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王安石變法
被列寧譽為“十一世紀中國最偉大改革家”的王安石是一個難以蓋棺定論的人物。自北宋以來，褒之者少，而毀之者卻是全面開花、隨處可見，幾百年內，無論是在官方的“正史”，還是在民間的小說、戲曲中，王安石的各個方面，從學問到做官，從私人生活到道德品行，無不被人垢病。不僅如此，還有一種更加流行的說法，說因為王安石的變法把一個好好的北宋王朝弄的大傷元氣最終被新崛起的金人取而代之?？傊?，在這幾百年里，王安石被不斷的演繹，最終被塑造成一個與曹操相似的“白臉奸臣”，雖然沒有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永遠的受苦，但也活的挺累。斗轉星移，進入20世紀，風氣為之大變，幾近被批臭的王安石卻在歷史的隧道里發(fā)出了陣陣幽香。先是梁啟超一本《王安石傳》，一口一個“荊公”地為之翻案，幾十年里，一掃幾百年對王安石的指責，以前被批評的缺點幾乎全部的成了大書特書的閃光點，被批評的體無完膚的王安石卻在近千年后突然發(fā)出耀眼光芒幾有奪目之勢。不知道荊公地下有知，會發(fā)出什么樣的慨嘆來！
王安石之所以前后被評論的如天淵之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們對其領導的那場變法運動評論的巨大變化。面對百年來積弊所產生的“冗官”“冗兵”“冗費”局面，為了緩解危機，1068年，王安石被年輕的宋神宗任命為參知政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在短短幾年里，在王安石領導下，北宋政府頒布了一大批的法令，在農業(yè)商業(yè)軍事教育等領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最終功敗垂成。關于這場變法失敗的原因，近千年以來，眾說紛紜。但我們在近千年后再觀察這場中國古代歷史上頗具代表性的變法特別是作為領袖的王安石時，其中還是有無限玩味的。
北宋自960年太祖開國，到仁宗時間，由于“三冗”而造成的財政及社會危機已經是很嚴重了，“變法”越來越成為眾多士大夫的心聲，1043年，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聞名天下的范仲淹就在宋仁宗的支持進行了“慶歷新政”，在革除“三冗”方面進行了初步的嘗試，雖然失敗，但“變法”卻獲得了更多的士人的支持而成為當時思想的主流。王安石就是在這樣大好情況下登上變法的舞臺的，但又失敗了，其中的原因何在？
首先，翻開中國古代變法史，不管是王安石變法還是其他的變法，我們總是能感覺到變法的涉及面大的驚人，無所不包，并且期望變法的時間是越短越好，好像一下子能夠通過幾年的變法把幾十年甚至是幾百年的問題全部解決是的，總認為“變法”是解決一切問題“靈丹妙藥”。對變法期望過高，且對其長期性認識不足，急功近利，這總是中國古代變法難以克服的弊病。
在變法之前，王安石對他的變法宗旨抱有很高的期望。他認為變法的關鍵在于“理財”，“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共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也”，他一再鼓吹“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我們姑且不說這種論斷在當時小農經濟占主導的社會正確與否，但無疑王安石的調子太高了，雖宣傳了變法，但也招致了更多的后患。本來社會危機是越來越重，農民起義幾如歐陽修所形容的“剛去一伙，又來一伙，惶惶不可終日”，由此人們對變法的期望就遠遠的超出了當時所能夠達到的最高極限，但王安石還要利用變法“恢復漢唐盛世”，這簡直就是大言欺世，癡心妄想么！對于當時的大部分士大夫來說，既然王安石這樣鼓吹，他們也就把王安石的大話當真了，哪怕發(fā)現(xiàn)一點新法有危害人民的地方，他們就要求改正，而無論是多好的措施，不可能沒有一點瑕疵，對于士大夫們的近乎求全責備的要求，王安石絕對是難以滿足的。