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 2010-4-06 00:11 | 作者: 秋痕 | 來源: 中國國學網(wǎng) | 查看: 392次
公元318年,司馬睿在建康即帝位,建立了東晉王朝。此時北方五胡交戰(zhàn),兵連禍結(jié),并時時覬覦江南。東晉王朝建立之初,曾數(shù)次北伐,均告失敗。北方既不可恢復,江南又山清水秀,南渡士人就在此安居下來。起源于中朝的清談之風,也被過江諸人帶至東晉,并且風氣日熾。是否善于談玄,成為分別士人雅俗的標準。東晉歷史上兩位最重要的宰輔王導和謝安,皆善玄談,處理朝政也務在清靜。“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晉書·庾亮傳》); “為政務在清靜”(《晉書·王導傳》)。謝安“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晉書·謝安傳》)。這種心態(tài)對東晉文人影響很大。玄言詩的興盛,便是在這種心態(tài)下老莊玄理與山水之美相混合的產(chǎn)物。
東晉玄言詩的代表人物是孫綽和許詢。對此,《續(xù)晉陽秋》、《宋書·謝靈運傳論》、鐘嶸《詩品》皆有一致的看法。東晉玄言詩的發(fā)展,與佛教的游行大有關(guān)系,故玄釋合流,成為東晉孫、許等人玄言詩的重要特點。玄釋合流,在當時相當普遍,如王導、謝安、簡文帝、孫綽、許詢、王羲之、殷浩等人與名僧支道林、竺法深、釋道安、竺法汰等過從甚密,佛學與玄學受到同樣的尊重。名士如孫綽、許詢皆精通佛理,名僧支遁等又深于老莊之學,玄佛互相滲透?!妒勒f新語·文學》記載支遁在瓦官寺講《小品》,竺法深、孫綽等皆共聽。又載: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即后來的簡文帝)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另外,名士孫綽曾作《道賢論》,以“竹林七賢”配七位名僧。孫綽那篇自詡為“擲地作金石聲”的《游天臺山賦》,即將玄言與佛理融合為一,如“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于三幡”。亦玄亦佛,老釋參用。
玄釋合流,給東晉玄言詩人的思想和生活帶來很大影響。思想上,支遁注《逍遙游》之新義,為眾人所接受。東晉士人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又處于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環(huán)境中,沒有采取老莊以至阮籍、嵇康那樣鄙棄功名、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而是追求“心隱”,無論在朝在野,只求適意而已。以幽雅從容的風度,過著風流瀟灑的生活當時方內(nèi)名士與方外高僧無不追求這種生活方式,而這一生活的主體,便是山水、清談和詩酒風流。東晉玄言詩便是在這一背景下產(chǎn)生、發(fā)展的。
東晉玄言詩的特點,鐘嶸《詩品序》說:“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從現(xiàn)存玄言詩來看的確淡乎寡味,缺乏形象。玄言詩人雖多與名僧交往,但玄釋合流,主要體現(xiàn)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在現(xiàn)存的玄言詩中,沒有多少佛學的痕跡,即使在名僧支遁的詩中,也是以抒發(fā)老莊玄理為主。玄言詩中也有形象性較強的作品,大都借山水以抒情,試以孫綽《秋日詩》為例:
蕭瑟仲秋月,飂戾風云高。山居感時變,遠客興長謠。疏林積涼風,虛岫結(jié)凝霜。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撫菌悲先落,攀松羨后凋。垂綸在林野,交情遠市朝。澹然古懷心,濠上豈伊遙。
此詩寫仲秋時分萬木蕭條的景物和作者的感慨。“撫菌”句用《莊子·逍遙游》“朝菌不知晦朔”語義,寫悲秋之感,寓人生短促之意。“攀松”句用《論語·子罕》“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語義,寫自己的節(jié)操志向。“垂綸”二句直抒厭棄市朝之情。末二句用《莊子·秋水》的典故,說自己這種逍遙林野的生活,跟莊子的濠上之游沒有什么區(qū)別。
支遁的《詠懷詩》五首也是典型的玄言詩,第一、二首直敘老莊哲理,語言枯燥,內(nèi)容玄虛;后三首有游仙詩的意味,形象與玄理也未能統(tǒng)一。第四首中所說“近非域中客,遠非世外臣”,正是東晉士人“心隱”生活的絕妙寫照。
釋道安的弟子慧遠及其道友、文友,開始以佛理入詩,如慧遠的《廬山東林雜詩》,在寫山水游樂的同時,抒發(fā)佛理。劉程之、王喬之、張野各有一首《奉和慧遠游廬山詩》。其馀如張翼有《贈沙門竺法頵》三首、《答庾僧淵詩》,王齊之有《念佛三昧詩》四首,或詠佛理,或?qū)懛鹁?,也受到玄言詩的影響?
東晉玄言詩本身的藝術(shù)價值并不高,但它對后世的影響卻相當深遠,如謝靈運的山水詩,白居易諸人的說理詩,宋明理學家之詩,都或多或少受其熏染。玄言詩在東晉百年間占據(jù)主導地位,畢竟是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一環(huán)。玄言詩為詩歌說理所積累的正反面經(jīng)驗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