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金之戰(zhàn)是13世紀我國北方金朝女真族與蒙古貴族之間進行的一場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從公元1211年蒙古成吉 思汗侵金開始，到公元1234年窩闊臺滅金結(jié)束，前后用了23年時間。蒙金戰(zhàn)爭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公元1211年至1217年為成吉思汗侵金階段，公元 1217年至1223年為木華黎侵金階段，公元1229年至1234年為窩闊臺侵金階段，以金朝滅亡而告結(jié)束。
蒙古族是我國北方的一個古老民族，長期過著游牧生活，受中原王朝唐以及北方強盛的遼金政權(quán)管轄。到13世紀初期，蒙古民族共同體形成，已處于國家產(chǎn)生的前 夜。蒙古部孛兒只斤家族的鐵木真用了10余年的時間，先后征服了蔑兒乞、韃靼、克烈、乃蠻等部，統(tǒng)一了整個漠北地區(qū)。公元1206年，鐵木真稱成吉思汗， 在斡難河建立了蒙古汗國，成為北方草原地區(qū)新興的強大勢力。蒙古汗國也和北方其他民族一樣，受女真貴族建立的金朝統(tǒng)治，金朝統(tǒng)治者對蒙古部族經(jīng)常勒索各種貢物，激起了蒙古民眾的不滿和反抗。隨著蒙古汗國奴隸制的確立，奴隸主貴族掠奪財富的欲望不斷膨脹，成吉思汗建國以后，開始發(fā)動了南侵金朝的戰(zhàn)爭，腐朽的 金朝對蒙古貴族的進攻難以抵擋，金朝的統(tǒng)治迅速衰落。
公元1211年2月，成吉思汗聚眾誓師，自克魯倫河南下，發(fā)動了大規(guī)模南侵金朝的戰(zhàn)爭，蒙古軍以者別為先鋒，領(lǐng)兵突襲金軍要隘，金軍守將獨吉思忠倉皇撤兵，成吉思汗大軍進軍順利，占領(lǐng)撫州（今內(nèi)蒙古集寧市東）。金朝任命完顏承裕主持軍事，進行抵抗，但金軍士氣低落，行動遲緩。成吉思汗把蒙古軍隊分作兩 翼，以少擊眾，大敗金兵，追至宣平縣（今河北懷來縣）。承裕怯敵不敢出戰(zhàn)，乘夜南逃。蒙古軍隊追襲，雙方展開決戰(zhàn)，經(jīng)過3天鏖戰(zhàn)，金軍損失慘重，成吉思汗 派3000驍勇的蒙古騎兵直插金軍陣中，成吉思汗親自率大軍發(fā)起總攻，消滅了這支金軍主力，承裕敗逃宣德州。十月，蒙古軍兵過紫荊關(guān)、居庸關(guān)，前鋒者別軍直逼中都（今北京市）。十二月，蒙古軍攻打中京，金朝守將完顏天驥在城內(nèi)設(shè)下埋伏，誘蒙古騎兵進城，殺死無數(shù)蒙古兵，蒙軍被迫撤退。金軍又夜襲蒙古營寨， 蒙古軍隊只好在1212年春撤兵。
公元1212年秋，成吉思汗再次大舉南侵，攻擊目標是金朝西京府（今山西大同市），蒙古軍隊與金朝援兵元帥左都監(jiān)奧屯襄部激戰(zhàn)，金軍全軍覆沒，奧屯襄僅以身免。蒙軍圍攻西京，成吉思汗一時無法攻下。后來，成吉思汗在作戰(zhàn)中身中流矢，蒙古軍撤回陰山。1213年秋，成吉思汗又從陰山南下侵掠，蒙古軍隊一直打到懷來，與金尚書左丞完顏綱10萬軍隊展開激戰(zhàn)，金軍大敗。懷來之戰(zhàn)，金兵精銳全部潰散，損失極其嚴重。成吉思汗乘勝親率大軍進攻金中都以南地區(qū)，相繼攻下河北、河東廣大地區(qū)，直抵黃河北岸，經(jīng)東攻占山東諸地，直到海濱，對中都形成包圍之勢。蒙古成吉思汗侵金并不是以消滅金朝為目的，主要是掠奪財物和奴 隸，因此接受金朝議和要求，接納金入獻童男童女各500人，繡衣3000件，御馬3000匹以及大批金銀珠寶，然后攜帶從各地掠奪來的人口和財富得勝而歸。
公元1214年5月，金宣宗迫于蒙古軍隊的侵擾，遷都南京（今河南開封市）。成吉思汗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兵南下。
次年，蒙古軍隊進占中都。與此同時，蒙古木華黎部攻打遼西和遼東地區(qū)，攻占金東京（今遼寧遼陽市）和北京（今內(nèi)蒙古寧城縣西），金朝實力進一步削弱。
公元1217年8月，成吉思汗封木華黎為太師、國王，把侵掠金朝的戰(zhàn)爭完全交給木華黎指揮，自己率蒙古軍主力西征。木華黎率兵攻打金中都以南的漢人地區(qū)，主要目標指向陜西、河東。1218年9月，木華黎率兵數(shù)萬人圍攻河東重鎮(zhèn)太原，殺金軍元帥左監(jiān)軍烏古論德升，攻克太原。木華黎率兵繼續(xù)南下，連克汾州（今山西汾陽縣）、絳州（今山西新絳縣）、潞州（今山西長治市），向平陽（今山西臨汾市）進軍。
蒙古大軍兵臨城下，包圍平陽。金兵只有6000人守城，援兵不到，被蒙軍戰(zhàn)敗，平陽失陷。太原、平陽等河東重鎮(zhèn)相繼失陷，使金朝統(tǒng)治集團所在地河南失去了藩籬，加速了金朝的滅亡。
公元1221年，木華黎侵金兵鋒指向陜西。這年11月，蒙古軍隊進攻延安，金延安知府完顏合達出兵拒戰(zhàn)，誤中蒙古軍隊埋伏，損失慘重，完顏合達退入城中，固守城池。
1222年8月，木華黎轉(zhuǎn)攻被金朝收復的太原府，太原再次失守。10月，蒙古軍圍攻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縣），金朝河中府判官侯小叔率眾堅守，蒙將石天應久攻不下，撤圍離去。但石天應乘侯小叔出城和金朝樞密院都監(jiān)完顏訛論議事之機，出兵攻占了河中府。
然而第二年春，侯小叔趁河中城內(nèi)空虛，合集10萬金兵反攻，殺死石天應，蒙古軍潰散，金朝收復河中府。
時隔不久，蒙古軍隊的10萬騎兵再次包圍河中府，侯小叔戰(zhàn)死，河中府終于被攻破。
1223年春，木華黎親自帶兵10萬攻打鳳翔府（今陜西鳳翔縣），準備先打下鳳翔，再取京兆（今陜西西安市）。金朝左監(jiān)軍赤盞合喜堅守府城，完顏仲元出城力戰(zhàn)，給蒙古軍以沉重打擊。木華黎攻勢受挫，哀嘆自己命數(shù)將盡，只好在2月撤兵。3月，木華黎在聞喜縣病死。
公元1227年7月，成吉思汗在軍中病死。1129年8月，蒙古在克魯倫河舉行庫里爾臺大會，成吉思汗第三子窩闊臺繼承了汗位。窩闊臺繼位后，大舉侵金，蒙金戰(zhàn)爭進入實質(zhì)性階段。1229年冬到1231年夏，蒙金經(jīng)過慶陽之戰(zhàn)、衛(wèi)州之戰(zhàn)、潼關(guān)鳳翔之戰(zhàn)，雙方互有勝負。1231年5月，窩闊臺召集眾將商議滅 金戰(zhàn)略，計劃分兵三路合圍汴京（今河南開封市），消滅金朝。
蒙古軍隊三路齊發(fā)，中路窩闊臺率兵攻陷河中府，左路斡陳那顏進兵濟南，右路拖雷出鳳翔，攻破寶雞，直指汴京。
