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勤:這個人我不予置評,不論是學術還是行為方式,我都不屑于評價。
朱維錚:李敖在北京已經開始挑釁了,他說一定會有大陸學者罵他,但這些罵都是失敗的。我曾經欣賞過李敖,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下,敢于從歷史的角度批判蔣氏家族的獨裁統(tǒng)治,在當時確實具有一定意義,盡管現在看來也并無多大學術價值。但是后來,他已完全跳出了學術和學者的圈子,已沒有價值可言。
余杰:我欣賞上世紀80年代之前的李敖,那個時候的他是一個對臺灣社會現象具有強烈批判精神的學者,某種程度上推動了臺灣社會言論的開放。但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卻從一個學者變成了娛樂人物,在國民黨獨裁統(tǒng)治結束后,他一下子失去了“罵”的靶子,于是就亂罵一通,在社會狀況發(fā)生變化之后,他沒有把握住自己的定位。
在人人都可以罵的時候,他的罵也就不再顯得那么珍貴。由于性格中過于自戀的弱點,使他一直渴望處于鎂光燈的中心,于是便開始了做秀。如將自己的裸照放進書中、在鳳凰臺做主持人等行為,這對他自己也是一種傷害。
我不同意一些媒體過度拔高李敖此次大陸之行的意義,將之上升到“兩岸文化交流”、“文化尋根”的高度。實際上,這是一個充滿著商業(yè)意味的活動,此行的費用由鳳凰衛(wèi)視負擔,所有活動已均由鳳凰衛(wèi)視這樣一個商業(yè)性電視臺安排,不過是一次電視臺與李敖雙贏的行為。
事實上在臺灣的年輕人心中,他已經是一個過時的人物,書也賣不動了。對李敖而言,大陸是一個重要的市場,來此宣傳形象是市場轉移的絕佳方式。李敖大陸行的真正意義,與千千萬萬臺商來內陸投資辦廠的意義相去不遠。
謝泳:一個正派的知識分子不能只講利害,而不顧是非;一個正派的知識分子,不能享受了民主的好處,而處處以和民主作對為自己的基本行為方式;一個正派的知識分子,不能時時以自己在一個變動社會中的遭遇來評價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臺灣一度傷害過這個人,這是事實,但臺灣的進步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一個正派的知識分子不能時時以自己的不幸遭遇來一味向社會索還;一個正派的知識分子應當對女性始終保持尊重,而絕對不能炫耀自己玩弄女性的經歷;一個理智的社會,不會對一個無聊的知識分子如此感興趣。
此次“神州文化之旅”除了對他自己有意義外,其他的意義實在什么也談不上。據我所知,中國學界對他的來訪基本不予理睬。他的來訪最多是一次與娛樂有關的訪問,在思想方面毫無意義。中國學界還沒有糊涂到連是非也不分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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