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爾多斯青銅器之再認識
楊澤蒙（內蒙古鄂爾多斯博物館）
從十九世紀末葉開始，在我國北方長城沿線地帶陸續(xù)出土了大量以裝飾動物紋為特征的青銅及金、銀制品，由于以鄂爾多斯及其周邊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數(shù)量最多、分布最集中，也最具典型性，因此，被稱作“鄂爾多斯青銅器”，在學術界也被稱作“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或“北方系青銅器”。
“鄂爾多斯青銅器”多為實用器，按其用途大體可分為兵器和工具、裝飾品、生活用具及車馬器四大類，以短劍、銅刀、鶴嘴斧、棍棒頭、各類動物紋飾牌、飾件、扣飾等為主，因以大量動物紋裝飾器物而最具特征。動物紋的種類有虎、豹、狼、狐貍、野豬、鹿、馬、羊、牛、駱駝、刺猬、飛禽等，多采用圓雕、浮雕、透雕等裝飾手法，內容豐富、造型生動，工藝嫻熟。“鄂爾多斯青銅器”以它復雜巧妙的圖案構思、獨特的藝術風格和優(yōu)美的造型而享譽海內外。以造型生動、特征鮮明、寓意深刻著稱的“鄂爾多斯青銅器”為代表的純樸、豪放、生機盎然的北國原生態(tài)草原風，宛如詮釋中國北方草原民族歷史優(yōu)美畫卷中的一部精美篇章， 一件件飽含生動、奔放、野性、彪悍個性的“鄂爾多斯青銅器”，生動地再現(xiàn)了兩千多年前發(fā)生在中國北方草原地帶的一景一幕，透過“鄂爾多斯青銅器”這支獨放異彩的奇葩，人們不僅對中國北方游牧文明有了全新的了解，同時對于古老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也有了全面的感悟。
以“鄂爾多斯青銅器”為載體的中國北方早期畜牧民族，其主體是由生活在鄂爾多斯及周邊地區(qū)的古代先民，面對生態(tài)環(huán)境向冷、干方向的不斷惡化，率先在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的基礎上，適時改變土地利用方式和經(jīng)濟形態(tài)，逐步發(fā)展起來的。這一新興經(jīng)濟形態(tài)的出現(xiàn)，是人類歷史上的重大創(chuàng)舉，不僅對中國畜牧— 游牧業(yè)經(jīng)濟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拉開了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國歷史大舞臺上活動的帷幕，同時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發(fā)展及與世界的文化交往都發(fā)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鄂爾多斯青銅器屬于博大精深的中國青銅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文明百花園中獨樹一幟的奇葩，同時由于所表現(xiàn)出的與歐亞草原畜牧民族青銅文化的共性，而備受世界所矚目。由于鄂爾多斯青銅器風格獨特，造型精美，不僅具有重要的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研究的價值，同時也有極高的觀賞性，是難得的古代藝術珍品，因此也受到了各國古董商、古物收藏家的青睞，在世界許多著名的博物館中，如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大英博物館、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日本東京博物館等等，均可以見到這種獨具特色的古代東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遺存，鄂爾多斯這塊古老、神奇的土地，也因“鄂爾多斯青銅器”而首次享譽現(xiàn)代世界。