蒙古軍隊化整為零，分散進軍，向汴京挺進。金朝完顏合達、移剌蒲阿從鄧州發(fā)兵援救汴京。金軍沿路遭到散處各地的蒙古軍隊襲擊，既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軍食，極度疲勞，在鈞州（今河南禹州市）三峰山被蒙古軍隊包圍。蒙古軍乘金軍疲憊，故意讓開通往鈞州的路，設(shè)下埋伏，大敗金軍。金將楊沃衍、樊澤、張惠戰(zhàn) 死，移剌蒲阿被蒙軍捉獲。完顏合達率殘部敗歸鈞州城，被蒙古軍隊包圍，城破被殺。鈞州三峰山之戰(zhàn)，金朝軍隊主力損失殆盡，主要將領(lǐng)大多戰(zhàn)死，元氣大傷，滅亡指日可待。1232年正月，蒙古軍隊圍攻汴京，金朝軍民進行了汴京保衛(wèi)戰(zhàn)，打退蒙古軍隊的進攻。然而，金哀宗統(tǒng)治集團迫于蒙古軍隊的威脅，不敢堅持抵抗，逃往蔡州，汴京、中京（今河南洛陽市）相繼陷落。
公元1233年，蒙古與南宋達成聯(lián)兵滅金的協(xié)定，塔察兒率領(lǐng)蒙古軍，孟珙率領(lǐng)宋軍，分道進攻蔡州。宋蒙軍隊協(xié)力圍困蔡州，內(nèi)防金兵突圍，外阻金兵入援。蔡州被困三個月，彈盡糧絕，被宋蒙軍隊攻陷，金哀宗自殺，金朝滅亡。
宋蒙聯(lián)軍滅金是不是忘記歷史教訓
平章軍國事
一、金都南遷初期宋朝的反應
南宋嘉定七年（1214）七月，金都南遷至汴梁，隨著金都的南遷，蒙古勢力也日益向南逼進。南宋人在對金竟然以北宋舊都為都城標表示極大憤怒的同時，一方面擔心金都南遷將給南宋造成諸多麻煩，另一方面，又擔心新興的蒙古會給南宋以更大的威脅。權(quán)工部侍郎徐應龍說：“金人窮而南奔，將溢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敵，尤為可慮?！?，真德秀也明確指出，如果蒙古滅金，據(jù)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辈贿^，新興蒙古政權(quán)固然可慮，但距離畢竟還遠，此時南宋政府面對的更為直接和現(xiàn)實的問題是：在金為蒙古攻迫的新形勢下，如何處理與金的關(guān)系。
自嘉定四年（1211）金都被蒙古軍包圍，宋、金使節(jié)不通，南宋歲幣便未能輸金。金遷都前后，曾兩次向南宋督索積年歲幣。真德秀等人要求斷絕同金的不平等關(guān)系，將輸金歲幣用于加強國防，振奮民氣。如果 “彼求我與，一切如初”，對于亡在旦夕的金朝仍然 “奉之唯謹”，這無異于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必將被新興強敵所輕視。更有人認為“歲幣之數(shù)，不為不厚，足以募勇敢，足以旌戰(zhàn)功。自今以往，邊防于此取辦，國威由此復振?！?
以喬行簡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則提出了相反的意見，認為“強韃漸興，其勢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故人唇亡齒寒之轍可覆，宜姑與幣，使得拒韃?！薄白l使予幣，可使為吾捍御”。程珌也認為：金雖內(nèi)亂，災害不斷，外受蒙古攻迫，但國未大亂，上下嚴密，虛實難測，不可視為垂盡之敵。
南宋爭論雙方的基本點是一致的，即都承認蒙古對宋的潛在威脅。雙方的主要分歧在于采何種策略于宋有利。要求斷交絕幣者的主要觀點是：金人衰微，已不足以抵御蒙古的進攻，其亡必然，如果再遣使予幣，將為新興強敵所輕視，所以，應當將歲幣用于加強國防，增強自身的實力，以應付時局的變化。而主張遣使予幣者的觀點是：助金以為抵御蒙古的屏障，于宋有利。
當時的蒙古，由于西征南侵東討的節(jié)節(jié)勝利，軍事力量空前高漲，盡管當時南宋朝野都非常明白如果金朝能夠多支撐些時間，于宋自然是有利的，如真德秀也認為：如果金能多存在一些日子，南宋可乘時修備，這是求之不得的，但以他為代表的這部分南宋大臣同時也認為金的國勢已危如累卵，無能力支撐下去了，“彼方奔竄不暇，何捍御之足言？”認為想靠金作屏蔽以圖安全，無異于“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事實證明：真德秀等人錯誤地判斷了局勢，夸大了金朝內(nèi)外危機的程度，低估了金的力量。事實上，金南遷以后仍維持了二十年之久。因此，宋如助金抗蒙，金可能維持更長的時間，于宋應是有利的，但金南遷以后的對宋政策，則使宋金和解，聯(lián)盟抗金的可能化為泡影，也使南宋政權(quán)內(nèi)部主張扶金屏宋的觀點遭受嚴重的挫折。
當時的南宋權(quán)相史彌遠支持“扶金以為屏障的主張，認為“（喬）行簡之慮甚深，欲予幣”。但當時“朝紳三學主真（德秀）議甚多”，最后只得采納了程珌、汪綱削減歲幣如隆興之數(shù)的建議，于金遷都的第二年，即嘉定八年（1215）三月，派丁焴、侯忠信赴金賀長春節(jié)，向金宣宗轉(zhuǎn)達宋寧宗“請減歲幣如大定例”的愿望。但被金宣宗“以本自稱賀，不宜別有所祈請”為由加以回絕。于是南宋政府便托辭槽渠干涸，運輸不便，斷絕了歲幣。
二、七年伐宋
到了嘉定十年（1217），由于成吉思汗“策金不能國”，授木華黎以經(jīng)略漢地之權(quán)，繼續(xù)攻金，而自己率主力發(fā)動了第一次西征。金人便“乘蒙古退師之后，肆沖突以示余勇”。于當年四月在西起大散關(guān)，東到淮河流域這一漫長的宋、金分界線上從多處對南宋展開了全面進攻。
金的這次大舉南掠，表面上雖然聲稱是南宋斷絕歲幣所致，實際上是想把失之于蒙古手中者再從南宋方面得到補償，即擴張領(lǐng)土，掠奪財物。史載金南遷以后，“地勢日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貞佑（1213-1217）以后，主兵者不能外御大敵，而取償于宋，故頻歲南伐。”早在金都南遷的第二年（1215），金貪淮南之地的意圖就已昭露。當時有王世安獻取南宋楚州之策，金廷即授以安撫使，并遣官隨同入淮南，進行顛覆活動。金相術(shù)虎高琪在伐宋之請中曾毫不掩飾的明言南伐的目的是“廣疆土”。《金史.食貨志》也明確指出金大舉南掠乃是“貪其淮南之儲”。
當金軍南掠之初，南宋有人主張將積蓄了幾年的歲幣交給金朝，以杜絕戰(zhàn)禍。此議一出，立即遭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對，所謂“堂堂大朝，卑辭厚禮，謹奉垂亡之國，自示削弱，誰不侮之”。金興師大舉攻宋后，史彌遠曾連續(xù)寫了三封信給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崔與之，指示他與金軍議和，但是由于崔與之等邊臣積極備戰(zhàn)抗敵，致使“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侵”。
正是金的南掠政策，排除了金、宋和解及聯(lián)合抗蒙的可能，打破了宋廷中企圖藉金為屏障者對金所存的幻想，使南宋關(guān)于對金政策的爭論停止下來。此后南宋為了自身的存亡，遂拋棄了蒙古大舉攻金以后閉守觀望的對北政策，不僅堅決抗擊金軍南下，而且公開招納有相當實力的山東忠義軍，同時與西夏會師夾擊秦、鞏，并與蒙古交往以減輕金軍對自己的壓力。后來成為忽必烈著名謀臣的赫經(jīng)曾作詩云“不問朔漠攻蘄黃，敗盟要利增仇敵” ，譏諷金宣宗伐宋的做法。盡管在金對南宋開戰(zhàn)后，不斷有金朝大臣如張行信、許谷、楊云翼等上書力勸停止攻宋，使金免致徒耗實力，腹背受敵。但金宣宗自恃“ 吾國兵較北誠不如，較南則制之有余力”，對停止南掠的建議均未采納，使得這場戰(zhàn)爭直到金宣宗駕崩，金哀宗即位后的嘉定十七年（1224）才結(jié)束。
