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就有關《三國演義》思想內(nèi)涵的三個重要問題進行辨析，明確指出：（1）謀略固然是《演義》極具光彩的重要特色，但《演義》的主要精髓，應該是“向往國家統(tǒng)一，歌頌‘忠義’英雄”的主題。（2）“桃園結(jié)義”的核心價值，不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哥們義氣；而是“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奮斗目標，應予基本肯定。（3）忠貞是諸葛亮的重要品格，但這不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愚忠”，而是以帝王師的身份，忠于自己的理想和事業(yè)，自有其積極意義。
關鍵詞：向往國家統(tǒng)一；歌頌“忠義”英雄；上報國家；下安黎庶；帝王師
作者簡介：沈伯俊，男，1946年生，漢族，安徽廬江人，四川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國古代小說。
長期以來，古典文學名著《三國演義》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內(nèi)涵，雄奇瑰麗的藝術成就，一直吸引著海內(nèi)外億萬讀者的閱讀和研究興趣，眾說紛紜，長盛不衰。
這里拈出人們議論最多，爭論也較大的三個重要問題，略加辨析，謹供學界同行和廣大讀者參考。
一、《三國演義》的主要精髓是謀略嗎？
《三國演義》是一部中國封建社會百科全書式的作品，具有極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意蘊和文化內(nèi)涵，猶如一個巨大的多棱鏡，閃射著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給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人們以歷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啟示。
許多人認為，《三國演義》的主要精髓是謀略。我認為，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
誠然，《三國演義》給人印象最深的一個方面，就是擅長戰(zhàn)爭描寫。全書以黃巾起義開端，以西晉滅吳收尾，反映了從漢末失政到三分歸晉這一百年間的全部戰(zhàn)爭生活，描寫了這一時期的所有重要戰(zhàn)役和許多著名戰(zhàn)斗，大大小小，數(shù)以百計。接連不斷的戰(zhàn)爭描寫，構(gòu)成了小說的主要內(nèi)容，占了全書的大部分篇幅。而在戰(zhàn)爭描寫中，作者信奉“知彼知己，百戰(zhàn)不殆”的軍事規(guī)律，崇尚“斗智優(yōu)于斗力”的思想，總是把注意力放在對制勝之道的尋繹上。因此，雖寫戰(zhàn)爭，卻不見滿篇打斗；相反，書中隨處可見智慧的碰撞、謀略的較量，而戰(zhàn)場廝殺則往往只用粗筆勾勒?？梢哉f，千變?nèi)f化的謀略確實是全書精華的重要部分。
然而，謀略并非《三國演義》的主要精髓，更非書中精華的全部。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體系中，“道”是最高層次的東西。“道”有多義，首先是指自然和社會的根本規(guī)律，通常指正義的事業(yè)，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因此，它也是處事為人的基本原則。謀略則屬于“術”，是第二層次的東西，是為“道”服務的，必須受“道”的指導和制約。作為一位杰出的進步作家，羅貫中認為，符合正義原則，有利于國家統(tǒng)一、民生安定的謀略才是值得肯定和贊美的，而不義之徒害國殘民的謀略只能叫做陰謀詭計。因此，只有代表作者理想的諸葛亮才被塑造為妙計無窮的謀略大師、中華民族智慧的化身。曹操的謀略可謂高矣，但羅貫中對他卻并不喜愛，而是有褒有貶：對曹操有利于國家統(tǒng)一、社會進步的謀略，羅貫中予以肯定性的描寫；而對他損人利己、背信棄義的各種伎倆，則毫不留情地予以抨擊。綜觀全書，羅貫中從未放棄道義的旗幟，從未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謀略；對于那些野心家、陰謀家的各種陰謀權術，他總是加以揭露和批判；對于那些愚而自用者耍的小聰明，他往往加以嘲笑?？梢哉f，《三國演義》寫謀略，具有鮮明的道德傾向，而以民本思想為準繩。后人如何看待和借鑒《三國演義》寫到的謀略，則取決于自己的政治立場、道德原則和人生態(tài)度。如果有人讀過《三國演義》卻喜歡搞小動作，那是他自己心術不正，與羅貫中無關；恰恰相反，那正是羅貫中反對和批判的。有人談什么“厚黑學”，也硬往《三國演義》上扯，更是毫無道理的。