鄂爾多斯青銅器是歷史悠久、底蘊很深厚的鄂爾多斯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既是自商代中晚期至西漢時期以狄 — 匈奴系統(tǒng)為代表的、中國早期北方民族的物質遺存，同時也是廣布于我國北方長城沿線地帶，對中原及廣袤的歐亞草原均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的一個多源、多分枝的復雜的綜合體，開展對以鄂爾多斯青銅器為代表的中國早期北方民族文化的研究，不僅對于研究中國北方畜牧、游牧文化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同時對于研究整個歐亞草原地區(qū)早期文化的構成、發(fā)展、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發(fā)展，中原文化與歐亞草原文化的交流與發(fā)展、中國早期北方民族在中華大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們對于鄂爾多斯青銅器用途的認識，更多的傾向于他的實用性。誠然，鄂爾多斯青銅器中的日常生活用品，確實占據(jù)了很大的比重，我們也正是通過鄂爾多斯青銅器這種具有濃郁“原生態(tài)”生活氣息的考古學文化遺存，不僅對文獻記載匱乏的早期北方民族的社會、文化有了全新的了解、同時也對博大精深的中華青銅文明有了更加全面地認識。但是，鄂爾多斯青銅器中也有相當一部分器物，他們的實際功用，應該遠遠超出了日常普通生活用品的范疇，成為特殊場合下、特殊人物使用、佩飾的物品。對于這類物品，無論是他的種類、形制，還是所裝飾的紋飾等等，我們都應該給與全面的再認識。
青銅短劍是鄂爾多斯青銅器中最常見，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短劍的長度一般在25——
仔細觀察鄂爾多斯青銅短劍可以發(fā)現(xiàn)，一部分短劍不僅制作精美、裝飾華麗，而且劍刃鋒利、劍柄厚重，便于握持，實用性極強，但也有相當部分短劍明顯存在著裝飾性遠遠大于實用性的缺陷。譬如這件雙豹對臥紋柄青銅短劍，通長約
北方草原民族有歃血盟誓的習俗，據(jù)《漢書·匈奴傳下》記載，漢元帝時期，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受命出使匈奴，兩位漢使看到匈奴不僅人數(shù)眾多，而且物資充足，擔心匈奴會叛離漢廷，便提出愿與匈奴盟誓，世世代代永結同好，匈奴呼韓邪單于為了向漢廷表示誠意，遂與漢使一同登上諾水東山，宰殺一匹白馬，將血酒盛于用被匈奴老上單于所殺的月氏王頭蓋骨做成的酒器中，雙方對天盟誓，共飲血盟。文獻在記載這一盟誓程序時有這樣一句話，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這里的“徑路”，顏師古早年作注時源引應劭的觀點認為指的是匈奴人使用的寶刀。目前學術界也普遍認為“徑路”是匈奴語，與《逸周書•克殷解》記載中，周武王對商紂王的尸身“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的“輕呂”一樣，都是我們今天稱謂的“劍”的對音或合音。因此，通過文獻記載結合對鄂爾多斯青銅短劍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匈奴人在舉行莊重的盟誓儀式時攪和血酒使用的“徑路刀”，就應該是鄂爾多斯青銅器中那些柄部裝飾華麗的青銅短劍。因此，在這些場合中主祭人手中所持有的青銅短劍（徑路刀），所具有的無疑更多的是法器的功用。