金朝發(fā)動的這場長達七年的對宋戰(zhàn)爭，大大加速了自身的滅亡。金“取償于宋”的目的不僅未能達到，反而嚴重削弱了自己的力量。金入淮南之初，“宋人堅壁不出，野無所掠，軍士疲乏，餓死相望”；抗蒙名將完顏阿鄰戰(zhàn)死蜀口；勇將黃摑阿魯答被宋俘獲；時全大敗淮上，“一軍全沒”。史稱“宣宗南伐，士馬折耗十不一存”，“國家精銳幾盡喪”。而當金朝“樞府武騎盡于南”的同時，其在河朔地區(qū)卻只通過“九公封建”，封賞了一批附金豪強，“冀賴其力復所失地”。由于九公本身實力不足，且互不統(tǒng)屬，內(nèi)斗不已，因此根本無力抵擋木華黎率領(lǐng)的蒙古鐵騎及附蒙武裝的沖擊。晉陽公郭文振多次請求金廷遣大員置行省于河朔，節(jié)制諸公府，并請樞密院派兵增援。但已陷入攻宋戰(zhàn)爭中的金朝無法給“九公”以實際支持，只能以賜姓、賜號、賜詔、封爵來換取“九公”的效忠。因此，雖然在成吉思汗統(tǒng)帥蒙古軍主力西征以后，金朝的實力遠遠超過木華黎，卻坐視河朔抗蒙豪強在蒙古的恩威兼施下或滅或降。在宋金停戰(zhàn)之前，金朝在河朔的勢力就已基本被肅清。
三、宋蒙的早期接觸
與金兩面為敵的做法相反，成吉思汗知道宋、金之間長期對立，矛盾很深，因而早在他大舉攻金之初，就打算利用兩者間的矛盾，聯(lián)宋攻金。
嘉定六年（1213）秋，蒙古兵分三道深入金境，成吉思汗本人率中路軍攻打金河北、山東諸州縣。當年冬，中路軍南進至濟南時，成吉思汗即遣使臣主卜罕至淮河一線宋境打通聯(lián)系，企圖以將北宋河南故地歸還宋朝為條件，爭取南宋聯(lián)兵攻金。主卜罕一行人于嘉定七年（1214）農(nóng)歷正月初九到達濠州，卻被奉行謹邊自守政策的南宋濠州守臣應純之派人“捕送”至金朝之泗州。
雖然初次通使未獲成功，但成吉思汗并沒有放棄與宋聯(lián)兵的計劃。宋、金開戰(zhàn)后的嘉定十一年（1218），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再遣使臣葛葛不罕前往南宋通好。此時南宋為了利用蒙古牽制金朝以減輕金軍對南宋的壓力，也有了與蒙古接觸的愿望。就在葛葛不罕使宋的次年（1219），宋臣杜叔高“獻策北通韃靼”，主張與蒙古攜手夾擊金朝。盡管這時宋廷中仍有不少人引“宣和結(jié)約”的歷史教訓反對與蒙古結(jié)盟，但面對金大舉南攻的現(xiàn)實，宋寧宗最終決定派遣使臣與蒙古聯(lián)系。嘉定十三年（1220）春，南宋淮東帥賈涉奉朝廷旨意，派遣趙珙、茍夢玉北上打通與蒙古的聯(lián)系。
其中趙珙一行“往河北蒙古軍前議事”，會見了被授以經(jīng)略漢地之權(quán)的蒙古駐漢地的最高軍政首腦太師國王木華黎。由于成吉思汗西征帶走了蒙古軍主力，木華黎僅分得二萬余騎，加上各民族新附軍，總數(shù)也不過十萬騎，要徹底打垮金人，顯然是十分困難的。與宋聯(lián)兵攻金，既是成吉思汗的一貫政策，也是現(xiàn)實需要，因此，趙珙等人在木華黎處受到了熱情的款待，給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另一員宋使茍夢玉則經(jīng)過長途跋涉，于嘉定十四年（1221）年夏四月到達西域鐵門關(guān)，在那里見到成吉思汗。此后，茍氏又于嘉定十六年（1223）年再次使蒙。茍氏的這兩次出使，與蒙古方面討論的中心議題都是聯(lián)合攻金的問題。南宋政府有鑒于宣和聯(lián)金滅遼以失中原的慘痛教訓，并沒有與蒙古達成夾攻之類的協(xié)議。
不僅如此，在茍夢玉第二次出使之后，宋蒙雙方關(guān)系很快趨于冷淡，南宋不但不再向蒙古遣使，還拒絕蒙使至臨安，并最終中斷了聯(lián)系。紹定五年（1232）年南宋鄒伸之出使蒙古時解釋交往中斷的原因是“山東為李全所據(jù)，河南又被殘金所隔”。這自然是一種托辭。
四、宋蒙關(guān)系的轉(zhuǎn)冷和“丁亥之變”
趙 珙還在木華黎營寨時，蒙古大將撲鹿花曾贈還北宋舊物宋哲宗玉璽。趙珙將其帶回南宋，并于嘉定十四年（1221）七月由淮東制置司送呈朝廷。撲鹿花原本的意圖是希望能喚起南宋對蒙古的好感和對金朝的仇恨，但是正當宋廷為獲玉璽而大行獎賞時，淮東帥賈涉卻上書史彌遠，謂：“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指蒙古），宜亟圖之?！?充分體現(xiàn)了南宋朝野對蒙古勢力的戒備心理。
蒙古之聯(lián)宋攻金，并非真心示好于宋，而是為了一時的需要。這一點，南宋有識之士很早便意識到了。早在蒙古攻金之初，真德秀就預見到蒙古可能重施金人故伎，邀宋結(jié)盟。嘉定四年（1211）和嘉定七年（1214），真德秀兩次向宋寧宗進言，提醒他記取“宣和結(jié)約”的歷史教訓，防范蒙古邀宋結(jié)盟的企圖。嘉定九年（1216），真德秀在給寧宗的奏疏中更明確指出“韃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從之則要索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黜虜之情必出于此，不可不豫圖所以應之也?！?
盡管蒙古從開始就采取了主動接近南宋的態(tài)度，但宋人從蒙古攻金之戰(zhàn)中看到了蒙古的力量，更鑒于歷史教訓，對蒙古的潛在威脅普遍有較清醒的認識，“自江淮以來，聞之道路，則重以韃人為憂”。因此南宋與蒙古交往的目的在于以蒙制金，而不是助蒙攻金。一旦以蒙制金的必要性消減，南宋就會中斷這種互相利用的使聘交往。
嘉定十七年（1224），金朝新君哀宗著手改善宋金關(guān)系，“斂戍息民，招攜棄怨”，幾次遣使與宋釋愿講和，公開宣布“更不南伐”，并“屢赦邊將不妄侵掠，彼我稍得休息，宋人如信之，遂有繼好之意”。宋金關(guān)系的緩和，使南宋以蒙制金的實際價值大跌。而與此同時，蒙古卻在毫不遲疑地招誘南宋叛亡，打擊南宋控制下的中原忠義武裝。就在宋蒙使聘頻繁的嘉定十四、十五年（1221、1222），蒙古招納了宋漣水忠義軍統(tǒng)轄石珪和京東安撫使張林，木華黎又遣蒙古不花越過牛頭關(guān)，“循宋鳳州而還”，其后更擒斬了彭義斌，迫降李全。宋蒙關(guān)系的惡化，也使得以金屏宋的意義倍增。這樣，南宋最終中斷了與蒙古的使聘交往。