那么，《三國演義》的主要精髓是什么呢？我認為，《三國演義》豐厚的思想內(nèi)涵，主要表現(xiàn)在四個方面。
1．對國家統(tǒng)一的向往。
我們中華民族有著極其偉大的聚合力，維護國家的的統(tǒng)一與安定，是我們民族一貫的政治目標，是一個牢不可破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周代以來三千多年間，由于種種原因，我們民族曾經(jīng)屢次被“分”開，飽受分裂戰(zhàn)亂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總是以驚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犧牲，清除了分裂的禍患，醫(yī)治了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促成重新統(tǒng)一的實現(xiàn)。在那“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漢末大動亂時期，以及羅貫中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元代末年，廣大人民對國家安定統(tǒng)一的向往更是特別強烈。羅貫中敏銳地把握了時代的脈搏，通過對漢末三國時期歷史的藝術再現(xiàn)，鮮明地表達了廣大人民追求國家統(tǒng)一的強烈愿望。這是《三國演義》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現(xiàn)。
2．對政治和政治家的選擇。
人們常常談到《三國演義》“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有人還把這稱為“封建正統(tǒng)思想”。事實上，“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為有關三國的各種文藝作品的基調(diào)，羅貫中只是順應廣大民眾的意愿，繼承了這種傾向。羅貫中之所以“尊劉”，并非簡單地因為劉備姓劉（劉表、劉璋也是漢室宗親，而且家世比劉備顯赫得多，卻每每遭到貶抑和嘲笑；漢桓帝、漢靈帝這兩個姓劉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撻的對象），而是由于劉備集團一開始就提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口號，為恢復漢家的一統(tǒng)天下而不屈奮斗，不懈努力，被宋元以來具有民族思想的廣大群眾所追慕；另一方面，這個集團的領袖劉備的“仁”、軍師諸葛亮的“智”、大將關羽等人的“義”，也都符合羅貫中的道德觀。這兩方面的原因，使得羅貫中把劉備集團理想化而予以熱情歌頌。另一方面，羅貫中之所以“貶曹”，是因為曹操作為“奸雄”的典型，不僅不忠于劉氏王朝，而且常常屠戮百姓，摧殘人才，作品對其惡德劣行的描寫大多于史有據(jù)，并非有意“歪曲”；而對曹操統(tǒng)一北方的巨大功績，對他在討董卓、擒呂布、掃袁術、滅袁紹、擊烏桓等重大戰(zhàn)役中所表現(xiàn)的非凡膽略和智謀，羅貫中都作了肯定性的描寫，并沒有隨意貶低。由此可見，“尊劉貶曹”主要反映了廣大民眾按照“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的標準對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選擇，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對此不應作片面的理解，更不應簡單地一概斥之為“封建正統(tǒng)思想”。
3．對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jié)。
