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選之子——“瑯琊王”司馬金龍   

展覽現(xiàn)場

        用今天的話來說，司馬金龍是含著金湯勺出生的。他有一個來自皇族的爹，還有一個做公主的媽，有這種特殊的身份加持，他順理成章地接了老爸的班——襲爵瑯琊王。對于一個天生要做“王”的男人，他的顏值自然也比較重要，只是今天已經很難找到他的相關畫像了。

       擁有漢族和鮮卑族皇室貴族血統(tǒng)，這位不折不扣的“混血”王子，他的兩任妻子，則分別是北魏太尉隴西王源賀之女欽文姬辰和河西王沮渠牧犍之女沮渠氏。

司馬氏北奔示意圖

    司馬金龍的成長受到了江左貴族文化和塞北鮮卑游牧文明的雙重影響，可以說是東晉、北魏文化融合的天選之人，這就是我們今天故事的主角。

    公元5世紀前后，南北民族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習俗等各方面的交流與融合，在這位“北魏瑯琊王”的墓和隨葬品正是這一時代最好的縮影：既有豐富多彩、具有游牧民族生活意趣的精美器具，又有來自江南的瑰寶，規(guī)模宏大的墓室壁畫、浩浩蕩蕩的儀仗俑和細膩的石刻作品，盡顯這位天選之子的榮耀和他傳奇輝煌的一生。

展覽現(xiàn)場

      2018年12月，于南京博物院特展館2樓8展廳“瑯琊王——從東晉到北魏”展揭開帷幕。展覽由南京博物院策展、主辦，山西博物院、大同市博物館、南京市博物館總館協(xié)辦。

展覽現(xiàn)場

       從秦淮河畔的南京，到雁門關外的大同，“瑯琊王——從東晉到北魏”通過對江蘇出土的東晉文物、山西出土的北魏平城時代文物的對比展示與闡釋，揭示了不同政治制度、經濟模式以及藝術風格下，兩個不同民族間的碰撞和交流，再現(xiàn)出東亞兩個重要城市平城——建康間互動的畫面。

       本次展覽按時間脈絡，通過三個篇章解讀瑯琊王家族及司馬金龍的一生。第一章講述瑯琊王的家族，以文物營造一幅南方士族貴族的生活圖卷，讓帝王州、金粉地建康士族的華貴躍然眼前；第二章選取鮮卑特有的游牧民族器具，呈現(xiàn)塞北民族的奔放與豪邁；第三章展示司馬金龍家族的光輝，通過墓中出土的精品文物，遙想瑯琊王族的尊貴。

         下文讓我們就隨策展人左駿先生的策展思路走進“瑯琊王”的世界。

       左駿說：“我們想通過司馬金龍，先講他的'前世’，也就是司馬金龍的父親和祖輩生活的地方，以東晉建康城（今南京）為中心的江南地區(qū)。所以這就形成了第一章節(jié)'王的家族’。 第一章節(jié)中，又分為士人的'風度’和'雅集’兩個小部分，架構出一個我們可以想象的魏晉風流，當然博物館的陳列是以文物及文物之間的組合來呈現(xiàn)?！?/span>

        獅子模印拼砌磚畫  南齊  南京博物院藏

  獅子模印拼砌磚畫（局部）

       獅子原產于西亞和非洲，后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原。人民普遍認為這種襲來的猛獸具有辟邪的神性，所以用石頭雕刻巨大的獅子，矗立在重要宮殿或陵墓的入口處。展出的兩具獅子磚畫左右對置，畫面中的獅首向入口，呈現(xiàn)出向前邁足的動作。

張鎮(zhèn)墓志  東晉  南京博物院藏

       張鎮(zhèn)出自著名的吳郡土著大族張氏，事跡見于《晉書》和《世說新語》。自曹魏推行薄葬與禁碑起，漢代以來樹碑于地面墓前的做法逐漸轉變?yōu)槁裼诘叵拢怪居纱顺霈F(xiàn)。其墓志采用中原風格，無疑是受到晉室南渡帶來的中原禮制的影響。這件出土的墓志反映了吳郡張氏對南渡司馬政權的支持。

陶牛車  南朝  南京博物院藏

       牛車，也稱為“犢車”。魏晉的士人，沉浸于探究玄學以及享受慢節(jié)奏的閑適生活。他們相信老子駕牛出關的傳說，坐牛車出行漸漸成為一種時尚。牛車看起來沉著穩(wěn) 健，具有一定的儀式感;它行進速度緩慢，對士人來說是 一種享受。牛車也常被士人用來比賽。模仿墓主生前座駕的陶牛車，常被放置在墓室內靠近墓門的地方，仿佛依舊隨時準備載君云游。

