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在日本投降三年后，許多的日本甲級戰(zhàn)犯，如東條英機、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等都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被審判處決。
消息一出，民眾無不歡呼。然而，在1949年1月26日，一則消息的傳出卻引起了全國上下的掀然大波。
在這一天，中華民國政府軍事法庭在上海宣告，釋放日本首要戰(zhàn)爭罪犯，岡村寧次。
要知道，岡村寧次是日本侵華戰(zhàn)爭的首要策劃者，在侵華戰(zhàn)爭中不僅一次對我軍根據地實行慘無人道的大清掃。
在其任命期間，岡村寧次更是屢屢獻出“大掃蕩”和包圍的全殲計策，是日本投降后，在延安公布的日本戰(zhàn)犯名單中的首要戰(zhàn)爭罪犯！
然而就是這么一個應當受到制裁的人，卻被國民政府庇護，無罪釋放！全國上下無不為之憤慨，毛主席更是勃然大怒，令人去追回逮捕。
那么，國民政府為什么會無罪釋放罪大惡極的岡村寧次呢？岡村寧次又是如何在國民政府的庇護下潛逃的呢？
1884年5月，岡村寧次出生在日本東京，先后在坂町小學和東京專門學習就讀，隨后轉到東京陸軍幼年學校。
在軍校畢業(yè)后，岡村寧次很快投入到了第一場戰(zhàn)爭，即日俄戰(zhàn)爭，并隨后參加了庫頁島戰(zhàn)役。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岡村寧次就被任命為參謀前往山東青島搜集資料，為日軍日后奪取青島埋下禍根。
在1932年，岡村寧次出任關東軍副參謀長。在東北，岡村寧次打著“消除匪寇”的名義，在東北地區(qū)大肆搜捕和殺害抗日分子。
在岡村寧次多次的組織和大范圍的掃蕩下，東北大量抗日義士慘被殺害。
同時岡村寧次還強迫中國簽訂一系列協(xié)定，加大了日軍在華北北部的勢力范圍，為日后日本發(fā)動七七事變和全面侵華打通道路。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岡村寧次先后在南昌、長沙、等地作戰(zhàn)，他多次使用突襲、包圍等戰(zhàn)術，加大了我軍的傷亡。
在1940年七月，岡村寧次被任命為華北日軍司令。在四個月后又被任命為日本派遣中國軍總司令。
在華北任命期間，岡村寧次針對我軍在華北的游擊戰(zhàn)術，再次打著“維護治安”的口號，連續(xù)多次對我軍的游擊根據地進行大規(guī)模的掃蕩。
“錯殺一千，不愿放過一個”，岡村寧次在多次掃蕩中實行了三光政策，即殺光、燒光、搶光，對我國在北方的基層經濟造成了毀滅性打擊。
在岡村寧次的多次掃蕩下，無數人失去鮮活的生命，流離失所。大量的鄉(xiāng)、村，在岡村寧次的掃蕩政策下被夷為平地。
日軍慘無人道，無惡不作，華北一帶陷入大動亂，岡村寧次的“三光政策”，“大掃蕩”清鄉(xiāng)等罪行，就足以將其槍斃一萬次。
在1944年六月，岡村寧次又被任命為第六方面軍司令官，率命執(zhí)行“一號作戰(zhàn)”任務?！耙惶栕鲬?zhàn)”的目的旨在打通日軍的南北交通線，接回日本在南亞孤立無援的方面軍。
同時，奪取美軍在廣西將要建設的空軍機場，阻止美軍的轟炸計劃，甚至想要一度北上打到重慶，迫使盟軍回援，減輕日本本土的戰(zhàn)爭壓力。
在岡村寧次的帶領下，日軍先后攻下桂林、柳州、南寧，打通西南的鐵路線。
由于日本的兵源不足，日軍未能實行“一號作戰(zhàn)”的全部目標，但卻仍然對中國西南邊境一帶造成打擊，這也加大了岡村寧次的罪行。
在1945年8月15日，岡村寧次收到了來自日本本土兵部的密電，告知天皇已經投降。1945年9月9日，岡村寧次代表的中國戰(zhàn)區(qū)的日軍軍官團，在南京正式簽署投降書。
隨后的岡村寧次上交了隨身的佩刀，這也代表著日軍向中國正式繳械投降。
在岡村寧次投降后，國民政府并未將其和其他甲級戰(zhàn)犯一樣，押往東京的國際軍事法庭進行審判，而是將其關押在南京，等候審判。