《三國演義》以很大篇幅描寫了漢末三國變幻莫測的政治、軍事、外交斗爭，總結(jié)了各個集團成敗興衰的歷史經(jīng)驗，突出強調(diào)了爭取人心、延攬人才、重視謀略這三大要素的極端重要性。董卓集團敗壞朝綱，殘害百姓，荒淫腐朽，導致天下大亂，完全是一伙狐群狗黨，混世魔王，作品便不遺余力地予以鞭撻。袁術狂妄自大，輕薄無能，既不注意延攬人才，又無明確的戰(zhàn)略目標，更不顧百姓死活，卻急于過皇帝癮，大失人心，作品也予以嚴厲批判。袁紹雖然頗有雄心，其集團一度聲勢赫赫，實力雄厚，但由于袁紹胸無偉略，見事遲緩，坐失戰(zhàn)機；不辨賢愚，用人不當，以致關鍵時刻內(nèi)訌不已；心胸狹隘，文過飾非，甚至害賢掩過，終于只能成為曹操的手下敗將，無可挽回地走向滅亡。相比之下，劉備、曹操、孫權三大集團在這三方面各有所長：劉備歷經(jīng)磨難，卻始終堅持“舉大事必以人為本”的信念，深得民心；求賢若渴，“三顧茅廬”堪稱千秋佳話；傾心信任諸葛亮，既有正確的戰(zhàn)略方針，又有靈活多變的謀略戰(zhàn)術。曹操雖然心術不正，卻也十分注意爭取人心，延攬人才，手下猛將如云，謀臣如雨；在戰(zhàn)略戰(zhàn)術上，他也高出同時諸雄。孫權手下也是人才濟濟，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任統(tǒng)帥均為一時之杰，而且有著明確的戰(zhàn)略目標。因此，在眾多政治軍事集團中，劉、曹、孫三大集團得以脫穎而出，形成三分鼎立的局面。
4．對理想道德的追求。
在藝術地再現(xiàn)漢末三國的歷史，描繪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時候，羅貫中不僅表現(xiàn)了對國家統(tǒng)一、清平政治的強烈向往，而且表現(xiàn)了對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在這里，他打起了“忠義”的旗號，把它作為臧否人物、評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標準。通觀全書，有許多謳歌理想道德的動人故事。為了忠于“桃園之義”，關羽不為曹操的優(yōu)禮相待所動，毅然掛印封金，千里跋涉，尋訪兄長；為了維護兄弟情義，劉備不顧一切地要為關羽報仇，甚至寧可拋棄萬里江山；為了報答劉備的知遇之恩、托孤之重，諸葛亮殫精竭慮，南征北伐，不屈不撓，死而后已……當然，對“忠義”這一概念要作具體分析。作為封建時代具有一定進步傾向的文人，羅貫中的“忠義”觀不可能越出封建思想的藩籬，但也確實融合了人民群眾的觀念和感情。他的所謂“忠”，常常指一心不貳地為封建王朝奔走效勞，甚至只是為某一集團的領袖賣命捐軀；但也常常指對國家、民族的忠貞不二，對理想、事業(yè)的矢志如一，鞠躬盡瘁。他的所謂“義”，用在政治原則上，有時是封建綱常的代名詞，有時又是堅持真理、鞭撻邪惡的同義語；用在人際關系上，往往以個人恩怨為轉(zhuǎn)移，但也常常指對平等互助、患難相依的真誠追求……這種犬牙交錯的狀況，使得《三國演義》的“忠義”呈現(xiàn)出復雜的面貌；但就主導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華民族傳統(tǒng)的價值觀、道德觀中積極的一面，值得后人批判地吸收。
《三國演義》的思想內(nèi)容如此豐厚，那么，它的主題是什么呢？我認為，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向往國家統(tǒng)一，歌頌“忠義”英雄[1]。
就這樣，向往國家統(tǒng)一的政治理想，構(gòu)成了《三國演義》的經(jīng)線；歌頌“忠義”英雄的道德標準，構(gòu)成了《三國演義》的緯線。二者縱橫交錯，形成《三國演義》思想內(nèi)容的坐標軸。羅貫中依靠這兩大坐標軸，把歷史評價與道德評判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使作品達到了難能可貴的高度和深度。
二、“桃園結(jié)義”的核心價值是什么？
《三國演義》第1回寫到漢靈帝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爆發(fā)時，劉備先后結(jié)識了張飛、關羽兩位豪杰，三人情投意合，認識次日便舉行了膾炙人口的“桃園結(jié)義”。