另外，文獻中還記載，匈奴人還有將“徑路”奉為崇拜和祭祀對象的習俗，曾立有“徑路神祠”。如《正義括地志》云：“徑路神祠在雍州﹑云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后徙休屠右地”。這里的“徑路神祠”到底是什么含意？“徑路”又是什么神呢？早期北方畜牧民族多以自然物為神靈依附物，聯(lián)系到生活在歐亞草原上的斯基泰人有祭祀軍神的習俗，因此推測鄂爾多斯青銅短劍劍柄上裝飾的各種動物，實際上早已被早期北方民族寄予了超自然的神威，而鋒利的短劍，又蘊含著他們無堅不摧、無往不勝的希冀，因此，他們將“徑路”視為軍神、戰(zhàn)神，籍此依仗祖先、神靈在天之光的庇佑。將青銅短劍豎立起來，恭敬地加以奉祀，就成為了他們與祖先、天、神溝通的手段。久而久之，由于將徑路神當作戰(zhàn)神的代名詞，故有“徑路神祠”的出現(xiàn)。那么這些青銅短劍（徑路刀）,無疑所具有的又是“神祗”的功用。
由此可見，前面我們介紹的這件雙豹對臥紋柄青銅短劍，既可能是一位早期北方民族首領或以主持儀式為生的神職人員（薩滿）手中所持有的法器（徑路刀），也可能是佇立在祭壇上的神器（徑路神）。青銅短劍劍柄的雙豹圖案，或許顯示著持劍者本人的威猛尊嚴，或許昭示短劍自身所蘊含的象獵豹那樣兇猛、強悍的神奇威力，會芘佑人們在即將進行的狩獵或戰(zhàn)事中，所向披靡，大獲而歸。
在中國古代眾多的金屬短兵器中，以刀、劍的歷史最為久遠。刀和劍的形狀各有差異，最重要的一個區(qū)別就在于刀是單側刃，而劍則是雙側刃。據(jù)目前已知的考古發(fā)現(xiàn)來看，青銅刀應以屬于仰韶時代晚期甘肅馬家窯文化和馬廠文化發(fā)現(xiàn)者時代最早，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歷史。青銅短劍迄今發(fā)現(xiàn)時代最早的，則當屬內蒙古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朱開溝遺址出土者，時代約相當于商代前期，距今已有約三千五百年的歷史，而與朱開溝遺址出土青銅短劍形制相同的骨質短劍，在內蒙古中南部地區(qū)使用的歷史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海生不浪文化”（亦稱“廟子溝文化”）時期。
中原地區(qū)由于青銅時代以及早期鐵器時代的兵器主要是戈、戟等長兵器，因此，青銅刀雖然出現(xiàn)的很早，但其形制短小的特性決定了最初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日常生活用具來使用。直至西漢初期鐵制環(huán)首刀出現(xiàn)，器身向長、重發(fā)展后，刀在短兵器中的地位才脫穎而出，至魏晉以后更是迅猛發(fā)展，成為一個重要的門類（并由此衍生出帶柄的長刀類兵器）。青銅短劍在中原地區(qū)雖然出現(xiàn)的時間要比青銅刀晚的多，但自西周，特別是東周以來卻異軍突起，不僅成為短兵器類中的一個重要門類，而且在制造技術、加工工藝等方面更是達到了完美的境界，這一點，無論是考古發(fā)現(xiàn)的越王勾踐劍，吳王夫差劍，還是文獻中有關“莫邪、比干” 等的記載，都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戰(zhàn)國晚期以后，一方面，可能是因為鐵刀的興起，極大地消弱了劍在短兵器類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或許是與銅刀相同的原因，由于早期的短劍器形短小，難以構成極具威力的格斗兵器，加之制作也較為繁縟，故在戰(zhàn)爭中始終未得到廣泛應用，而主要是用于防身。（漢代劉熙所著的《釋名·釋兵》中稱：“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大概漢語中“劍”之得名，即由此而來），所以劍在考古發(fā)現(xiàn)中的實例，遠遠少于刀的數(shù)量，但佩劍卻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一項重要的禮儀，被牢固的傳承了下來。《正以》中講：“春秋官吏各得帶劍”?！