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中國進入了新時期。
73歲的郭汝瑰終于又有了機會，再一次遞交入黨申請書。
這一次，夙愿得償。
1980年4月，郭汝瑰被正式批準為中共預備黨員。
那么，這位從1945年就提出恢復黨籍，鍥而不舍想要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的郭汝瑰，究竟是何許人也？他又有著怎樣的傳奇經(jīng)歷？
郭汝瑰
1937年，十四師開赴蘇州。淞滬會戰(zhàn)，一觸即發(fā)。
十四師作為七十九師的縱深配置，要待其撤退后阻擊日軍進攻。
大敵當前，可時任十四師四十二旅旅長的曾粵漢，卻被日軍的炮火嚇得寢食難安、瑟瑟發(fā)抖。
師長霍揆彰見狀，知他會誤事影響戰(zhàn)局，便請副師長凌兆堯來接替他的位置。
卻不想凌兆堯也面露難色，似有推脫之意。
就在霍揆彰萬分失望之時，原本安靜站在一旁的師參謀長郭汝瑰，忽然正色道：“為國捐軀，乃軍人本分，有什么好怕的，我去！”
郭汝瑰
就是這樣，在霍揆彰贊許的目光下，郭汝瑰以代理旅長的身份，率42旅赴塘口一線作戰(zhàn)。
慘烈的戰(zhàn)斗伴著日軍的狂轟濫炸，持續(xù)了七天七夜。
42旅傷亡慘重，卻也拼殺到了最后一刻，郭汝瑰一戰(zhàn)成名。
1938年，霍揆彰在武漢成立五十四軍后，郭汝瑰被任命為軍參謀長。
武漢會戰(zhàn)前，陳誠在高級將領作戰(zhàn)會議上動員講話，并詢問眾將官對作戰(zhàn)方案的意見。
然而大家都知道，這次的作戰(zhàn)計劃是蔣介石和陳誠等人，在德國顧問的幫助下制定的。
陳誠
因此誰也不敢評頭論足，更不想去擔這么大的責任。
可郭汝瑰卻在這時站了出來。
他提出，武漢的防御體系是沿三鎮(zhèn)構筑的環(huán)形背水陣，幾十個師擺在環(huán)線上，雖各處都有堅固工事，可若一點擊破，則全線潰敗。
郭汝瑰判斷日軍主力將從長江南岸登陸，包圍沿江要塞。
因此，南北兩岸守軍應及時跳出包圍圈，撤到武漢外圍，利用山地地勢與日軍周旋。
畢竟，日軍的機械化部隊再厲害，到了崇山峻嶺中也是難有作為。
郭汝瑰“不重核心重外圍”、“守武漢而不戰(zhàn)于武漢”的構想，得到了陳誠的認同和贊賞，于是立即決定，重新制定戰(zhàn)略方針。
武漢會戰(zhàn)開始后，日軍的行動路線果然不出郭汝瑰所料。
1938年10月25日，日軍出動了開戰(zhàn)以來的最大兵力，歷時四個多月，經(jīng)歷無數(shù)惡戰(zhàn)，終于攻占武漢。
然而整個戰(zhàn)役都在按郭汝瑰的設想，有條不紊地進行。
日軍沒能殲滅國民黨的任何一個部隊，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得到了一座早就計劃要放棄的空城。
武漢會戰(zhàn)，郭汝瑰又立了大功。
作為獎勵，他被晉升為二十集團軍和洞庭警備司令部參謀長。
郭汝瑰
1942年，郭汝瑰又被陳誠調(diào)到了重慶國防研究院，任研究委員。
之后，他又被任命為駐英副武官，赴英國考察國防機構的組織情況。
1945年3月，剛從英國回來的郭汝瑰，又被任命為軍務署副署長，兼任國防研究院副院長。
軍務署是國軍軍政部最有實權的部門，由陳誠擔任院長的國防研究院，都是蔣介石欽定的軍界精英。
由此可見郭汝瑰的能力，也足見蔣介石和陳誠對他的器重。
可隨著官位的升遷，郭汝瑰對國民黨內(nèi)部的腐敗，也越來越厭惡。
郭汝瑰不愿奉承逢迎，拉幫結派，更無心與人結交應酬。
他未改報國初心，只是更加懷念起在武漢讀書時的光景。
郭汝瑰
1925年，18歲的郭汝瑰滿腔熱血，一心報國。
生在書香門第的他，選擇進入黃埔軍校學習，開始了他的職業(yè)軍人的生涯。
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郭汝瑰所在的黃埔政治科，隨國民政府遷至武漢，而校內(nèi)的政治教官也多為共產(chǎn)黨員。