    持盾彩繪陶俑  東晉  南京博物院藏

       陶俑在古代雕塑藝術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古代墓葬雕塑藝術品的一種。早在原始社會，人們就開始將泥捏的人體、動物等一起放入爐中與陶器一起燒制。到了戰(zhàn)國時期，隨著殉人制度的衰落，陶俑替代了殉人陪葬。

陶憑幾  東晉  南京博物院藏

       憑幾是為滿足人在盤坐或跪坐時雙臂有所扶靠、腰部有所依托的需求而誕生的日用家具。魏晉南北朝時期流行抱腰式三足漆木憑幾，幾面呈扁圓弧形，以三個獸形或蹄形足為支撐，高20—50厘米。墓葬中通常隨葬同樣形態(tài)的陶質憑幾。

獸面紋瓦當    東晉    南京市博物總館藏   

陶水管    東晉    南京博物院藏

“顏綝”六面銅印    東晉    南京市博物總館藏

       三國兩晉時期，隨著軟體文書載體（紙、紡織品等）的普遍使用，印章的用法也從打印封泥逐漸轉變?yōu)橹苯逾j印。新型私印特別是多面印的流行，反映了當時個性解放的潮流，也表明了印章用法的改變和使用范圍的擴大。這一時期出土的眾多六面印，印文篆書呈現(xiàn)出字體豎長橫短、布局上緊下松的樣式。這種風格的篆書，被研究者形象地稱為“懸針篆”。

       西晉開始推行一種新的禮儀性佩劍制度，即所謂佩用“班劍”。真正意義上的班劍，是一種以木制作、刻飾花紋的禮儀用劍。實際上，班劍已經失去防衛(wèi)用途，僅具有禮儀用途。

展出的女性頭飾

展出的飾品

金剛石金指環(huán)  東晉永昌二年（322）  南京市博物總館藏

        三國兩晉南北朝唯一所見使用現(xiàn)代礦物學意義上貴重寶石礦料的飾物，上面鑲嵌著的是一顆具有原始結晶體形態(tài)的金剛石。它在當時西域的波斯、中南半島上的“海南諸國”都有產出，中國關于金剛石的早期記載則明確表明它們來自天竺。指環(huán)金質，呈扁圓形，素面無紋，直徑2.2厘米。指環(huán)上焊接方形斗，長、寬各4毫米。鑲嵌在斗內的金剛石為半個八面體，直徑1.5毫米。這枚戒指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歷史，為我國目前已發(fā)現(xiàn)最早的鉆石戒指。

銅制品    東晉    南京博物院藏

麈尾玉柄    戰(zhàn)國    南京博物院藏

    從造型結構來看，玉質獸首是戰(zhàn)國玉帶鉤的構件之一。此件玉獸首出自東晉墓葬中，稱得上是'舊物利用’。它在東晉的用途，從前后設計的榫卯結構推測，應是為了更好地與其他物體連接，應該是麈尾扇的末端。東漢晚期出現(xiàn)一種將獸毛插入半圓形的手持小扇，做工十分精美，進入魏晉這種小扇逐漸與使用者脫俗的風格氣質掛鉤，成為名流雅器。

    微型銀鼎    東晉    南京博物總館藏

        在東漢末年的武梁祠與《宋書 ·符瑞志》曾有圖文互為對應的“神鼎”，與展出的這件作品相似。這種鼎應該是用來裝經過切割的云母備料，東晉名仕好神悟道，喜服丹藥的證據(jù)。

銅弩機    東晉    南京博物院藏

         兩漢、魏晉時期盛行在逝者頭部放置弩機隨葬。這種從弩臂上拆卸下以后，用于陪葬的弩機已經脫離了實用器的范圍。因弩機屬于“兵”又主“射殺”，所以當時人們會認為弩機有辟邪的作用。

持節(jié)左天人模印磚畫    南齊    南京博物院藏

       該幅飛天是《羽人戲龍圖》的一部分，是前室東壁大龍上方畫幅最大的飛天，磚側內面刻“左天人”編號，“天人” 應是當時的稱謂。天人左手持帶幡節(jié)杖，右手姿勢如持說法手印，褒衣博帶，周身披帛，頭部巾帕隨風飄舞，三枚天蓮花跟隨其后。畫面中運用大量長線條，描繪翻飛舞動的場景，使畫面整體動感十足。

《十七帖》（冊頁）    清 拓本

《十七帖》（冊頁）局部

《十七帖》（冊頁）局部

      《十七帖》多為王羲之寫給益州刺史周撫的信札。此貼書法體勢雄健，氣象超邁。這套冊頁不僅是王羲之最著名的草書作品，也是難得一見的草書精品，被書法界稱為“今草極則”。

《佛說卅七品經》經卷  東晉十六國  南京博物院藏

縱24.5厘米，橫205厘米

《佛說卅七品經》經卷  

       該經卷是5世紀上半葉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寫本，卷軸裝。所書文字捺筆很重，隸意很濃，承漢簡之遺韻，處于隸書、楷書的過渡階段。根據(jù)近年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敦煌遺書調查，世存《佛說卅七品經》僅此一份。