對于南宋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蒙古人自然不會無動于衷。寶慶三年（1227），蒙古在用兵西夏、經(jīng)略關(guān)中的同時，“遣兩金牌至蜀，大書偽號于牌上，自謂為天所錫，附以幅紙幾百有余言，……只欲吾投拜，否則撕殺耳”，“總其大略，蔽以一言，蓋欲臣妾我也，欲使吾國中盡行投拜也”，試圖以武力脅迫南宋臣服蒙古。這年二月八日，蒙古遣兵打著滅金、夏的旗號，攻打南宋利州路關(guān)外五州及其所屬關(guān)寨城堡。宋軍在確認這支突如其來的軍隊確系蒙古軍后，受制于不得擅啟邊釁的命令，不敢與戰(zhàn)，坐視蒙古軍攻下階州，包圍西和州，之后蒙古軍在進攻階州將利縣時前鋒稍稍退卻，駐守仙人關(guān)的南宋沔州都統(tǒng)程信誤以為前方獲勝，又急于解西和之圍，遂輕率出擊，被蒙古軍大敗于蘭皋，南宋西邊良將麻仲、馬翼、王平皆戰(zhàn)死。蜀帥鄭損在得到敗報后大駭，不顧利州戎帥趙彥吶的反對，輕率的作出了放棄關(guān)外五州，退保三關(guān)（仙人關(guān)、七方關(guān)、武休關(guān)）的決定。五州之中，當時只有階州被蒙古軍攻破，西和州、成州、天水軍都在堅守，鳳州本未遭敵，只因鄭損的錯誤命令，成州、天水軍棄守，境內(nèi)慘遭蹂躪，鳳州因堅壁清野，遂委焚蕩，其禍慘酷。唯獨西和州在利州副都統(tǒng)何進的堅守下，一直堅持到三月底蒙古軍“以天氣炎熱，鐵木真死而退”。這便是震驚南宋朝野的“丁亥之變”。
“丁亥之變”后，南宋荊湖南路轉(zhuǎn)運使趙汝擋“欲存金以藩韃”，與在之前的宋金戰(zhàn)爭中俘虜?shù)慕鸪聦ⅫS摑阿魯答在潭州商議聯(lián)合抗蒙之策，淮東宋將趙范、趙葵更與金帥完顏合達、移剌蒲阿出于防蒙的目的而約為夾攻。反對和蒙成為南宋的社會公論。
五、假道滅金
寶慶三年（1227）成吉思汗病逝，生前留下了假道宋境滅金的遺言：“金精兵在潼關(guān)，南據(jù)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邃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征兵潼關(guān)，然以數(shù)萬之眾，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zhàn)，破之必矣。”
事實上，早在成吉思汗西征未歸時，蒙古就有繞道宋境以攻金的設(shè)想。當時金朝宣徽使奧敦阿虎出使蒙古，“北中大臣有以輿地圖指示之曰：……‘我不從商州，則取興元路入汝界矣?！钡捎谀救A黎兵力有限，此時無力發(fā)起對金的全面進攻，所以這個設(shè)想也就不了了之。
成吉思汗死后，由于“丁亥之變”導致宋蒙關(guān)系嚴重惡化，更由于南宋本就存在以金屏宋的設(shè)想，其遺言中“宋金世仇，必能許我”的樂觀估計成為夢幻。因此，窩闊臺在紹定二年（1229）八月即位后對金發(fā)動的大規(guī)模攻勢，依然選擇正面強攻潼關(guān)-黃河防線。但是，蒙古的進攻非常不順利：紹定三年（1230）正月，金軍大敗蒙古軍于大昌原，解慶陽圍；八月，史天澤率軍攻黃河北岸重鎮(zhèn)舊衛(wèi)州城，以為度過黃河的突破口，被完顏合達、移剌蒲阿擊退；接著，窩闊臺親統(tǒng)大軍強攻潼關(guān)，“數(shù)月不克”；次年正月，驍將速不臺欲從潼關(guān)西南山區(qū)攻入河南，又被完顏陳和尚堵回。
數(shù)次破關(guān)入豫的失敗，使得蒙古陷入“入關(guān)不能，渡河不可”的境地。這樣，假道南宋的方案又被重新提出。紹定三年（1230），蒙古遣李邦瑞使宋，但南宋拒絕其入境。次年（1231）二月，李邦瑞再次奉旨使宋，宋廷出于避免蒙古借機尋釁的考慮，接納李邦瑞，恢復了宋蒙間的使聘往來，但對于李邦瑞提出的蒙古軍 “假道淮東，趨河南攻金”的要求，則以不通融的態(tài)度加以拒絕。
但是此時，南宋對于蒙古假道的要求不答應也得答應了。
六、辛卯之變
李邦瑞第二次使宋的當年三月，蒙古軍在攻克金朝陜西重鎮(zhèn)鳳翔后便大舉進攻南宋四川地區(qū)，試圖以武力迫使南宋屈服。由于新任蜀帥桂如淵錯誤的認為蒙古軍會按照“丁亥之變”的行軍路線，西走吐蕃境內(nèi)攻宋，遂將重兵布置于西面的七方關(guān)，而“為東邊之要”的馬嶺僅布置了忠義一千四百人屯守，使得從東道攻宋的數(shù)萬蒙古軍得以長驅(qū)直入。四月二十七日蒙古軍攻克鳳州，五月六日進至三關(guān)之一的武休關(guān)。蒙古軍以輕師佯攻武休關(guān)，主力則在武休關(guān)的東面分為兩路，一路經(jīng)華陽關(guān)前往洋州，一路從陽明、黃竹小道繞過武休關(guān)直趨興元府。駐守武休關(guān)的權(quán)興元都統(tǒng)潘福聽聞蒙古出現(xiàn)在自己的后方，倉皇潰退，導致本就無兵可用的興元府成為孤城。利州戎帥、知興元府郭正孫被迫帶數(shù)十萬民眾向米倉山方向撤退。五月八日郭正孫一行在沙窩與蒙古軍遭遇，他于次日力戰(zhàn)殉國，隨行民眾亦慘遭屠戮，興元府失陷。洋州方向，由于洋州位居平地，無兵可守，桂如淵在鳳州失陷后急調(diào)金州都統(tǒng)司軍隊前往駐守。由于當時大批難民從興元、洋州方向涌向金州，使得宋軍未能及時抵達。知洋州高稼被迫退往黃金渡，洋州亦告失陷。高稼在到達黃金渡后，積極收攏潰軍，招募忠義民兵，于六月收復興元等處失地。
就在蒙古大舉攻宋的五月，窩闊臺在官山九十九泉召集諸王大臣商議滅金方略。會上，拖雷轉(zhuǎn)述了當年二月蒙古軍攻克鳳翔時降人李昌國所獻之計：“金主遷汴，所恃者黃河、潼關(guān)之險爾。若出寶雞，入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金人聞之，寧不謂我?guī)煆奶於潞?？”被窩闊臺采納。會上，蒙古正式確定了假道宋境滅金的具體布置：窩闊臺自將中軍，由白坡南渡黃河，從正面進攻；斡陳那顏率左路軍由濟南西下；而拖雷所將之右路軍，自鳳翔過寶雞，渡渭河，假道南宋四川境內(nèi)沿漢水而下，進入河南。三路大軍約定于次年（1232）春會師汴梁，消滅金朝。
由于之前李邦瑞的出使已經(jīng)表明宋朝不會同意蒙古軍假道，因此，實行武力假道，便成為上述計劃能夠?qū)崿F(xiàn)的唯一選擇。所以在最高統(tǒng)治集團決定了假道攻金的戰(zhàn)略布置以后，蒙古便發(fā)起了對南宋的新一輪大規(guī)模進攻。七月間蒙古軍攻克同慶府（成州）、天水軍，知同慶府李沖戰(zhàn)死；八月又經(jīng)過半個多月的苦戰(zhàn)，以慘重的傷亡攻克西和州、仙人關(guān)，知西和州陳寅、西和通判賈子坤、摧鋒軍統(tǒng)領(lǐng)楊銳殉國；十月又攻克七方關(guān)。加上之前武休關(guān)、階州、鳳州已經(jīng)被攻破，至此，自吳玠仙人關(guān)大捷以來南宋在蜀口經(jīng)營百年的三關(guān)五州防線土崩瓦解。
十月十七日，蒙古使臣速不罕擁軍至青野原，正式向宋提出假道要求。南宋守將張宣讓部將馮擇偽降，誘殺速不罕。蜀口各處軍民在得到消息后亦“燒絕棧道”，以示不允許蒙古軍過境的決心。拖雷在得到速不罕的死訊后，如同歷史上的其它侵略者一樣，忘了正是自己敗盟攻宋在先，怒曰“彼昔潛茍夢玉來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币源藶榻杩冢直笈e入宋，實行武力假道，并肆行抄掠。