同時，王安石變法的涉及面有太廣，不但有農田水利法、青苗法等農業(yè)方面的變法，而且還有保甲、將兵法、“太學三舍法”等政治、軍事、教育等方面的變法，真可謂“事無巨細，無所不包”。為了堵塞士大夫們鋪天蓋地的批評，王安石又人為的加快了變法的速度，妄想幾年內就達到自己預想的結果，怎么不急功近利呢？這樣的最終結果會怎樣呢？新措施一推出，在實施的過程中就會變樣而“民皆怨”，就會招致批評，時間長了，王安石也心灰意懶了，再加上變法領導集團的分裂，不失敗也難?。?div style="height:15px;">
第二，由于變法的急功近利，王安石變法中的“生財”措施特別是對人民有益的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在實施中都是蜻蜓點水式的，而“取財”的募役法、市易法、青苗法、免役法、均輸法卻是實施的非常堅決。農田水利法在實施過程中，興修了大批的水利工程，使近萬頃的田地得以灌溉，利民最大，但卻不是新法的重點所在，實施很不得力，因此人民得到的實惠也不多。與之相應，方田均稅法結局更加的可悲。本來此法是為了解決“田賦不均”而把全國的土地分為五等按肥沃程度重新定稅，這對廣大民眾應該是最有益的，但自1072年頒布實施不到一年就廢止了。剩下的諸法都是對人民百害而無一利，以至于“人情咨怨，無不言其害者”由此“民于是益困矣”。而王安石卻總是有“今歲增賦三百萬”之類的夸耀，后來王安石的繼任者章敦在新法恢復后，專以追求增加財政收入為能。在王安石變法的十幾年里，作為階級斗爭晴雨表的農民起義就有35次之多，在此我們不得不懷疑新法對人民的危害是多么巨大！
第三，變法是一件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情，對領導者素質的要求是苛刻的，不是適當者變法還不如不變，同時，變法也是要講究方法的，方法錯誤，肯定是越變法情況越糟糕。但反觀王安石，我們不能不認為其駕馭變法的能力是有嚴重缺陷的。王安石少年即有盛名，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作文章見解千古奇絕，發(fā)人未見之思，在變法前，不但受到歐陽修、文彥博、韓琦、富弼、曾公亮等三代老臣的贊賞，而且也受到司馬光、曾鞏等同代人的推崇，是眾望所歸的變法領袖。“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受其官，唯患其不就也”。但變法過程中，這些人幾乎無一例外的全部反對新法，雖然這多少與文人相輕的積習有關，但最主要的還是歸因于王安石的剛愎自用，不肯從建如流。同時，王安石選用的變法領導集團無疑是問題多多，主要助手呂惠卿“奸邪不可用”，在變法遇到挫折時，就結黨陷害王安石企圖取而代之；曾布見風使舵，開始參與諸項新政制定，后見神宗懷疑新法，即迎合之，否定市易法，引起新黨內部分裂。此外，王安石“結黨為援”爭權奪利，對以后產生了惡劣影響。蘇軾反對新法害民，本是一翻好意，但新黨卻制造“烏臺詩案”，幾陷蘇東坡于死地。由于結黨，蔡京此類大奸臣最終在王安石的一手提拔下平步青云，以至釀成北宋末年的腐敗局面；由于結黨，使本為變法服務的爭權成為官員牟取私利的工具，以至變法卻成為了這種爭權奪利斗爭的點綴品。
變法是一個大工程，要統(tǒng)攬全局，有計劃有步驟的實施，不能急功近利，僅僅依靠一腔熱血是不行的，要講究方法，方法的正確與否，是變法成功的關鍵。綜觀中國古代的變法，除了商鞅變法外，幾乎所有變法也就那樣的幾招而已，幾千年的變法大戲雖然一直在演出，演員也在不停的更換，但劇目卻是一如既往。正如魯迅所描述的：“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xiàn)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逝，獨與我們中國無關”。試想這樣，有什么變法能夠成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