稌x書·輿服制》則說：“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劍，其后惟朝帶劍。”《說民》中也記載：“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劍，諸侯三十而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冠帶劍，隸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則帶劍，無事不得帶劍。”（這里的事，意戰(zhàn)事，即戰(zhàn)爭）。可見不同身份、等級的人，在佩劍的長度、重量，以及制作、加工和裝飾的選材用料，工藝精細程度等方面，都有嚴格的標準和要求。
為什么原本僅是一件血刃護身的兵器，后來卻發(fā)展成為鑲金嵌玉，精雕細琢，綺麗華美，價值連城的藝術珍寶，身份、地位的象征，特別是如“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也”等詩云所言，還秉承有獨特的正義使命，占據(jù)著其它兵器只能望其項背的神圣地位？通過對鄂爾多斯青銅短劍的探索，使我們得到了深深的啟迪。劍在中華文明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但無論從從語言學的角度考慮，還是從現(xiàn)有考古發(fā)現(xiàn)都不難看出，中原地區(qū)青銅短劍的興起，應該是受到了相當程度早期北方民族的影響。而影響中國延綿數(shù)千年的“劍文化”的形成，最初則與北方早期畜牧民族對“徑路刀”、“徑路神”的古老情結，具有直接的關聯(lián)。正是這種對“法”與“神”的無尚的崇拜情結，才使得“劍”這種興起于北方草原的神奇兵器，融匯了后人如此無盡的渴盼與希冀。
再如龍首、蛇首、鈴首、羊首或鹿首匕，它也是“鄂爾多斯青銅器”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種器皿。這里所講的龍首、羊首、鹿首，其造型差別不十分明顯，沒有嚴格的界定標準，習慣上，把頭上有柱狀角的稱為“龍首”，而頭上的角向后彎曲成環(huán)狀的，則稱為“鹿首”或“羊首”,“羊首”的盤角要小于“鹿首”。
這類器物匕身細長、或直或略彎曲，匕首柄端裝飾圓雕的蛇首、龍首、羊首或鹿首造型以及鏤孔的球形鈴狀物，刃端或呈圓弧狀，或呈直刃微弧狀，或呈斜弧刃狀。有些匕身的一側或兩側裝飾有數(shù)個圓環(huán)，有些圓環(huán)內還連接有環(huán)形或墜形飾物。造型別致，制作精美。這類器皿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刃部不鋒利，而且有的還很鈍笨，不宜日常生活中的切割、穿刺，顯然并非普通生活用品。結合其精美的造型、華麗的裝飾等綜合分析，也應該是一種在特殊的場合下使用的，類似于匙、叉類功用的器具。
前面我們提到文獻記載匈奴盟誓活動時：有“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犂撓酒”的話語。顏師古注引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犂，飯匕也。撓，和也。”有理由認為，這段文獻記載中匈奴單于調酒使用的飯匕——“金留犂”，就應該是前面介紹的柄部裝飾豪華的青銅龍首、鹿首或蛇首匕。在鄂爾多斯青銅器中，有一定數(shù)量的圓雕青銅飾件，種類有佇立的羚羊、臥馬、狻猊等，造型生動，制作精美，其共同的特點，就是動物腳下都設有或圓或方的管狀銎，用于納桿，常規(guī)上，人們把這類器物稱為“桿頭飾”。據(jù)民族學的研究成果可知：崇拜大自然中的生物，將它們視為圖騰，依仗它的神力保佑族群的平安，這是許多原始民族共同的習俗。而將崇拜物形象裝飾于桿頂或杖端，則是早期北方民族圖騰崇拜的另一種表現(xiàn)形式，一方面，它是由圖騰柱古俗衍生出的一種更適宜于游牧民族的習俗，代表當時社會集團中不同血液人群的崇拜物和標識物。另一方面，它又將祖先崇拜、神靈崇拜與地位、身份相結合，成為權利的象征。因此，這類包括佇立的羚羊、臥馬、狻猊等在內的圓雕青銅飾件，一部分可能是裝飾于車輿圍欄頂端等處的“桿頭飾”，但更多的應該是具備神權、宗族權或地位標示功能的權杖的杖首。