十月二十日蒙古軍攻陷沔州，沔州都統(tǒng)、權(quán)知州楊起、沔州通判王友仲戰(zhàn)死。之后，蒙古軍兵分兩路。西路由沔州南下，十月二十四日攻大安軍，駐守大安的宋軍寡不敵眾，全軍覆沒，“丁亥之變”時堅守西和州的利州副都統(tǒng)何進及麾下統(tǒng)制官全部殉國。蒙古軍撤屋為筏，沿嘉陵江“長驅(qū)深入，若踐無人之境”，一直打到四川腹地方才北返，與東路軍會合后東進金州。東路軍則從沔州出發(fā)后，向坐鎮(zhèn)利州的南宋蜀帥桂如淵以“師壓君境，誓不徒還，謂君不得不吾假也”的強硬口吻再次提出假道南鄭，由洋州、金州達河南唐州、鄧州，會師滅金的要求。桂如淵一面火速向朝廷請援，一面卻不組織有效抵抗，而是和利州漕臣安癸仲等人輕車逃往川東合州，導致川北殘存宋軍處于各自為戰(zhàn)的狀態(tài)，直致宋廷于十月二十六日任命的新任蜀帥，原知遂寧府李真到任。
宋廷得到桂如淵的敗報后，急令京湖帥陳賅派兵前往增援，但陳賅認為蜀口防線固若金湯，侵入四川的只是從小道滲入的少數(shù)蒙古游騎，所以只派宋春帶三千軍隊前往金州協(xié)防。十一月二五日，蒙古軍在擺脫川北宋軍殘部的糾纏以后，經(jīng)饒鳳關(guān)直撲金州，擊敗當?shù)伛v軍，接著接著沿漢水東下，進入京湖邊面。陳賅聞訊后急調(diào)孟珙前往攔截蒙古軍，但為時已晚。十二月二十五日，拖雷全軍在光化軍地界渡過漢水，進入金朝境內(nèi)。此后蒙古軍在鈞州三峰山大敗金軍主力，金軍精銳盡喪，主要將領(lǐng)大部分戰(zhàn)死。遭此打擊，金朝從此“不能國矣”。
由于1231年按干支紀年為辛卯年，故而蒙古武力假道事件，又稱“辛卯之變”。由于一貫恃和茍安的南宋權(quán)相史彌遠對蒙古的政策是企圖相安無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蜀帥桂如淵作為其親信，在蒙古軍的大舉進犯之初，處處忍讓，唯恐得罪蒙古，甚至“令諸將毋得擅出兵沮和好”，待蒙古軍意圖明了后，又丟下川北軍民先行逃跑。盡管川陜宋軍對蒙古侵略者進行了頑強的抗擊，“偏將小校陣亡戰(zhàn)沒者不復以數(shù)計”，仍不免一敗涂地。蒙古軍隊長驅(qū)深入四川境內(nèi)，殘破城寨一百四十余處，僅明確記載發(fā)生大規(guī)模屠城就有天水、同慶、西和、興元、洋州五處?！叭P(guān)之外，生聚一空” ，“千里之地，莽為丘墟”，“十七州生靈死者不知其幾千萬”。
“辛卯之變”給南宋帶的災難還遠不止此。南宋在四川的防務可以用一句話予以概括：“三關(guān)為門戶，五州為藩籬”。三關(guān)即為階州七方關(guān)，鳳州仙人關(guān)，興元武休關(guān)；五州即為階州，鳳州，成州（同慶府），西和州和天水軍。蒙古軍此次南下，將“蜀口諸關(guān)蕩為平地，不可修復”，四川自此門戶大開。而更為嚴重的還在于蒙古軍對嘉陵江沿岸的破壞。蜀口宋軍后勤補給完全依靠嘉陵江水運，因此劍門關(guān)外沿江的興州（沔州），大安軍，利州是川陜最重要的三個軍事重地。川陜可以沒有漢中興元府，但絕不能失去嘉陵江沿線的這三個州。由于這三個州在“辛卯之變”中均遭蒙古軍占領(lǐng)和破壞，使得此后嘉陵江水運無以為繼，只能重開陸路。蜀道艱險，陸運民夫往往十死三四，運輸效率遠較水運為低。
盡管新任蜀帥李真上任后收集各地潰軍，招募忠義，迅速收復了失地，并和副帥趙彥吶（端平元年升任蜀帥）一道盡其所能恢復蜀口防線。但由于上述原因，直到闊端于端平二年（1235）年秋再次大舉攻蜀前，蜀口元氣仍遠未恢復。四川在宋蒙全面開戰(zhàn)后的短時間內(nèi)陷落，不能不說是“辛卯之變”種下的孽根。從更長遠的眼光看，趙宋南渡以后，“以四川為上游重鎮(zhèn)，蜀土富實，無兵革之擾，居官者以為樂土”。四川總領(lǐng)所的收入，常年占南宋財政總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四川提供的軍糧，更達到整個南宋軍糧供應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故時人便有“蜀亡則宋亡”之嘆。從這個意義上說，南宋最后戰(zhàn)敗滅亡的命運，亦肇始于“辛卯之變”。
七、窩闊臺北返
紹定五年（1232）正月，窩闊臺的中路軍由白坡渡過黃河，抵達鄭州，在與取得三峰山大捷的右路軍會合后，接連攻下金朝許多州縣，金朝的滅亡已不可避免。但就在金朝苦心經(jīng)營十八年的關(guān)河防線已被突破，金哀宗已成囊中之物的時候，窩闊臺卻棄而不取，于當年三月率大軍北返，僅留速不臺帶部分蒙古軍繼續(xù)攻金，從而使得金政權(quán)得以延續(xù)近兩年之久。
其實，窩闊臺在假道攻金的軍事行動中，還有另一個目的——假金人之手，除掉拖雷。
成吉思汗生前曾說：“我的兒子個個都想成為汗，想當?shù)弁?，不互相謙讓?！彼谂R終遺囑中，采取了一個折衷方案：將汗位交給窩闊臺，而把主要軍隊和財產(chǎn)授予拖雷。這種割裂國家和軍隊的辦法，不僅不能協(xié)調(diào)兄弟間的矛盾，只會使斗爭更加殘酷。其結(jié)果，要么是窩闊臺除掉拖雷，收回兵權(quán)；要么是拖雷廢掉窩闊臺，取得汗位。而“假道滅金”對窩闊臺來說，正可謂一石二鳥之計：既可假金人之手除掉拖雷，又可利用拖雷與金軍撕殺之機突破潼關(guān)-黃河防線。
早在官山會議上，當拖雷轉(zhuǎn)述李昌國的計策時曾說此計“非眾可聞”，窩闊臺“屏左右，亟臨問之”，等到拖雷把假道之計和盤托出以后，窩闊臺大喜，立即當眾宣布拖雷之計。結(jié)果讓金朝很早就確切知道蒙古要實施假道。為此，金朝經(jīng)過高級軍事會議討論后，決定由完顏合達、移剌蒲阿率完顏陳和尚、武仙、張惠、高英、樊澤、楊沃衍等部精銳十余萬駐屯鄧州以待蒙古軍離開宋境。由于窩闊臺有意暴露假道計劃，金軍沒有如同成吉思汗想的那樣“千里赴援，人馬疲憊”，也沒有如李昌國所言“謂我?guī)煆奶於隆薄Ｍ侠姿吭跊_破宋軍的層層攔阻，歷盡艱辛抵達鄧州南鄙時，等待他們的是久候多時的金朝十萬精銳之師。因此在進入金境之初，“連戰(zhàn)數(shù)月，國（金國）兵屢捷，大軍不能前”。
按照蒙古高層會議制定的三路南下的計劃，此次假道攻金成敗的關(guān)鍵，在于主力部隊與假道穿插部隊的策應和配合。當拖雷帶軍假道的同時，窩闊臺本應向潼關(guān)-黃河防線發(fā)起攻勢，以牽制金軍南下截擊拖雷。但窩闊臺并沒有這樣做，而是用四個月（九月到十二月）去攻河中府，之后一個月（十二月八日到次年正月六日）按兵不動，在拖雷遣使催促下才開始南下，直到三峰山戰(zhàn)役結(jié)束后，他才帶全軍抵達三峰山與拖雷會合。窩闊臺拖延的結(jié)果，完全顛倒了正面主攻與側(cè)后襲擊的任務，將拖雷推向了絕境。
紹定五年（1232）正月，假道蒙古軍輾轉(zhuǎn)到鈞州三峰山，被金兵包圍數(shù)重，“ 武（仙）、高（英）前鋒擁其西南，楊（沃衍）、樊（澤）擁其東北，北兵俱卻，止有三峰山之東”，張惠、按得木“率騎兵萬余乘上而下?lián)碇北鴧s”，拖雷所部頗有全軍覆沒的危險。但由于完顏合達為剛愎自用的哀宗親信，副帥移剌蒲阿所左右，數(shù)誤戰(zhàn)機，使得陷入重圍的蒙古軍等來了救命的一場大風雪，南遷近二十年，早已不耐苦寒的“金人僵凍無人色，幾不能成軍”。而蒙古人生養(yǎng)于塞北，“寒且益堅”，拖雷遂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奮擊于三峰山，大破之”，使得“金事已去十九”。無怪時人耶律鑄便曾感嘆，蒙古能“獲澤陽之美”乃“是日雪所作也”，赫經(jīng)亦在《三峰行》中慨嘆“六合乾坤一片雪”。
