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考試制度——科舉制度起源于隋代，此后經(jīng)過不斷的發(fā)展、變化，到明清時期，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嚴密的體系。知識分子要走上仕途光宗耀祖，改換門庭，主要通過走科舉的道路。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沿用唐宋以來科舉考試的辦法選拔官吏。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曾一度頒發(fā)詔令罷科舉，指斥科舉制“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寡”，因此“乃但令有引薦舉賢才，而罷科舉不用”（《明史》卷七O)。但1382年(洪武十五年)，又恢復科舉制，并于洪武十七年重新頒布科舉條例，對科舉的意義、要求、考試的時間、—內容、規(guī)程、次序及生員答卷的文體等，都作了嚴格的規(guī)定，使科舉制日臻完備。
明代的科舉考試分三次進行：各府、州、縣的學子先參加州、縣級考試，中試者稱“秀才或生員，取得進一步考試的資格；省一級的考試叫“鄉(xiāng)試”，由各省布政司主持，每三年舉行一次，中試者稱“舉人”；中央一級的考試叫 “會試”，于鄉(xiāng)試次年二月進行，由禮部主持，中試者稱“貢生”。同年三月，中試的“貢生”再參加由皇帝主持的 “殿試”，考中的分三等，一等取三名，日“狀元”、“榜眼”、“探花”，統(tǒng)名“賜進士及第”；二等取若干名，統(tǒng)名“賜同進士及第”；三等取若干名，統(tǒng)名“賜同進士出身”。凡中進士者，即任命為官。
明清科舉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學校成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必由之路。當時的地方學校，有府、州、縣學，稱為“郡縣學”。士子要進入這些學校，必須經(jīng)過入學考試。錄取的士子稱為“生員”，也稱“秀才”。這種取得生員資格的考試，稱為“童子試”，又叫“小考”、“小試”。應考者無論年齡大小，都稱為“童生”，或乘“儒童”、文童。
明朝科舉與前代不同的是，對參加考試生員的答卷，行文的格式等作了十分嚴格的規(guī)定，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八股文”。
八股文是明清時科舉考試所采用的一種專用文體，又叫制義、制藝、時藝、時文、八比文等。因它要求文章中必須有四段對偶、排比的文字，一共分八部分，所以文叫八股文。這種文章有以下特點：
1. 題目必須用《四書》、《五經(jīng)》中現(xiàn)成的句子。又分為連章題、全章題、數(shù)節(jié)題、一節(jié)題、數(shù)句題和單句題幾種類型，所謂連章題，就是將《四書》、《五經(jīng)》中的兩章、三章合為一題；全章題，就是僅取其一章為題；數(shù)節(jié)題，就是取其一章中的幾節(jié)為題；一節(jié)題，就是取其一節(jié)為題，數(shù)句題，就是取其一節(jié)中的幾句話為題，單句題，就是取其某一節(jié)中的一句話為題。
2. 文章的內容、論釋必須以程朱學派對《四書》、《五經(jīng)》的注釋為準。如《易經(jīng)》必須依程傳朱學本義，《尚書》必須依朱熹的門生蔡沈傳，《詩經(jīng)》必須依朱亮集傳，《春秋》必須依胡安國傳，《禮記》必須依陳澔集傳，《四書》必須依朱熹注集傳等?？忌鷳嚕仨毦皖}立意，依注作解，嚴禁用詩賦夸張華麗之詞，也不許引證古史，不許巧設比喻，不許使用典故。結果，寫出的文章盡是陳詞濫調，寡淡無味，空洞無物，廢話連篇，死板枯燥，讀之令人昏昏欲睡。
3. 文章的體裁有嚴格的規(guī)范和模式。全文必須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結等八段組成。如破題，要求用《四書》、《五經(jīng)》中的兩句話點題；承題，要接破題的意義，進一步加以發(fā)揮；起講，是開始發(fā)議論，以后各股則要把議論層層推進、展開；中股是全文的中心；最后四股必須用兩段排比；對偶的文字，結束全文。
4. 文章的字數(shù)和書寫的款式也有嚴格的規(guī)定。如鄉(xiāng)試、會試，明初規(guī)定：《五經(jīng)》義一題限五百字，《四書》義每題限三百字，試文要點句，標明段落，書法要端正，增刪涂改的字數(shù)要在文末以大字注明。文中有避廟諱(已逝的皇帝廟號)、御諱(在位的皇帝姓名)、圣諱(孔子。孟子之名)。試題低二格，試文每段一律頂格。凡不符合以上要求者，試卷一律作廢。
八股文起源于理學盛行的北宋，十一世紀中期王安石變法時，認為唐代以詩賦取士，浮華而不切實用，存在一些弊端；因此，改試經(jīng)義，以《四書》、《五經(jīng)》命題，文體與“論”相仿。目的是倡導嚴正：以糾時弊，當時文體并無固定的格式。到明朝成化年間(1465-1487年)，八股文經(jīng)謝遷等人的改造，才形成一種比較嚴格的程式。這種文體，被明清兩朝統(tǒng)治者當作實行愚民政策的工具，加以提倡，用以束縛知識分子的思想，強迫他們服贗于程朱理學，禁止異端雜學；加固政治藩籬，強化思想統(tǒng)治。因此，魯迅先生說：“八股原是愚笨的產(chǎn)物”。然而，士大夫為了獵取功名，也不得不咬牙皓首窮經(jīng)，死攻八股；“以摘經(jīng)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jīng)之箋，是鉆是窺，余則漫不加省”(《鑾坡后集·故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既不務實際，亦不議朝政，“自四書五經(jīng)之外，咸束高閣，雖圖文滿前，皆不暇目”(《二十七松堂文集·明太祖論》)。
很顯然，用這種辦法選拔的官吏，只能是一些無經(jīng)世致用之才；無治國安邦之能，庸庸碌碌，唯上司之命是聽的奴才。實行這種制度，扼殺了知識分子的聰明才智和創(chuàng)造精神，僵化了他們的思想，窒息了整個社會，也嚴重地阻礙了我國科學文化的發(fā)展。這種八股取士的制度，自明至清末，推行五百多年，影響之大，流毒之廣，禍害之深、難以估量。到晚清戊戌變法時，在康有為等維新志土的猛烈抨擊下，光緒帝曾下詔廢科舉；但變法失敗后，它又死灰復燃，到1905年(光彩二十一年)，清政府在國內革命潮流的沖擊下推行“新政”，發(fā)展學校教育，科舉制和八股文才被拋進歷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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