還有一類鶴頭形青銅杖首，則應該是杖首中的一個特殊門類。它整體呈鶴首形，長喙，或直或鉤或曲，圓眼，中空，鶴頸處形成圓筒狀銎口，以納柲，銎口壁上有釘孔。整體長度在15——
形制各異的青銅匙，也是鄂爾多斯青銅器中造型特殊的一種器皿，形制與今天使用的金屬湯匙十分接近，橢圓形圜底匙頭，圓柱狀或細長扁平匙柄，柄部多裝飾纏繞狀的绹紋或鋸齒形花邊，柄端多有孔，便于隨身佩帶，充分體現(xiàn)了游牧民族的生活特性。由于其在鄂爾多斯青銅器中不僅發(fā)現(xiàn)的數(shù)量較多，而且制作十分精美，反映了它在當時人們日常活動中舉足輕重的地位。這類器皿中部分形體較大，整體長度在
成吉思汗祭祀“四時大典”之首的“春季查干蘇勒克大典”（亦稱“鮮奶祭”），每年農(nóng)歷的
在鄂爾多斯青銅器中，還發(fā)現(xiàn)有一定數(shù)量的銅鏡，有的形制與中原發(fā)現(xiàn)的同時代銅鏡相差無幾，惟鏡背面或為素面，或為簡單的旋紋、網(wǎng)帶紋等，有的則形制、工藝等與中原農(nóng)耕民族使用的銅鏡差距較大，不僅鏡體較小、較輕薄，周廓不出棱、形制不大規(guī)整，背面圖案簡單或多為素面，而且為了攜帶、握持的便利設立動物造型的鈕或柄是其最大的特點，柄部的動物紋造型往往制作十分精美、繁縟。對于逐水草而居的北方草原民族而言，平靜的水面就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最好的鏡子，他們自然無需在這個領域刻意追求，因此，北方草原民族的銅鏡其裝飾性更大于實用性的特性，便奠定了其不同于中原農(nóng)耕民族所使用銅鏡的特殊身份，結合已發(fā)現(xiàn)的北方草原民族薩滿服上滿綴銅鏡的事例可以確認，這些柄部裝飾動物紋圖案的銅鏡，也應該是當時薩滿一類的神職人員所使用的器皿。
鄂爾多斯青銅器中，還有很多帶“鈴”的器皿，如“鈴首短劍”、“鈴首刀”、“鈴首匕”以及形形色色的“鈴鐺”等。在短劍和銅刀的柄首配飾鈴鐺，會使其在揮舞時“叮當”作響，顯然與之作為兵器使用時應具備隱蔽性、突然性的要求不相匹配，而結合考古學、民族學的研究資料可知，其所具有的更多的是法器的功用。大量形制多樣的鈴鐺，除較大型的應為車輿鑾鈴及動物項下佩掛之物外，多數(shù)應是人們的隨身佩戴飾物，其中相當數(shù)量的鈴鐺，特別是那些器表裝飾有特殊圖案的鈴鐺，應是神職人員（如巫師等）的身上飾物，這點，不僅民族學的資料可以佐證，在近年的一些重要考古發(fā)現(xiàn)中也得到了驗證。在法事活動中，隨著作法者節(jié)奏的變化，這些揮舞在手中和縫綴在服飾上的“鈴鐺”所發(fā)出的撲朔迷離的鈴聲，不僅吸人魂魄，增加了法事活動的神秘性，而且也在寓意著引導、溝通人類與上天、神靈交融的作用。
在鄂爾多斯青銅器中諸如此類性質的器皿還有很多，這里不一一枚舉。
綜上所述，聞名遐邇的鄂爾多斯青銅器盡管是以日常實用器皿為主，但屬于首領、神職人員（薩滿）等使用的、具有特殊使命的器類也占有相當?shù)谋戎?，而且由于這類器皿身份的不同，包括附著在他們身上的裝飾紋飾，自然也就不是常規(guī)上認為的現(xiàn)實生活場景、意念的簡單再現(xiàn)，而是具有其不同的寓意和深邃的內涵了。我們應該對他們重新仔細審視，給予全面的再認識、再定位。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最貼近事實的破譯他們本身所攜帶的諸多信息，正確認識他們的文化內涵及其發(fā)生、發(fā)展歷程，才有可能更加準確的解讀這部還充滿未知數(shù)的中國早期北方民族的神奇歷史，以及中國早期北方民族在中華文明形成與發(fā)展中所發(fā)揮的重大作用和應有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