三峰山之戰(zhàn)的結(jié)果是窩闊臺始料未及的，也是他絕不希望看到的。如果此時滅掉金朝，論功勞拖雷當居第一。有鑒于此，為了防止拖雷功高蓋己，窩闊臺才不等攻下汴梁，便令拖雷隨己北返，并在北返途中裝神弄鬼，毒死了拖雷。
八、蒙古邀宋攻金與南宋出師和蒙
窩闊臺帶大軍北返以后，只留下為數(shù)不多的蒙古軍繼續(xù)攻金。速不臺猛攻汴梁十六晝夜不克，只得暫時退軍。八月，蒙軍攻金中京洛陽，直到紹定六年（1233）年六月才攻下。紹定五年（1232）年四月蒙古軍撤圍后，汴梁糧盡，累招援兵又無人響應，金哀宗乃棄京出走，于紹定六年正月北渡黃河走河朔，被蒙古軍攔擊，于是又復渡河南走歸德。當月，金汴梁西面元帥崔立叛亂，以汴梁降蒙古。六月，金哀宗又逃往蔡州。九月，窩闊臺命都元帥塔察兒率諸軍包圍汴梁。
由于在此期間，窩闊臺始終沒有增派援軍，經(jīng)過連番苦戰(zhàn)，蒙古軍損失不小，且已經(jīng)十分疲憊，塔察爾遂有了邀宋攻金的打算。在蒙古軍剛打下歸德，金哀宗還在河南逃竄，尚未躲進蔡州城時，蒙古就已派使臣至襄陽，“約共攻蔡，且求兵糧，請師期”，請南宋出兵助糧。此時的京湖帥史嵩之將此事湊報朝廷，結(jié)果引起一番爭論。有人認為助蒙滅金正可復仇雪恥，有的卻認為蒙古貪婪無度，宜防后患。由于此時金軍主力已經(jīng)被殲，潼關(guān)-黃河防線已破，以金屏宋已經(jīng)沒有任何實際價值，所以主張出兵的觀點始終占據(jù)上風。史嵩之奉宋理宗之命，于六月派鄒伸之，李復禮等六人“使北朝審實”，然后再作決定。
就在這當口，女真貴族再次向人們展示了他們與天下為敵的氣魄（當然，這不是他們最后一次展示這種氣魄，一百多年前的那位老太太比她的先輩們走得更遠）。金哀宗在逃進蔡州以后，居然再次做起了取償于宋的春秋大夢。其實，早在他逃離汴梁時，完顏仲德就勸其以秦、鞏為基礎(chǔ)，“進取興元，徑略巴蜀”。只是之后哀宗一路被蒙古人追殺，故而無暇顧及此事。棲蔡以后，他便開始實施這個入蜀避禍的計劃，乃以蠟丸詔令秦州元帥粘哥完展，“期以天興二年（即次年）九月集大軍與上會與饒鳳關(guān)，出宋不意取興元”。從三峰山逃脫的武仙亦在河南西南部屯集兵馬，“欲迎守緒（哀宗的名諱）入蜀”，“犯光化，鋒剽甚”。
金人這次又一腳踢到了鐵板上。由于辛卯之變中宋軍慘敗，給蒙古統(tǒng)治者以軟弱可欺的印象，使得南宋擔心蒙古“有輕我之心”。而如前所述，這正是南宋自蒙古崛起之初就極力避免的。所以，此時正急于重振軍威的南宋根本不會給金人以可乘之機。南宋在得到邊報以后，京西兵馬鈴轄孟珙奉命主動出擊，先迫降了鄧、申二州，七月大敗武仙于馬鐙山，“降其眾七萬”，八月十三日攻克唐州，徹底切斷了金哀宗西竄之路。
武仙敗滅之后，金哀宗這才意識到自身嚴峻的處境。八月七日，他采納了內(nèi)族阿虎帶的建議，詔令尚書省牒宋中書省借糧一百萬石，遣阿虎帶使宋爭取宋援。行前，金哀宗面諭阿虎帶，希望他以“唇亡齒寒”之理，說動南宋與金“連和”。但事與愿違，阿虎帶使宋，為南宋所拒，因為此時南宋已經(jīng)決定助蒙滅金。
促使南宋做出決定的，正是帶兵破蔡的孟珙。由于對是否出兵助糧，庭議未決，史嵩之征求孟珙的意見，孟珙回答說：
“倘國家事力有余，則兵糧可勿與。其次當權(quán)以濟事。不然，金滅，無厭，將及我矣?！?
孟珙的這番話打動了史嵩之，后者又通過自己為史彌遠兄子的身份，說動了暮年的權(quán)相，南宋遂決定出師。
金哀宗逃遷至蔡州以后，已難逃滅亡之命運，南宋若與之“連和”，既無利可言，反可能引火燒身，使蒙古因此而遷怒于宋。無論南宋出兵與否，金之滅亡都不可避免了，南宋順應蒙古之請，出兵糧助蒙攻金，既可洗雪多年的仇恥，使南宋朝野被壓抑了一百余年的精神為之一振；又可避免蒙古借機尋釁，在對蒙古的關(guān)系上爭取主動；更何況由于金人入蜀避禍的企圖，宋、金之間實際已經(jīng)再次開戰(zhàn)，南宋在禮法上也無任何理虧之處。而“作觀成敗”只能使南宋陷于北動。就當時的南宋國力來說，避免或推遲宋蒙戰(zhàn)爭，對南宋是有利的。孟珙所言，即是在暗示南宋當時并不具備“固邊自守，坐觀成敗”，對蒙古的威脅無所畏懼的國力，權(quán)且“出兵助糧 ”,以防蒙古尋釁，正是為了避免或推遲蒙古與宋的交戰(zhàn)。
南宋出兵助糧，固然有“執(zhí)仇恥”的目的，但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和蒙”，“這是符合南宋利益的正確之舉，是南宋唯一正確的抉擇?！?
紹定六年（1233）十月，孟珙、江海領(lǐng)兵兩萬，帶軍糧三十萬石，正式踏上攻打蔡州的征程。
13世紀，蒙古軍橫掃歐亞各國，可謂戰(zhàn)無不勝，只有南宋成為了蒙古最強勁的對手，蒙古以一個大汗的生命和帝國分裂為代價才征服了這個對手。而南宋的抵抗甚至挽救了西方，使其免于完全被蒙古人占領(lǐng)。不過南宋終究是滅亡了，中華大地第一次完全被異族所統(tǒng)治?；仡欕p方大戰(zhàn)將近五十年的歷史，如能從中找出些已經(jīng)湮沒在歷史中的精神也算是“不虛此行”了。
從聯(lián)蒙滅金說起蒙古與南宋兩國早在嘉定11年（1218年）就已互派使者進行接觸。除了聯(lián)合滅金的外交來往外，雙方也曾有交手。寶慶三年（1227年）蒙軍抄掠利州路階、鳳、成、和、天水五州。南宋棄守武休、仙人、七方三關(guān)，關(guān)外五州為蒙古所占，史稱“丁亥之變”。紹定四年（1231年）蒙軍為攻金，強“借”宋境為道，攻略等四川廣大地區(qū)，興元府、果州、天水軍、沔州、等都遭到屠城，南宋軍民傷亡巨大。南宋被迫向蒙古軍供應糧食，并派向?qū)б晒跑娡瓿蓪︺炅旱膽?zhàn)略包圍。蒙古正式向南宋提出聯(lián)合滅金是在紹定五年（1232年）。在金哀宗逃往蔡州后窩闊臺派使者王楫至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處商議夾攻金人。史嵩之奏報朝廷，此時理宗見金已經(jīng)滅亡在即，便同意聯(lián)合滅金。蒙古的崛起使得南宋內(nèi)部在聯(lián)蒙與不聯(lián)的問題上產(chǎn)生了爭議，早在嘉定四年（1211年）蒙金戰(zhàn)爭初起時，戶部員外郎余嶸使金親見金軍潰敗，歸后即說：“今韃靼堅銳，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喪銷耎，有舊遼滅亡之勢?！闭娴滦阍谏院笠采蠒f：“宣和舊事，可為殷鑒?！敝钡浇鹜銮岸聶?quán)工部尚書趙范仍上書說：“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其事不可不鑒?！