要知道，當時的日本大多數戰(zhàn)犯都已被押往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由各方審查團進行審判判罰。
有的軍中官位不及岡村寧次、地位不及岡村寧次，甚至在戰(zhàn)爭中的罪行都不如岡村寧次的重大的官兵，都在審判中被判處死刑。
唯獨岡村寧次，這個日本派遣中國軍總司令甚至連東京審判法庭的大門都沒有邁進去，一直待在南京。
隨后，原本應該在戰(zhàn)俘營內等候中國政府審判的岡村寧次，卻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來自中國政府的任命。
在任命中，岡村寧次擔任了“中國戰(zhàn)區(qū)日本官兵善后總聯(lián)絡部”的班長，負責善后當時中國境內的日本戰(zhàn)俘。
按道理來說，對外國戰(zhàn)俘的遣送任務及審判的管理，無論讓何人來做，也不應當讓戰(zhàn)俘本身來做，更何況這個戰(zhàn)俘是其中最罪大惡極的。
但當時國民政府的理由也同樣牽強，他們聲稱，在中國境內的日軍戰(zhàn)俘數量高達數百萬，任命岡村寧次只是為了更好地安撫和繳械日軍，避免引起后續(xù)的麻煩。
在當時，不僅僅是中國一國接收日本的戰(zhàn)俘，在東南亞包括朝鮮地區(qū)，同樣有日本戰(zhàn)俘被接收并進行善后處理，但并不像中方說的有不滿和動亂的現象。
要知道，許多國外地區(qū)的日本部隊，大多數也是參加過侵華戰(zhàn)爭的，日本的天皇都投降了，他們的反抗還有什么用呢？
然而盡管當時中國群眾如何不滿，國民政府仍然強行任命岡村寧次擔任此職。在岡村寧次有任命，為國民政府工作后，國民政府反而更有理由包庇他了。
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很多的戰(zhàn)犯都已經接受過審判，唯獨岡村寧次一直不被國民黨遣送，甚至連當庭作證都不行。
起初的國民政府聲稱要自行對岡村寧次進行審判，但卻一直未履行。
隨后更是以岡村寧次擔任了“中國戰(zhàn)區(qū)日本官兵善后總聯(lián)絡部”長官為由，多次拒絕將岡村寧次送往東京國際軍事法庭。
在國民政府的內部，國民黨軍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更是要求國民政府的外交部出面對日本戰(zhàn)犯的審判，提出將岡村寧次排除出日本首要戰(zhàn)犯的范圍內。
理由同樣是岡村寧次擔任了“日本官兵善后聯(lián)絡部”的班長。同時，同為陸軍一級上將的陳誠，居然也贊成了何應欽的要求。
要知道，二人在國民黨的政治意見上本就是政敵，互不相讓，面對岡村寧次的處理方案卻驚人的一致，令人著實懷疑。
在岡村寧次的任期即將結束后，國民政府更是將其任期延長，這使得岡村寧次又再次逃過了審判。
到了1948年，岡村寧次任然擔任著“中國戰(zhàn)區(qū)日本官兵善后總聯(lián)絡部”的長官，其實這時的日軍、日僑等的接受審判工作幾乎已經執(zhí)行完畢。
該回國的回國，該槍斃的槍斃，該關押的關押，唯獨岡村寧次，靠著國民政府任命的官位，一直到現在也沒有受到其應有的審判。
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岡村寧次更是一度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黨軍事當局的秘密顧問。
在擔當顧問期間，岡村寧次曾建議蔣介石，讓國民黨軍長期堅守，等待國際形勢改變，從而茍且偷生。這一階段，岡村寧次更是一度成了國民政府的座上賓客，受到了極高的待遇。
一直到解放戰(zhàn)爭末期，國民政府才開始對岡村寧次在上海實行審判，然而這一次的審判，卻是極其的不靠譜。
在當時的審判中，多次強調了岡村寧次時任日本軍華北方軍總司令和關東軍副參謀長期間，其“部下”對中國華北地區(qū)、東北地區(qū)慘無人道的掃蕩，和劫掠行為。
然而，針對岡村寧次自身帶領日軍的惡行，如岡村寧次提出的三光政策，“大掃蕩”清鄉(xiāng)等，都被國民政府無視。
反而以“身為領導，不能對部下起到良好約束”的借口，將岡村寧次從一個罪大惡極的罪人，說成了一個只是對部下未能有效管理約束的長官。