應該指出，這個情節(jié)是虛構(gòu)的?！度龂?#183;蜀書·關羽傳》寫道：“先主于鄉(xiāng)里合徒眾，而羽與張飛為之御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tǒng)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同書《張飛傳》也寫道：“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shù)歲，飛兄事之。”這兩條記載，只是說張飛把關羽當作哥哥看待，二人忠心耿耿追隨劉備，而劉備對他們也十分親近，“恩若兄弟”；但并沒有說三人正式結(jié)拜為兄弟。宋元以來，通俗文藝對“恩若兄弟”一語加以增飾渲染，逐漸形成“桃園結(jié)義”故事。元代的《三國志平話》中有《桃園結(jié)義》一節(jié)，元雜劇也有無名氏撰的《劉關張?zhí)覉@三結(jié)義》。正是在此基礎上，羅貫中在《演義》中設計了“桃園結(jié)義”這一情節(jié)。由于它是“恩若兄弟”這個史實的合理延伸與發(fā)揮，符合人物的性格邏輯，也符合讀者的接受心理，因而得到廣大群眾的認可，幾百年來，影響極大，婦孺皆知。
說到“桃園結(jié)義”，人們最容易聯(lián)想到的是誓詞中“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兩句，以為這就是劉關張結(jié)義的核心價值。其實，這只是一種表面化的認識，并未抓住問題的實質(zhì)。這兩句誓詞，僅僅表示了忠于兄弟情誼的決心，卻并未涉及結(jié)義的宗旨和奮斗目標?！姓l會把“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當作結(jié)義的目標呢？因此，它決非劉關張結(jié)義的價值追求。
那么，“桃園結(jié)義”的價值追求究竟是什么？我認為，《三國演義》已經(jīng)寫得很清楚，就是誓詞中的四句話：“同心協(xié)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其中的核心價值則是后面八個字：“上報國家，下安黎庶”。正是這八個字，使得劉關張的結(jié)義具有了崇高的政治目標，使他們不僅與董卓集團那樣害國害民的狐群狗黨有著天淵之別，與袁術集團那樣趁著亂世占山為王卻不顧百姓死活的軍閥判若云泥，也與形形色色以利相交的狹隘小集團不可同日而語。因此，“上報國家，下安黎庶”成為劉關張高高舉起的一面正義旗幟，成為劉蜀集團得人心的根本原因。羅貫中將這八個字寫入劉關張結(jié)義的誓詞，使《三國演義》中的“桃園結(jié)義”超越了一般通俗文藝，達到了新的精神境界。
由于《三國演義》的巨大影響，后世模仿“桃園結(jié)義”者甚多。滿族領袖仿效“桃園結(jié)義”，與蒙古諸汗約為兄弟，自認為是劉備，而以蒙古為關羽，從而增強了自己的實力。農(nóng)民起義、民間結(jié)社、幫會組織也往往仿效結(jié)義的形式，宣稱“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些人以某些幫會組織乃至黑社會也有這類言詞為口實，指責《三國演義》影響不好，這是一種脫離作品實際、缺乏歷史觀念的皮相之見。結(jié)義只是一種形式，關鍵在于結(jié)義的目的是什么。“桃園結(jié)義”的目標是“上報國家，下安黎庶”，農(nóng)民起義軍也采用結(jié)義方式，為的是反抗封建統(tǒng)治，與黑社會豈能混為一談？如果有人要拜把子干壞事，這就已經(jīng)與“桃園結(jié)義”的目標背道而馳了，與《三國演義》有什么關系呢？即使是現(xiàn)代社會，同為社會團體、政黨，也因其奮斗目標不同而有進步與反動之分，豈可一概而論？
可以說，對“桃園結(jié)義”的宗旨和核心價值的誤解乃至歪曲已非一日，這至少是沒有認真讀書所致。但愿我的解說能幫助讀者重視羅貫中寫得明明白白的這八個字：“上報國家，下安黎庶”。
歷史早已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今時代，人際關系應以法治為基礎，產(chǎn)生于小農(nóng)經(jīng)濟時代的“結(jié)拜”方式已經(jīng)不再適用了。不過，一個人，一個群體，如果能夠牢記并且真正實踐“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人生目標，仍然是值得尊敬的。
三、諸葛亮是“愚忠”嗎？
在《三國演義》塑造的眾多人物形象中，諸葛亮無疑是塑造得最為成功，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個?？梢哉f，他是全書的真正主角，是維系全書的靈魂。在他的諸多優(yōu)秀品格中，最突出的有兩點：一是智慧，二是忠貞。