辈簧贇v史研究者認同這種觀點，認為南宋決定聯(lián)蒙滅金沒有吸取北宋時聯(lián)金滅遼的“海上之盟”的教訓，最后同樣招致外敵侵略而亡國。王夫之這樣評價：“借金滅遼失中原，借元滅金失江左?！睆谋砻嫔峡绰?lián)蒙滅金就是聯(lián)金滅遼的翻版，所以很容易得出宋朝被一塊石頭上絆倒兩次的結(jié)論。其實事實并不像表面上這么簡單，南宋方面并非不知唇亡齒寒的道理，但最終決定滅金則是一種兩害相權(quán)取其輕的無奈選擇。從金蒙的力量對比和整個戰(zhàn)局來看，在蒙古軍的不斷打擊下，宣宗時期被迫遷都開封盡失河北之地。到了哀宗時金軍的主力已經(jīng)悉數(shù)被蒙古消滅，金朝的滅亡已成不可逆轉(zhuǎn)之勢。與金聯(lián)和并不能改變大局，只能得罪蒙古使宋蒙之間提前開戰(zhàn)。當時南宋國內(nèi)民族情緒甚濃，開禧北伐失敗后南宋上演了一初宮廷政變的好戲，最后竟然獻上韓侂胄的腦袋向金人求和，“宰相傳首級千里”這對南宋來講無疑是奇恥大辱?！熬缚祼u，猶為雪。”南宋軍民一直視中原為故土，此時提到滅金，沒有道理去反對出兵，也幾乎沒有人敢反對出兵。援金并不能挽救金的滅亡，是不是袖手旁觀就能免于蒙古的南侵呢？顯然不可能。蒙古軍既然能遠征俄羅斯又怎么會放過離自己更近，更加富庶的南宋？蒙古侵宋是歷史的必然，聯(lián)蒙滅金除延緩宋蒙之戰(zhàn)的爆發(fā)時間外還可以拓展土地，也不失為一種積極防御的姿態(tài)。所以說南宋聯(lián)蒙滅金的決策和北宋聯(lián)金滅遼的海上之盟有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海上之盟完全是董貫在河湟小勝西夏后，北宋當權(quán)者錯誤的估計三國力量對比自我感覺良好的產(chǎn)物，而南宋聯(lián)蒙滅金無疑是客觀分析了當前的局勢而做出的一種最佳選擇，因此不能簡單將兩者一概而論。早在金宣宗時期，金人不顧北方蒙古的侵略和西夏的趁火打劫冒然侵宋，使得南宋朝野上下仇金的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此后再難與金達成攻守同盟。誠然，基于嘉定和議的立場，南宋單方面停止歲供理虧在先。但宣宗不知輕重緩急，同時對蒙古、西夏和南宋三面用兵，可見其毫無戰(zhàn)略眼光，以至徒耗國力更加劇了滅亡的步伐。金哀宗即位后也沒有表達出同宋聯(lián)盟的誠意，在背地里甚至還在打南宋川蜀的主意。紹定六年（1233年）八月，金哀宗命秦州元帥粘哥完展在九月中會師饒風關(guān)，攻取興元府，向四川拓展生存空間。同時在唐、鄧的金將武仙也攻打南宋的光化，以便為哀宗入蜀開路。當時駐軍棗陽的西京兵馬都監(jiān)孟珙在光化、順陽等地大敗武仙軍，孟珙收降其部眾七萬余人，并乘勝攻克唐、鄧等州，粉碎了哀宗入蜀的計劃。此時的金朝已經(jīng)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哀宗終于派使者入南宋約和：“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于我。我亡必乃于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卑ё谶@番話有理有據(jù)，但已經(jīng)太晚了。面對金朝欲占領(lǐng)川蜀的圖謀再聯(lián)系到宋金兩國的歷史積怨，南宋也就只剩下聯(lián)蒙滅金的這一種選擇。紹定六年九月，蒙古軍以塔察兒為統(tǒng)帥圍攻蔡州，滅金戰(zhàn)役正式打響。十一月，宋將孟珙帶兵兩萬、米三十萬擔至蔡州城下與蒙軍會合，宋軍受到蒙古主將塔察兒的歡迎，雙方約定由宋軍攻南、蒙軍攻北，互不侵犯，同時相互配合攻城。蔡州之戰(zhàn)進行得相當慘烈，從蒙古圍城起至破城的三月間城中糧食用盡，城內(nèi)軍民百姓竟以人骨和菜泥為食，哀宗殺御馬二百匹作為軍士的食物。馬是重要的作戰(zhàn)工具，哀宗殺馬為食可見已經(jīng)是山窮水盡了。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十日，哀宗傳位給東面元帥完顏宗麟，希望他能殺出蔡州以圖恢復。就在宗麟即位受百官朝賀之時，南宋攻破南門，隨后蒙古軍也從西城殺入，哀宗聞此消息遂自縊身亡。守將完顏仲德率精兵一千與宋蒙聯(lián)軍展開激烈的巷戰(zhàn)，后聽說哀宗自縊而死，仲德也投汝水而亡。末帝承麟被亂軍所殺。金朝自太祖阿骨打建國，傳六世九君，一百二十年，至此為宋蒙聯(lián)軍所滅。
金朝滅亡了，孟珙率軍隊載著金哀宗的遺骨和諸多戰(zhàn)利品回到臨安。南宋上下欣喜若狂，朝中更是舉行了一系列的慶?；顒印?nbsp;
由于宋蒙聯(lián)手滅金時對河南的歸屬沒有做出明確的規(guī)定，在蒙古軍北撤后河南成了無人占領(lǐng)區(qū)。此時趙范、趙葵兄弟提出了“踞關(guān)守河”的建議，即趁機收復包括三京在內(nèi)的中原故土，西守潼關(guān)、北依黃河與蒙古對峙。這一建議得到了剛代替史彌遠出任相位的鄭清之支持。但以主持滅金之戰(zhàn)的兵部尚書史嵩之為首，包括參知政事喬行簡、剛得理宗重用的真德秀、樞密副都承吳淵、淮西總領(lǐng)吳潛等多數(shù)大臣均持持反對意見。反對派認為：首先，河南在金朝和蒙古的交戰(zhàn)中遭到巨大破壞，一旦軍隊進入無法從當?shù)氐玫窖a給，自己運糧費時費力得不償失。其次，南宋軍隊戰(zhàn)斗力有限，不具備在漫長的黃河防線上展開防御的能力。第三，蒙古人很可能以此為借口正式向南宋宣戰(zhàn)。第一條和第二條是有道理的，拿下河南之地不是問題，如何防守才是關(guān)鍵所在。但第三條理由占不住腳，因為蒙古軍想要南下總能找到借口。盡管反對派頗有道理，但從理宗在滅金后的四個月內(nèi)三次派出使者到河南拜謁祖宗“八陵”的舉動來看，他早有奪回祖宗基業(yè)的意思，因此在理宗的主導下收復三京的計劃最終拍板。
應該說收復三京的計劃在戰(zhàn)略上是可取的，趁蒙古滅金后北撤的機會增加縱深領(lǐng)土加大防御縱深，為即將到來的宋蒙之戰(zhàn)做積極的準備，收復的河南土地只要能延緩蒙古南下的步伐，為南宋強化秦嶺到淮河一線的的防御爭取時間就已經(jīng)達到效果了。值得說明的是，無論贊成收復三京計劃的大臣還是反對派都不是完全出自為國家整體戰(zhàn)略考慮的目的，其中攙雜了太多的個人利益的成分。這就為以后南宋軍隊在收復三京行動中互不協(xié)調(diào)、各自為戰(zhàn)，而損失慘重埋下了伏筆。
端平元年六月，盡管四川制置使趙彥吶拒不發(fā)兵配合，收復三京的計劃仍然開始實施了。時任廬州知州的全子才率淮西兵萬余人在六月收復南京歸德府（商丘），七月上旬進入汴梁。半月后，趙葵率兵五萬由泗州抵達汴梁與全子才會合。這兩支部隊一路上收復的都是空廢之城，所以進軍如此的迅速。趙葵在到達汴梁后便責問全子才為何不向洛陽進軍而在此滯留半個月貽誤戰(zhàn)機，得到的回答竟是“糧餉未集，無法進兵?！痹瓉恚┖矫嬖谑丰灾陌抵兄С窒逻t遲不供應糧餉。盡管宋軍面臨缺乏補給的窘境，但趙葵還是命令徐敏子率一萬三千人先行，楊誼率一萬五千人為接應，開赴洛陽。兩軍各帶了五天的口糧就匆匆上路了。