       談到本次展展出的這批作品時，左駿表示：“本次展覽我們展出了院藏的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寫本，這完全是當時人的手跡，之前這這些作品都從來沒有展出過。關于當時的書法，要分兩個層次討論。像漆畫上的書法，不可能寫草書、行書，古人在做比較莊重的東西，比如墓志時，一定用的是當時通行的、大家都認識的字跡，而不是像王羲之這樣個性化的字。像屏風上的書法，字體結構比較規(guī)矩的，顯然就是通行的正體字，從其中不易分辨南北的特點。”

樹下高士模印拼砌磚畫    南齊

寬240厘米，高75厘米

順磚長34.4厘米，寬14.5厘米，高5厘米

豎磚長34.4厘米，寬14.5厘米，高5厘米

1968年江蘇丹陽胡橋寶山吳家村南齊帝陵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樹下高士模印拼砌磚畫  局部

        “樹下高士”所表現(xiàn)的內容為“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大型模印拼砌磚畫的一部分。畫面人物按自帶榜題分別是魏晉時期的三位高士王戎、山司徒（山濤）、阮咸，以及春秋時期的隱士榮啟期，圖中描繪他們各自休憩于林間樹下，或擁琴而撫，或懷奏阮咸，或凝神思考的隱逸生活場景。由于這幅磚畫位于丹陽吳家村南齊帝陵后室的東壁上，墓葬年代較南京西善橋大墓為晚，故而畫面中榜題與人物對應出現(xiàn)了偏差。

        “第二章講'王的時代’，也就是司馬金龍的鮮卑文化的時代。司馬金龍的父親奔北，娶了鮮卑公主，生下了混血的司馬金龍。所以他一直生活在北魏，位居高官，受到北魏上層鮮卑族的信任?！钡竭@這個部分，策展人左駿先生這樣表述。

展覽現(xiàn)場

彩繪陶鎮(zhèn)墓獸

彩繪陶鎮(zhèn)墓獸（人面）

       北魏平城地區(qū)的鎮(zhèn)墓獸是太武帝統(tǒng)一河西地區(qū)后，受新興的喪葬文化影響而產生的。人面鎮(zhèn)墓獸是那個時代的典型特征，象征人、獸二者結合的神物。它們一般被放置在墓門附近，用于鎮(zhèn)守墓室。

彩繪陶畜生    北魏    大同市博物館藏

        大同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大量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陶畜生作品。如豬的鬃毛高聳，獠牙外露造型與圈養(yǎng)豬大不相同，這應該反映的是鮮卑族的狩獵生活習慣。陶狗體型均勻，大耳下垂。

游獵出行彩繪陶俑    北魏    大同市博物館藏

宴樂雜耍壁畫（復制品）    北魏    大同市博物館

宴樂雜耍壁畫（復制品）  局部

宴樂雜耍壁畫（復制品）  局部

       該件壁畫中，圓臉的墓主頭戴黑色帽子，衣服為白色交領袍。身后左右各有一名仕女，左側跪著一個頭戴白色風帽的使者，這名使者雙手攏在胸前，十分虔誠。畫中，帷幕的左側立著準備出行的隊伍，侍者們站成一排，健碩的馬匹也被牽著，整裝待發(fā)。帷幕右側是宴樂的場景，有雜耍、樂隊、表演等。壁畫再現(xiàn)了墓主人生前出行、宴樂的場景。

彩陶伎樂陶俑    北魏    大同市博物館

       這組作品中，三個女性樂官的動作分別為吹、彈、撥，應該對應著笛類及琴、箏等樂器。北魏定都平城后，禮樂制度有了較大發(fā)展，除墓葬中隨葬的伎樂俑外，石窟寺內也有大量伎樂演奏和舞蹈形象的陶俑被發(fā)現(xiàn)，生動反映了平城時期樂舞生平的景象。

釉陶駱駝    北魏    大同市博物館藏

        隨著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駱駝走進北方普通民眾的生活，駱駝的形象在北魏時期的壁畫中也十分常見。駱駝成為當時飼養(yǎng)興盛、使用頻繁的運輸工具。

童子葡萄紋鎏金銀高足杯     山西博物院藏

薩珊波斯帝國（5世紀） 

口徑9.6厘米，足徑5.4厘米，高11.5厘米

       童子葡萄紋鎏金銀高足杯杯體裝飾題材與希臘文化酒神節(jié)風俗有關，亞歷山大東征，將希臘文化傳入中亞的巴克特里亞地區(qū)。高足杯這種器型則具有東羅馬容器的特征，可見它是受來自中亞和羅馬的文化的共同影響下產生的一件器具。“很多學者都對它做過研究，現(xiàn)在公認是四到五世紀薩珊波斯純進口的器具。從其上采葡萄紋和歡樂飲酒的圖像來分析，可能是薩珊波斯東部行省的器物。它可能是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傳到當時北魏的首都平城。”左駿補充道。

