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３１８年，司馬睿在建康即帝位，建立了東晉王朝。此時北方五胡交戰(zhàn)，兵連禍結(jié)，并時時覬覦江南。東晉王朝建立之初，曾數(shù)次北伐，均告失敗。北方既不可恢復，江南又山清水秀，南渡士人就在此安居下來。起源于中朝的清談之風，也被過江諸人帶至東晉，并且風氣日熾。是否善于談玄，成為分別士人雅俗的標準。東晉歷史上兩位最重要的宰輔王導和謝安，皆善玄談，處理朝政也務在清靜。“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晉書·庾亮傳》）； “為政務在清靜”（《晉書·王導傳》）。謝安“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晉書·謝安傳》）。這種心態(tài)對東晉文人影響很大。玄言詩的興盛，便是在這種心態(tài)下老莊玄理與山水之美相混合的產(chǎn)物。

東晉玄言詩的代表人物是孫綽和許詢。對此，《續(xù)晉陽秋》、《宋書·謝靈運傳論》、鐘嶸《詩品》皆有一致的看法。東晉玄言詩的發(fā)展，與佛教的游行大有關(guān)系，故玄釋合流，成為東晉孫、許等人玄言詩的重要特點。玄釋合流，在當時相當普遍，如王導、謝安、簡文帝、孫綽、許詢、王羲之、殷浩等人與名僧支道林、竺法深、釋道安、竺法汰等過從甚密，佛學與玄學受到同樣的尊重。名士如孫綽、許詢皆精通佛理，名僧支遁等又深于老莊之學，玄佛互相滲透?！妒勒f新語·文學》記載支遁在瓦官寺講《小品》，竺法深、孫綽等皆共聽。又載：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即后來的簡文帝）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另外，名士孫綽曾作《道賢論》，以“竹林七賢”配七位名僧。孫綽那篇自詡為“擲地作金石聲”的《游天臺山賦》，即將玄言與佛理融合為一，如“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于三幡”。亦玄亦佛，老釋參用。 

 玄釋合流，給東晉玄言詩人的思想和生活帶來很大影響。思想上，支遁注《逍遙游》之新義，為眾人所接受。東晉士人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又處于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環(huán)境中，沒有采取老莊以至阮籍、嵇康那樣鄙棄功名、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而是追求“心隱”，無論在朝在野，只求適意而已。以幽雅從容的風度，過著風流瀟灑的生活當時方內(nèi)名士與方外高僧無不追求這種生活方式，而這一生活的主體，便是山水、清談和詩酒風流。東晉玄言詩便是在這一背景下產(chǎn)生、發(fā)展的。

東晉玄言詩的特點，鐘嶸《詩品序》說：“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從現(xiàn)存玄言詩來看的確淡乎寡味，缺乏形象。玄言詩人雖多與名僧交往，但玄釋合流，主要體現(xiàn)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在現(xiàn)存的玄言詩中，沒有多少佛學的痕跡，即使在名僧支遁的詩中，也是以抒發(fā)老莊玄理為主。玄言詩中也有形象性較強的作品，大都借山水以抒情，試以孫綽《秋日詩》為例：

蕭瑟仲秋月，飂戾風云高。山居感時變，遠客興長謠。疏林積涼風，虛岫結(jié)凝霜。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撫菌悲先落，攀松羨后凋。垂綸在林野，交情遠市朝。澹然古懷心，濠上豈伊遙。

此詩寫仲秋時分萬木蕭條的景物和作者的感慨。“撫菌”句用《莊子·逍遙游》“朝菌不知晦朔”語義，寫悲秋之感，寓人生短促之意。“攀松”句用《論語·子罕》“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語義，寫自己的節(jié)操志向。“垂綸”二句直抒厭棄市朝之情。末二句用《莊子·秋水》的典故，說自己這種逍遙林野的生活，跟莊子的濠上之游沒有什么區(qū)別。

支遁的《詠懷詩》五首也是典型的玄言詩，第一、二首直敘老莊哲理，語言枯燥，內(nèi)容玄虛；后三首有游仙詩的意味，形象與玄理也未能統(tǒng)一。第四首中所說“近非域中客，遠非世外臣”，正是東晉士人“心隱”生活的絕妙寫照。

            　　
            釋道安的弟子慧遠及其道友、文友，開始以佛理入詩，如慧遠的《廬山東林雜詩》，在寫山水游樂的同時，抒發(fā)佛理。劉程之、王喬之、張野各有一首《奉和慧遠游廬山詩》。其馀如張翼有《贈沙門竺法頵》三首、《答庾僧淵詩》，王齊之有《念佛三昧詩》四首，或詠佛理，或?qū)懛鹁?，也受到玄言詩的影響?

東晉玄言詩本身的藝術(shù)價值并不高，但它對后世的影響卻相當深遠，如謝靈運的山水詩，白居易諸人的說理詩，宋明理學家之詩，都或多或少受其熏染。玄言詩在東晉百年間占據(jù)主導地位，畢竟是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一環(huán)。玄言詩為詩歌說理所積累的正反面經(jīng)驗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