對岡村寧次的罪行只字不提，重罪無視，輕罪審判，這使得岡村寧次雖然被國民政府審判了，卻對他沒有半點影響。
不僅如此，在當時，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已經撤銷，于是時任國民黨軍陸軍的二級上將湯恩伯建議蔣介石，將岡村寧次無罪釋放，以顯黨國之仁厚。
不曾想，湯恩伯的建議竟被蔣介石欣然采納。于是，在1949年1月26日，岡村寧次在審判后宣判無罪，當庭釋放。
消息一出，舉國嘩然。民眾無不痛罵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之愚昧，毛主席聽聞后更是勃然大怒，一度派人去追回和再次逮捕岡村寧次，企圖將其再次抓回審判。
同時，中共中央也通過新華社，表達了強烈的抗議。當時時任代總統(tǒng)的李宗仁為爭取和談，企圖重新逮捕岡村寧次，但命令卻都被湯恩伯壓了下來。
最終，在湯恩伯的掩護下，岡村寧次于1949年1月30日搭乘美輪“維克斯”號，從上海出發(fā)，回到了日本。同行的，還有兩百余名日本戰(zhàn)犯。
抵達日本的岡村寧次，在日本政府組織的歡迎儀式下，興高采烈地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在蔣介石逃往臺灣之際，他向遠在日本的岡村寧次的一次求援，揭示了國民政府對待日本戰(zhàn)犯如此毫無道理，違反人民意志的行為。
岡村寧次回國后，又在1950年被聘為臺灣" 革命實踐研究院"的 高級教官。
逃往日本的蔣介石，也曾希望岡村寧次帶著日軍，前來增援。但在美國、日本新政府等多方勢力的阻止下，最終未能達成。
為何會希望得到一個日本人的幫助？更何況這個人不久前還是他的戰(zhàn)俘。
原來，早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國民黨在解放戰(zhàn)爭中接連失利，當時的國民政府其實早已走向了懸崖的邊緣。
病急亂投醫(yī)的國民政府，將目光望向了早已投降的日軍。據說，陳誠就曾派人多次向東北打探，企圖聯(lián)絡在東北還不愿投降的關東軍一起合作。
甚至不少的軍閥將領，在解放軍勢力越來越大時，為了保全自己，開始雇傭日本軍為自己作戰(zhàn)。
這些不愿投降的日本軍民，繼續(xù)在中國大陸上作威作福。但隨著大部分地區(qū)的解放，他們也紛紛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其實早在抗日戰(zhàn)爭末期的大部分日軍，就已經放棄了大部分的城鎮(zhèn)，而是退守在各個大城市。在日本投降后，李宗仁就提出了“后浪推前浪”的受降方法。
由于當時的國民黨軍隊大多聚集在西南地區(qū)，所以就只能從西南地區(qū)逐一出來，接收各地的日本降軍。
但也正因為當時的國民黨軍隊大多集中在西南地區(qū)，蔣介石才果斷拒絕了李宗仁的提議。
因為，要是按照誰包圍敵軍，就由誰受降的規(guī)則，整個華北、東北、華南乃至長江下游，都將被我軍受降，大半個中國也瞬間解放。
然而，在國民政府的暗箱操作下，由岡村寧次的命令，大部分的日軍并未向我軍或其他雜牌軍投降，反而是等待空運或海運來的國民黨軍隊。
就這樣，雖然日本投降了，但到了1946年的一月，很多地區(qū)卻仍然在日軍的管控下，這大大拖慢了我國領土收復的時間。
至此，國民政府如此包庇岡村寧次的目的也十分明確，就是企圖借助國內殘余的日軍勢力，幫助其在內戰(zhàn)中先拔頭籌，甚至打贏內戰(zhàn)。
然而，如此毫無底線的行為，終究無法拯救墮落的國民政府，從他們選擇借助日本人來進行內戰(zhàn)時，國民政府的失敗就已成定局！
在1949年，國民政府放走岡村寧次后，中共中央的發(fā)言人更是直批國民政府為賣國政府，全然不顧人民意愿。
比起國民政府的賣國行為，相比之下，中共中央在日軍投降之初，便立馬列出一份超過兩萬人的戰(zhàn)俘名單，以便日后審判的行為，更是鮮明的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