郭汝瑰深受他們的影響，認為只有實現(xiàn)社會主義，中國才能夠真正的富強起來。
而當年與他一同考入黃埔軍校的好友袁鏡銘，恰好就是一名共產(chǎn)黨員，于是郭汝瑰便請求他介紹自己入黨。
黃埔軍校
可四川軍閥郭汝棟畢竟是他的堂兄，入黨之事，還需考驗。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四川軍閥楊森很可能會配合他進攻武漢。
選擇提前畢業(yè)回到四川的郭汝瑰肩負使命，要策反他的堂兄郭汝棟，并請他阻止楊森出兵。
而郭汝棟雖然不能阻止楊森，卻也答應了：如果楊森出兵，不會借他一兵一卒。
滿心歡喜的郭汝瑰，留在川軍郭部擔任政治部任科員。
他卻不知，其實郭汝棟早已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蔣介石表忠心了。
隨著汪精衛(wèi)與蔣介石合流反共，郭汝瑰也與黨組織失去了聯(lián)系。
“九一八”事變后，赴日學習的他毅然回國，被保送到了陸軍大學，并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yè)。
可他不愿成為反共幫兇，因此留在陸大繼續(xù)深造，并擔任戰(zhàn)史學的教官。
而如今，郭汝瑰在國民黨內(nèi)越爬越高，卻對那個充斥著熱忱與希望的解放區(qū)愈發(fā)向往。
1945年4月的一天，苦無門徑的郭汝瑰，卻在軍務處碰到了一個熟人——任逖猷，黃埔五期政治科的老同學。
實際上任逖猷已是共產(chǎn)黨員，可在被郭汝瑰問起后，他也只是謹慎地說：他的表弟任廉儒或許還能找到中共的關系。
幾天后，任廉儒果然找上門來。
郭汝瑰便敞開心扉，說出自己的所思所想，并告訴他自己一心想到延安去。
1945年5月的一天晚上，郭汝瑰聽從任廉儒的安排，換上一身便服，前往青年路羅升之的公館，去會見當時中共南方的負責人董必武。
自這一晚開始，這位黃埔出身陸大深造，“身穿黃馬褂，頭戴綠頭巾”的國軍高級將領，開啟了他“白皮紅心”的諜戰(zhàn)生涯。
陳誠的“十三太?！敝唬Y介石的心腹愛將，董必武知道，這樣的人留在國民黨內(nèi)部，會比到延安去作用更大。
董必武
蔣介石策劃內(nèi)戰(zhàn)的《國軍戰(zhàn)斗序列》方案，就是被自己這位“愛將”交給共產(chǎn)黨的。
這份情報，為延安調(diào)兵遣將爭取了時間。
有陳誠的保薦和蔣介石的器重，郭汝瑰也是一路官運亨通。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
不過兩個月的時間，郭汝瑰就被任命為國防部第五廳廳長。
1947年3月，郭汝瑰又任國防部第三廳廳長。
國防部第三廳是作戰(zhàn)廳，廳長直接參與制定作戰(zhàn)方案和指揮作戰(zhàn)。
從此之后，作戰(zhàn)廳的作戰(zhàn)計劃都是一式兩份。
一份送到蔣介石那里審閱，一份交到聯(lián)絡員任廉儒手中。
“為國府'運籌帷幄’之中，卻讓中共決勝千里之外”。
這是在蔣介石逃到臺灣后，一家美國報紙對郭汝瑰的評價。
1947年5月12日，蔣介石當場制定孟良崮戰(zhàn)役的作戰(zhàn)計劃。
而此次作戰(zhàn)的部署，被郭汝瑰抄錄下來交給了我黨。
于是在此次戰(zhàn)役中，國民黨的王牌整七十四師被解放軍殲滅，師長張靈甫也被擊斃，直接導致了蔣介石進攻山東的計劃泡湯。
1948年，淮海戰(zhàn)役打響，黃維兵團被解放軍圍困。
蔣介石焦頭爛額，緊急安排杜聿明去救援。
杜聿明對戰(zhàn)局做出了精準的判斷。他提議先撤退，放棄徐州，待兵力集合再與之一戰(zhàn)，到時解放軍華野陷入被動，那黃維軍團被困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然而這么重要的情報，郭汝瑰并不知道。因為杜聿明早就對他的身份有所懷疑。
1947年萊蕪戰(zhàn)役國軍慘敗，從山東逃回的國軍將領帶來消息，說郭汝瑰是共諜。
