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認為西方對科學的追求,是和他對知識與權(quán)力的追求是一致的.自古希臘,西方哲學即有個人和宇宙的區(qū)分,即'我與非我'之分.科學的追求主要是宇宙知識,即非我的知識的追求. 到了近代西方,更顯著地體現(xiàn)在'我'對'非我'的征服. 中國哲學一直沒有這樣地區(qū)分,沒有顯著的'我'的自覺. 因而知識問題一直不是中國哲學的主要問題. 甚而中國哲學并不重視知識，以知識為末技。 老莊棄智，孔子重德，謂‘君子不器‘。
中國之所以沒有科學, 是因為根據(jù)她自己的價值標準,她毫不需要.
馮友蘭論述了這個價值標準,和不需要,并不是自始既然. 周末的百家爭鳴,最有影響的是道,墨,儒三家. 這三家代表了三種不同的哲學和人生態(tài)度: 道家主張自然,墨家主張人為,儒家主張中道. 道法自然,不用去說. 在三家之中,只有墨家是以功利為基本立場的,墨家是經(jīng)驗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的,墨家的精神有科學的萌芽,也明顯和西方的主張更接近. 墨家也是以此實踐的,所以除了理論,在工具的開發(fā)運用上,墨家獨樹一幟. 儒家雖然取其中道,但是以孟子為代表,比較靠近自然,以荀子為代表,比較靠近人為. 在人生真理的追求上,孟子的儒家, 非常接近道家,而與墨家相去甚遠,道家和儒家都認為人生的真理和幸福在于內(nèi)心,而不在外界.
這場二千多年前的哲學戰(zhàn)爭,隨著春秋戰(zhàn)國的結(jié)束,秦漢的統(tǒng)一,很快有了定論 (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漢朝). 孟子派的儒家作為最適合做大一統(tǒng)制度的理論依據(jù)而成為中國哲學文化的主流; 道家作為主流文化的避難所也得以留存和發(fā)展. 墨家卻從中國歷史和文化中徹底消失了. 以后引進的佛學,同樣是主張自然的哲學. 中國哲學從道,墨,儒,變成儒,釋,道.既然中國文化的主流和支流都主張自然和內(nèi)心幸福的追求,沒有了哲學和文化的支持,科學精神從沒有在中國成為文化的精神.
對中國哲學的內(nèi)向性和西方哲學的外向性, 錢穆有同樣的認識,在博文談錢穆<人生十論>之如何探究人生真理, 已有提到. 我想其實做為人生的哲理,甚至作為維護社會秩序和道德的理論,中國的內(nèi)向型哲學并不落后,甚至從個體而言的確比功利外向型的哲學更能達到人生的幸福和意義.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人類社會的進步,的確依靠對自然的認識,利用和改造. 沒有外向型的精神和對知識,科學的追求,雖然不影響對完美人格的培養(yǎng),的確不利于社會整體的進步.
另外在談錢穆<人生十論>之如何探究人生真理中也講到,西方的文化雖然以外向型為主導(特別文藝復興之后),但是從來不缺少內(nèi)向型的哲學,從蘇格拉底，到叔本華,尼采，在到薩特等等. 因而西方的哲學體系至少是更完整的. 而中國自墨家之后,再沒有出現(xiàn)過外向型的哲學,儒,釋,道都以自身的修養(yǎng)為主要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