蓉沒有任何影響，她沒有買股票。而股市下跌給她帶來的另一個負面影響是，她很難尋找到合適的途徑，讓她的現金不貶值。今天，股票和基金已經跌得慘不忍睹，對于那些只有幾萬或者幾十萬存款的普通人來說，一次股災就可能導致災難性的結果。
王蓉的錢一直存在銀行里，為了存錢，她在過去的6年盡量節(jié)約開支。中國人的儲蓄率一直保持在一個高位，在2006年以前，一直以每年0.5個百分比的數字在增長，銀行里吸納了超過15萬億的國民儲蓄，這與西方國家儲蓄率逐年降低的趨勢大相徑庭。
通脹是改變這一切的一個契機，從2006年底起，中國的銀行每個月要減少上千億的儲蓄款。2007年的5月，央行統(tǒng)計全國銀行減少了2784億元的存款，這些錢的流向可以和股市的表現直接聯系起來。
通脹帶來的表現，讓一些人看到了一種新的趨勢。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認為，2007年居民儲蓄率的下降是一種歷史潮流：“在金融結構大變遷的過程中，今后我國銀行的儲蓄余額增速和絕對數量都會下降，未來銀行業(yè)能夠分享的金融資產比重不會超過45%，資本市場一般會超過50%，目前中國居民在基金股票等金融資產的配置不到總量的四分之一，至少還有一半的金融資產將從銀行游離開出來到資本市場中。”
但是，錢離開銀行以后，并沒有被花出去，而是被老百姓投入了股市、收藏業(yè)和基金以及地產業(yè)。對于像王蓉這樣一心一意想買房的人來說，這帶來的后果可以稱為災難性。在新一輪漲價中，最重要的漲價商品是住房，對住房的囤積成了一些富有階層的保值手段，這在王蓉看來，似乎總有人在她之前搶先購買了那些她計劃中的房子，她最新的打算是尋找合適的二手房。在北京，買二手房所需的首付接近總房價的一半，因此，她手里的現金仍然不足。因此，在物價指數高升以及儲蓄率維持低水平的局面下，王蓉不但沒有像經濟學所預期的那樣，被刺激起消費欲望，而是開始了她新的存錢計劃。
跳槽，被刺激的欲望
2008年春天，王蓉來北京后第七次跳槽，此前，她曾信誓旦旦地說：“再也不跳槽了。” 刺激她幾乎每年都跳槽的動力，是為了尋找一份更合理的薪水。
2002年從貴陽來到北京的時候，她的收入立即翻了一倍，達到了4000元，此后兩年，她換了4次工作，終于開始穩(wěn)定下來。
“如果你一直呆在一個崗位不動，老板是不會主動為你增加薪水的，你只有自己跳槽到一個新公司的更好的崗位，或者以跳槽為理由向老板談判，但后者成功率很低。”王蓉介紹她的跳槽經驗。
“如果收入不見增長，也許我還得繼續(xù)尋找機會。”王蓉說。她對自己過去三年的評價很低：“中國物價高速膨脹的三年，我的收入一點都沒增長。”
作為一種政策上的回應，北京市勞動保障局于在2008年6月10日發(fā)出2008年度企業(yè)工資指導線，把往年企業(yè)工資指導線的下限從“零增長”，改為“增長3.5％”，上限為16.5%。但是，在媒體解讀的時候，也許是一種故意，許多日報都把新聞標題或者提要寫成“市勞動保障局建議在京企業(yè)至少為員工漲3.5％的工資。”這似乎成了王蓉的一根救命稻草，她樂觀估計，她目前的企業(yè)會為她漲薪水。
但實際上，在不斷努力掙錢的同時，王蓉手里的錢也貶值了不少。格林斯潘早在1966年就說過：“在沒有金本位的情況下，將沒有任何辦法來保證人民的儲蓄不被通貨膨脹所吞噬。”王蓉自己冷靜地估計，按照房價比照，她的銀行存款已經貶值了接近一半。“慶幸的是，房價現在終于不上漲了。”王蓉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