杜聿明把此事轉告給顧祝同，可顧并不相信。
郭汝瑰清廉簡樸，樓下有一家肉鋪，可是他家的午飯卻只有素菜，這和國民黨那些整天紙醉金迷的高官形成了鮮明對比。
杜聿明
因此杜聿明又向蔣介石直言道：“郭汝瑰一不好色二不貪財，連家里沙發(fā)都帶著布丁，這完全是共產(chǎn)黨的作風。”
可蔣介石根本不信，甚至被他氣得大罵：“難道我國民政府的官員，都得到處去撈銀子才不是共產(chǎn)黨？”
杜聿明扳不倒他，只能時刻提防。因此這次淮海戰(zhàn)役的進言，他特意避開了郭汝瑰。
等到郭汝瑰有所察覺時，杜聿明的30萬大軍已經(jīng)向永城方向撤退了。
一旦撤退成功，一切就都將如杜聿明計劃的那樣，對解放軍形成合圍之勢。
突如其來的緊急事態(tài)讓他心急如焚，但他很快又冷靜了下來，在分析了各方關系后，他便準備好了一套說辭，勸說蔣介石改變計劃。
若是黃維兵團被殲滅，那杜聿明、何應欽一派將一家獨大，再難制衡。
何況此時黃維兵團被困，尚有支援的機會，若是不派兵救援，恐怕會寒了前線將士們的心。
最后他又擺出黃埔時期的學生姿態(tài)，向蔣介石坦白，說自己與黃維都是陳誠部下，在此事中確也有私心，望校長海涵。
于公，言之鑿鑿；于私，情真意切。再加上蔣介石對他的信任，因此立即下令，命杜聿明部隊停止撤退，迅速增援黃維兵團。
杜聿明被俘
結果自然是不出郭汝瑰所料，國軍30萬大軍在陳官莊被殲滅，杜聿明也在此戰(zhàn)中被俘。
三大戰(zhàn)役結束后，蔣介石的百萬精銳已經(jīng)喪失殆盡。
而這時本該到解放區(qū)去的郭汝瑰，還是冒險留了下來，并主動要求下部隊。
在顧祝同的保薦下，他被任命為七十二軍軍長。
一到四川，郭汝瑰就與任廉儒取得了聯(lián)系。
到了解放軍入川之際，郭汝瑰直接率軍起義“歸隊”。
這一行動，直接讓國民黨失去了最后的本錢，瓦解了國軍最后的布置和士氣，也破壞了蔣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計劃。
直到起義電報公布，蔣介石才終于意識到，自己的這位得意門生，心腹愛將，竟是最大的共諜。
1981年，《郭汝瑰回憶錄》的出版，讓臺灣方面輿論嘩然，許多人罵他是“叛徒”。
郭汝瑰對此卻不甚在意。他早年就加入了共產(chǎn)黨，何來背叛一說？
更何況，“背叛反共反人民的國民黨，也是好事?！?/span>郭汝瑰如是說道。
但郭汝瑰也在書中直言，他在國軍內(nèi)部潛伏多年，雖看透了國民黨內(nèi)部的腐朽，卻也有兩位真正佩服的國軍將領。
一位是傅作義將軍。
傅作義
原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具有極高的軍事指揮才能和戰(zhàn)略眼光。
同時，他對時局也有著清醒的認知和判斷。
1949年解放北平，傅作義率部投降，保全了古都北平和數(shù)百萬的百姓。
郭汝瑰評價他深明大義，能屈能伸，這一點著實令人佩服。
另一位則是張治中將軍。
這位國民黨中元帥級的人物，蔣介石的心腹，一生赤誠為國，主張和平。
早在國共兩黨對峙時期，他就主張和平統(tǒng)一。皖南事變后，他也力薦蔣介石能與共產(chǎn)黨合作，共同抗日。
張治中
解放戰(zhàn)爭中，他更是國軍內(nèi)部堅定的反戰(zhàn)派，未曾指揮過一次作戰(zhàn)，多次為停止內(nèi)戰(zhàn)恢復和平而奔走呼號。
他沒有背叛國民黨，卻也從未真正與共產(chǎn)黨為敵。
在民族大義前，他選擇的是公道，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立場堅定，從未動搖。
也因此，張治中被稱為“和平將軍”。
兩位將軍雖是國民黨的將領，可他們赤誠的愛國之心，以及對和平的向往，與郭汝瑰一生的追求與理想是一致的。
這些胸懷國家，心系人民的將領，都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