多年來，一些人談到諸葛亮的“忠”時，每每貶之為“愚忠”。我認為，這又是一種片面之見。
什么是“愚忠”？就是對國君個人盲目的、毫無原則、毫無主見、逆來順受，因而是愚昧的“忠”。不管國君善惡如何，行事是非怎樣，一律俯首帖耳，唯唯諾諾，亦步亦趨，不敢有任何懷疑，更不敢有任何違忤；即使國君荒淫殘暴，濫殺無辜，也不敢諫阻指斥；哪怕毫無道理地殺到自己頭上，也只知說什么“天子圣明，罪臣當誅”的昏話；甚至國君腐朽亡國，仍一味追隨，以死效忠。在漫長的封建專制社會里，最高統(tǒng)治者為了一己私利，總是不斷地集中權力，不愿受到任何制約；同時又總是要求臣民對自己無條件地效忠，鼓勵愚忠。特別是專制主義惡性膨脹的明清兩代，統(tǒng)治者更是以各種手段灌輸愚忠意識，以至愚忠成為一般臣民普遍的道德信條，嚴重地閹割了民族精神，阻礙了社會進步。因此，現(xiàn)代人反對愚忠，批判愚忠，是完全應該的。
然而，任何問題都必須具體分析。盡管封建時代國君通常是國家的象征和代表，盡管封建統(tǒng)治者竭力提倡愚忠，但千百年來，總有許許多多的志士仁人，信奉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把對國家、民族的忠誠與對國君個人的盲從加以區(qū)分，在不同程度上擺脫愚忠的桎梏：或?qū)膼旱铝有杏枰耘u抵制，直言極諫；或勇于為民請命，不顧自身安危得失。即使在君權最霸道的明清兩代，也有一些思想解放者，敢于貶斥和蔑視君權；甚至像黃宗羲那樣，從根本上批判和否定君權。
那么，《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是怎樣處理與其君主劉備、劉禪父子的關系呢？認真閱讀作品就可以看到：諸葛亮確實忠于劉蜀集團；但這不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愚忠”，而是以帝王師的身份，忠于自己的理想和事業(yè)，自有其積極意義。
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把諸葛亮寫成一開始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權在握，指揮一切的統(tǒng)帥，竭力突出他在劉蜀集團中的關鍵地位和作用。他既是劉備的主要輔佐，又是劉備的精神導師：“玄德待孔明如師，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之事。”（第38回）“玄德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第39回）火燒博望后，他在劉蜀集團的指揮權牢不可破，從未受到過質(zhì)疑。每遇大事，劉備總是對他言聽計從，文武眾官也總是心悅誠服地執(zhí)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戰(zhàn)期間，他出使東吳達數(shù)月之久，劉備方面積極備戰(zhàn)，一切準備就緒后，仍然要等待他趕回去指揮調(diào)度：
且說劉玄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須臾船到，孔明、子龍登岸，玄德大喜。問候畢，孔明曰：“且無暇告訴別事。前者所約軍馬戰(zhàn)船，皆已辦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軍師調(diào)用。”孔明便與玄德、劉琦升帳坐定……（第49回）
諸葛亮的命令，誰也不能違抗。就連身份特殊的頭號大將關羽，由于違背軍令私放曹操，諸葛亮也要下令將他斬首；只是由于劉備出面說情，希望容許關羽將功贖罪，“孔明方才饒了”（第50回～51回）。這些描寫，大大超越了歷史記載，使諸葛亮始終處于劉蜀集團的核心。劉備得到諸葛亮之前屢遭挫折，而得到諸葛亮輔佐之后則節(jié)節(jié)勝利，兩相對照，讀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劉蜀集團的成敗安危，不是系于劉備，而是系于諸葛亮。
在劉備面前，諸葛亮總是直抒己見；如劉備言行不當，或正色批評，或直言勸戒，劉備則總是虛心聽從，甚至道歉認錯（惟拒諫伐吳是一例外，但隨后便“吃虧在眼前”了）；在過江招親這類大事上，他干脆代劉備作主，劉備也一一照辦。如此舉止，正反映了其“帝王師”心態(tài)，哪有一點畏畏縮縮的猥瑣？哪有一點“愚忠”者的卑微？