七月末，當徐敏子進入洛陽后才發(fā)現(xiàn)，偌大一個洛陽城僅剩下三百余戶。就在南宋完成收復三京的壯舉第二天，負責接應的楊誼就在洛陽城東遭蒙古軍的伏擊，楊誼部幾乎全軍覆沒。蒙古軍趁勢進攻洛陽，宋蒙兩軍在洛陽城下混戰(zhàn)一場，誰也沒能占得便宜。八月初，洛陽城內(nèi)宋軍在斷糧四日的情況下被迫撤軍。蒙古軍趁機追擊，宋軍損傷十之八九。
趙葵與全子才在汴梁本就糧餉不濟，在得知入洛部隊慘敗的消息后，也被迫撤出汴梁。蒙古軍又掘開黃河水淹宋軍，宋軍狼狽敗退。理宗轟轟烈烈的收復三京計劃就這樣鬧劇般的收場了。歷史上稱宋軍的這次行動為“端平入洛”，“端平入洛”之后宋蒙之間的關(guān)系揭開了新的篇章。
就在宋軍收復三京計劃實施的同時，滅亡了建國以來最大敵人的蒙古在答蘭答巴思（鄂爾渾河上游）召開了規(guī)模巨大的諸王大會。大會的目的是為蒙古重新制定戰(zhàn)略目標，因此極其重要。窩闊臺甚至頒發(fā)條令：“凡當會不赴而私宴者，斬。”在大會上窩闊臺對木華黎的孫子塔思說“先皇帝肇開大業(yè)，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麗、回鶻諸國皆已臣附，惟東南一隅，尚阻聲教。朕欲躬行天討，卿等以為何如？”塔思回答道臣家累世受恩，圖報萬一，正在今日。臣雖駑鈍，愿仗天威，掃清淮、浙，何勞大駕親臨不測之地哉！”被說中了心思的窩闊臺大喜當即下令塔思隨王子闊出南征。此次大會召開的時間也是端平元年七月，蒙古方面還不知道南宋軍隊北上的消息。盡管在蒙古軍南下前夕窩闊臺派使者指責南宋背盟，但“端平入洛”并不是蒙古南侵的真正原因，無論南宋軍隊是否北進，宋蒙在端平年間開戰(zhàn)都是不可避免的。
端平二年，蒙古在東侵朝鮮西征歐洲的同時，分兵三路入侵南宋。東路由口溫不花率領(lǐng)攻兩淮，中路由窩闊臺三子闊出率領(lǐng)攻荊襄，西路由窩闊臺二子闊端率領(lǐng)攻四川，南宋與蒙古終于展開戰(zhàn)了。
東 路蒙古軍進入淮西后從光州長驅(qū)直入，一度打到真州（江蘇儀征）城下，由于真州是長江的門戶，蒙軍多次進攻均未成功，只好撤退。嘉熙元年（1237年）蒙軍 轉(zhuǎn)攻安豐軍（安徽壽縣），南宋安豐守將是老將杜杲，他在安豐期間挖壕筑城早就做好了戰(zhàn)斗的準備。蒙軍圍城期間以炮攻城，城墻多被洞穿，杜杲組織宋軍隨毀隨補。蒙軍又以戴金屬面具、穿牛皮甲胄的敢死隊攻城，杜杲組織善射之士以小箭專射其目，再次挫敗敵人的進攻。時逢呂文德前來救援，與杜杲里應外合大敗蒙古 軍。蒙軍在安豐城下?lián)p兵一萬七千余人，杜杲因功升任淮西安撫使，廬州知州（安徽合肥）。嘉熙二年，蒙將察罕大軍攻廬州，被杜杲擊敗于城下，宋軍乘勝追擊，斃敵兩萬六千余。理宗加封杜杲為淮西制置使，負責兩淮防務，東線戰(zhàn)事告一段落。
中路蒙古軍從河南入侵，唐州的全子 才棄城而逃。趙范坐鎮(zhèn)襄陽荒疏軍政，朝夕飲宴。以駐守襄陽的北方軍隊為心腹，排擠南方軍隊，使得襄陽南北兩軍勢同水火。南方軍將士屢屢上書朝廷，使得北方軍將領(lǐng)王旻等深感不安，竟然焚城降蒙。南方軍將領(lǐng)李虎等人不救火，不平叛，反而趁火打劫，揚長而去。襄陽自岳飛從偽齊手中收復以來，一百三十年間一直是南 宋的邊防重鎮(zhèn)，如今毀于一旦。蒙古軍因此突破京湖防線占領(lǐng)襄陽。雖然闊出在占領(lǐng)襄陽后不久死于軍中，但蒙古仍繼續(xù)進攻。隨、郢二州及荊門軍失守，端平三年蒙古軍直逼江陵，飲馬長江了。
孟珙奉命馳援江陵，他以疑兵計迷惑敵人，命部隊易旌旗服色，循環(huán)往來，夜間列火炬照江達數(shù)十里。 趁蒙古軍遲疑之際接連攻破二十四寨，奪回被掠民眾二萬人，遏止住了中路蒙古軍的攻勢。江陵保衛(wèi)戰(zhàn)后，理宗將京湖戰(zhàn)場的防務交給孟珙，于是孟珙開始著手收復荊襄。嘉熙二年，張俊收復郢州、賀順收復荊門軍。十二月，劉金在冢頭、樊城、郎神山擊敗蒙古軍。嘉熙三年，信陽軍、樊城、襄陽、光華軍、蔡州也相繼收復。 這是宋蒙戰(zhàn)爭以來南宋第一次有計劃的收復失地，對于保衛(wèi)南宋有重大的意義。襄陽收復后孟珙還多次主動派兵深入河南作戰(zhàn)，在孟珙鎮(zhèn)守襄陽期間，蒙古軍也不敢輕易南侵。西線闊端軍先破沔州（陜西勉縣）后圍青野原，南宋利州路統(tǒng)制曹友聞率軍支援，擊退了蒙古軍，然后他又在大安（陜西寧強）擊敗蒙古軍先鋒汪世顯 部。端平三年，蒙古軍加強了攻勢，闊端接連攻克武休、興原府、入陽平關(guān)。曹友聞認為應該拒險設(shè)伏擊敵，但趙彥吶不聽，命曹友聞去無險可守的大安拒敵。友聞無奈，只好決定夜間突襲殲滅敵人薄弱一部，或可冒險取勝。不巧遇見大雨，耽誤了行軍速度，曹友聞與其弟友萬戰(zhàn)死，宋軍大敗。曹友聞是北宋名將曹彬的十二世 孫，友聞死后四川再無可以抵抗的良將，利州、成都、潼川三路五十四州縣相繼陷落，直到闊端在得到闊出病死的消息后擄掠一番，從成都退軍。這是四川第一次遭受蒙古的洗劫。
由于蒙古軍的戰(zhàn)略重點放在西征，所以蒙古第一次南侵未盡全力，同樣南宋方面也沒有做好全面防御的準備。宋蒙之間真正慘烈的戰(zhàn)爭才剛剛拉開序幕。
紹 定六年（1233年）權(quán)相史彌遠病故，理宗旋即改元為端平。在沉默了近十年之后，理宗終于開始親政了。史彌遠專政二十五年南宋“如人垂老而得疾，故其療之 難為功”。面對南宋日益加深的社會矛盾，理宗決心整頓朝政，改變南宋日漸衰落的頹勢，于是就有了“端平更化”。
端 平更化首要的內(nèi)容就是罷免史黨，理宗任用洪咨夔等人做監(jiān)察御史，將臺諫的任免權(quán)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里。利用他們對史黨的彈劾流放了時稱“三兇”的梁成大、 李知孝、莫澤，袁韶、趙善湘等史黨也遭罷免，被史彌遠排斥于朝廷之外的真德秀、魏了翁則被理宗召入朝內(nèi)。這一舉措深得民心，真德秀入朝時百姓自發(fā)的夾道歡迎，這一情景讓人聯(lián)想起北宋元豐年間司馬光入朝時的往事。
官冗是一直困擾兩宋的問題之一，在朝內(nèi)往往是多個候補官 員等待一個官缺。國家要拿出錢去養(yǎng)那些閑官，而這些候補官員為了能盡快得到任用往往會去行賄，從而造成吏治敗壞。因此理宗通過控制取士人數(shù)和嚴格升遷制度的方法來加以控制。從端平元年開始，平均每次科考的取士人數(shù)為四百五十人，而在此之前，平均每次考試的取士人數(shù)達六百人。在嚴格升遷制度方面，理宗規(guī)定無 論朝官還是在外官都不得徇私舉薦官員，沒有擔任過州縣官員不能入朝做郎官，已經(jīng)當上郎官的必須外放，補上州縣這一任。理宗的這些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官員冗余的問題，但由于改革力度不夠，沒有觸及到問題的實質(zhì)，因此還是治標不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