磨花玻璃碗    薩珊波斯帝國（5世紀）    山西博物院藏

口徑10.3厘米，腹徑11.4厘米，高7.5厘米

        “它是也是典型的薩珊波斯的玻璃器。”左駿說。磨花玻璃碗圓鼓的碗形有別于修長的羅馬玻璃器。工匠在吹制出玻璃器皿冷卻后，還會繼續(xù)用砣具在器表琢磨出各類幾何紋飾。這種復雜的二次人工磨花類似于寶石切割工藝，利用光線的折射，表現(xiàn)玻璃的剔透感。中國人文學作品中經常提及“琉璃碗”、“琉璃鐘”和“琉璃杯”就是指這類器具。

摩羯海水紋八曲銀長杯

       摩羯海水紋八曲銀長杯為5世紀中葉至末葉的波斯薩珊王朝的飲酒器，產自伊朗東部的呼羅珊地區(qū)。這件酒器共有八曲口，類似海水的浪花。每曲在口沿處又各拐一小彎，旋繞成云朵形。它在5世紀北魏平城的出現(xiàn)證明，當時的中亞與中國之間文化、經濟等交流活躍。

列女古賢漆屏風板展示現(xiàn)場

    展廳最后則展出瑯琊康王司馬金龍墓葬出土的主要文物。策展人表示：“第三章是'王的榮光’，通過墓葬出土的精品來呈現(xiàn)北魏瑯琊王司馬氏的尊貴。司馬金龍墓墓室保存情況尚可，但因早年被盜，里面的東西比較散亂，特別是金銀器可能被盜走，現(xiàn)在主要出土物以釉陶器、石器石刻和木漆屏風的殘片為主?！?/p>

列女古賢漆畫屏風板及構件    北魏

1號漆畫屏風板長82厘米，寬20厘米，厚2.5厘米

2號漆畫屏風板長82厘米，寬20厘米，厚2.5厘米

邊框構件殘長42厘米，寬6.5厘米，厚4厘米

1965年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夫婦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1—2號漆畫屏風板）

大同市博物館藏（邊框構件）

列女古賢漆畫屏風板及構件 （局部）

列女古賢漆畫屏風板及構件 （局部）

列女古賢漆畫屏風板及構件 （局部）

        策展人左駿這樣介紹這件作品：“漆木屏風，繪畫風格與傳說的顧愷之線條如'春蠶吐絲，綿綿不絕’的風格很像，應該是參考了類似于顧愷之的粉本，體現(xiàn)了當時時代流行的風貌。雖然對于這件漆木屏風爭議很大，有些學者認為這是南方來的粉本，在北方制作，也有一些覺得就是這件屏風板的主體就是從南方帶過來的，上面一些零星的構建是因為使用中的殘損在北方配的。但是無論怎么說，主體畫作上的人物漢服裝束與司馬金龍生活的鮮卑的太和年間的服飾是不同的。其他的生活俑多穿鮮卑服，但屏風上絕大部分人都是褒衣博帶的漢服，其中有很多故事可以解讀了。 ”

青瓷唾壺 

        這件青瓷唾壺口部有較多殘損，表面它曾經被使用。尺寸規(guī)格是迄今為止國內發(fā)現(xiàn)的體量最大的青瓷唾壺制品，顯示了其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左駿表示：“這件青瓷唾壺明顯是南方傳去的器物，很多研究者認為，這件唾壺可能是司馬楚之（司馬金龍之父）從南方帶到北方的。因為這件器物等級比較高，質地好，而且壺口有陳舊性損傷，說明它是一件實用器，而不是為了隨葬購置的，它應該有使用與流傳的過程?！?/p>

元顯儁墓志    北魏    南京博物院藏

        “元顯儁墓志”出土于河南洛陽。石灰石質，通高35厘米。上面為志蓋，用陰線刻滿四邊形、五邊形、六邊形的龜甲紋樣，龜甲中央陰刻正書“魏故處士元君墓志”八個字，下面鐫刻著正文。

展覽現(xiàn)場

       本次展覽將持續(xù)到2019年4月14日（國寶列女古賢漆屏風板展期至春節(jié)假期后）。本次展覽通過對瑯琊王司馬金龍為線索的相關文物的展示，讓觀眾近距離了解到“瑯琊王”的一生及民族文化融合的早期歷史，在復雜紛亂的魏晉南北朝時代背景下，理出一條清晰而明確的線索。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