劉備臨終，慨然托孤于諸葛亮，并遺詔訓誡太子劉禪：“卿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劉禪即位后，謹遵父親遺命，對諸葛亮極為敬重，充分信任，“凡一應朝廷選法、錢糧、詞訟等事，皆聽諸葛丞相裁處。”（第85回）此后的十二年間，盡管他早已成年，完全可以自作主張，卻一直把軍政大權都交給諸葛亮，十分放心。諸葛亮治理蜀中，發(fā)展經(jīng)濟，與吳國恢復同盟關系，他總是樂觀其成，從不干預；諸葛亮親自南征，幾度北伐，他總是予以支持，從不掣肘（《三國演義》第100回寫諸葛亮氣死曹真，打敗司馬懿，后主卻聽信流言，下詔宣諸葛亮班師回朝，純屬虛構(gòu)）。如此放手讓輔政大臣行使職權，不疑心，不搗亂，不橫加干涉，在整個封建時代實不多見。當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時，他派尚書仆射李福前去探望，并咨詢國家大計；諸葛亮推薦蔣琬、費祎為接班人，他又虛心采納，先后任命蔣琬、費祎為執(zhí)政大臣。當諸葛亮逝世的噩耗傳來，“后主聞言，大哭曰：‘天喪我也！’哭倒于龍床之上。”（第105回）諸葛亮的靈柩回到成都，“后主引文武官僚，盡皆掛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后主放聲大哭。”（同上）不僅如此，劉禪對諸葛亮始終追思不已。諸葛亮逝世九年之后，他又招其子諸葛瞻為駙馬，后來還下詔為諸葛亮立廟于沔陽（今陜西勉縣定軍山前）。這證明他確實是真心誠意地崇敬諸葛亮。比之許多薄情寡義，功臣一死便翻臉不認人的統(tǒng)治者，這也是非常難得的。諸葛亮呢？也一直恪守“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jié)，繼之以死”的諾言，既是支撐蜀漢政局的擎天棟梁，又是擁有“相父”之尊的劉禪的精神靠山。首次北伐前，他上《出師表》，諄諄叮囑劉禪：“誠宜開張圣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第91回）而在《演義》虛構(gòu)的那個劉禪聽信流言，下詔宣諸葛亮班師回朝的情節(jié)里，諸葛亮先是戳穿“朕久不見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詔回”的托詞，指出：“必有奸臣讒譖，言臣有異志也。”接著不無憤慨地質(zhì)問：“今若內(nèi)有奸邪，臣安能討賊乎？”對此，劉禪始則“默然無語”，繼而趕快認錯：“朕因過聽宦官之言，一時召回丞相。今日茅塞方開，悔之不及矣！”（第101回）在這里，劉禪沒有君主的威風和霸道，諸葛亮則有輔臣的自尊和“恨鐵不成鋼”的遺憾，哪里像“愚忠”者在君主面前的乞哀告憐呢？
誠然，諸葛亮最終為蜀漢獻出了全部智慧和心血，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里當然有報答劉備知遇之恩的心愿，但決非不問是非的片面忠于劉備父子，其中更有興復漢室，拯救黎庶，重新統(tǒng)一全國的宏圖大志。正因為這樣，千百年來，諸葛亮的忠貞得到了人們普遍的肯定和崇敬。綜觀他與劉備的關系，既有“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的史實依據(jù)，又經(jīng)過羅貫中的浪漫主義改造，寄托了歷代有志者對“君臣遇合，誼兼師友”的理想關系和“帝王師”的人格定位的向往和追求。這實際上已經(jīng)包含了對“君尊臣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主奴關系的否定和批判。由此可見，“愚忠”二字，是扣不到諸葛亮頭上的。
綜合以上幾點，我想強調(diào)指出：在一般性的閱讀中，人們當然可以產(chǎn)生各種各樣的感受和聯(lián)想，可以別出心裁，借題發(fā)揮；其中也可能產(chǎn)生精辟之見。但在嚴格的學術研究中，則應遵循科學的規(guī)范，從作品的實際出發(fā)，力求避免主觀隨意性。只有以尊重前人，尊重作品的態(tài)度，堅持“深入底蘊，實事求是”的原則，才能切中肯綮，提出既有真知灼見，又符合作品實際的觀點，使我們的研究健康發(fā)展，不斷深入。
注釋：
[1]參見沈伯俊《向往國家統(tǒng)一，歌頌“忠義”英雄”——論〈三國演義〉的主題》一文，載《寧夏社會科學》1986年第1期；收入沈伯俊著《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