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guān)鍵字：文化空間 話語建構(gòu) 權(quán)力意識 烏托邦精神 提 要 《詩》和《春秋》都是先秦儒家士人極力推崇的文化文本。二者從實際的歷史角度看并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但是在儒家的話語建構(gòu)工程中它們卻同是儒家權(quán)力意識與烏托邦精神的體現(xiàn),有著深刻的一致性。“詩亡”與“《春秋》作”反映了從春秋到戰(zhàn)國文化空間的變化,也反映了儒家士人文化心態(tài)的變化。 《詩經(jīng)》作品在西周初年至戰(zhàn)國末期這近八百年的歷史中被廣泛使用著。其使用范圍之廣,所起作用之大,恐怕后代任何一個時期的詩歌都無法比擬。但詩的功能究竟如何?這既是個實際的歷史問題,又是個話語建構(gòu)問題。作為歷史實際,詩的確曾經(jīng)具有其獨特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功能。這種功能由于具體社會需求的不同而顯現(xiàn)出明顯的差異。作為話語的建構(gòu),詩的功能又是一種敘事的產(chǎn)物,或者說是儒家士人的烏托邦式的虛構(gòu),是一種政治策略的產(chǎn)物。后世論者不察,往往將詩的實際的歷史功能與儒家的敘事所賦予的話語功能混為一談。這里我們即從分析孟子的一段話入手來從一個側(cè)面考察一下詩的這種雙重功能的情況。 一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何謂? 《孟子?離婁下》有云:“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睂τ谶@段話,歷來注者,其說不一。趙岐注云:“王者,謂圣王也。太平道衰,王跡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于衰世也?！雹谥祆渥⒃?“王者之跡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fēng)》而《雅》亡也?！雹圳w言“《詩》亡”指“頌聲不作”,朱言乃指“《雅》亡”,均非確當(dāng)之論。道理很簡單:孟子是說“詩”亡,而非說“《頌》”亡或“《雅》”亡。然趙、朱之論,亦淵源有自。觀趙岐之意,是說頌美之詩只能產(chǎn)生于太平之世,到了衰世,就只能產(chǎn)生《春秋》這樣的“撥亂”之作了。但趙岐以“頌聲”代“詩”,這顯然不能反映“詩三百”產(chǎn)生的實際情況。其說蓋出于詩序及鄭玄著名的“變風(fēng)”“變雅”說?！对娦颉吩?“上以風(fēng)化下,下以風(fēng)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fēng)。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fēng)、變雅作矣?！雹汆嵭?“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于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fēng)》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fēng)》、《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jīng)。后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言享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后,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妒轮弧贰ⅰ睹駝凇?、《板》、《蕩》,勃而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jì)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fēng)》、《變雅》?！雹谠娦蚣班嵭苏撘喾菓{空杜撰。就《詩經(jīng)》的實際情況而言,的確存在著平和愉悅的頌揚贊美之作與憤懣激越的譏刺諷諫之作兩類。所以漢儒說詩盡歸于美刺二端,固屬偏頗,卻也不是全無根據(jù)。就理論的演變來看,則詩序與鄭玄此說應(yīng)該是本于《禮記?樂記》所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矣”之說,甚至連“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一段文辭都原封不動照搬過來③。 “正變”說雖然長期為人采信,幾為定論,但其主觀臆斷之處畢竟難以盡遮天下人之目。清人崔述嘗予以尖銳批評。他認為:盛世亦有當(dāng)刺之人,衰世復(fù)有可頌之事。不可能諷刺之詩都出于衰世,美頌之作都出于盛世。他還具體指出諸如《七月》、《東山》、《破斧》、《淇澳》、《緇衣》、《雞鳴》、《蟋蟀》等詩均不宜以“變風(fēng)”目之。他更進一步指出:詩序確言某詩刺某人、刺某事,乃是出于詩序作者將一國之詩與《左傳》等史書所載此國之事相比附而來的,他的有力證據(jù)是:詩序于《魏風(fēng)》、《檜風(fēng)》均不直指刺某君之事,乃因此二國之事《左傳》、《史記》等史書全不記載因而無從附會之故④。詩序及毛傳、鄭箋以史實比附詩義可以說是漢儒說詩的基本方式⑤。 如此看來,趙岐的“《詩》亡”即“《頌》亡”說肯定是不能成立的。 我們再來看朱熹之說。在朱熹之前亦已有持“《詩》亡”即“雅亡”之論者。王應(yīng)鱗記云:“詩亡然后《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為《國風(fēng)》,天下不復(fù)有《雅》?！洞呵铩纷饔陔[公,適當(dāng)《雅》亡之后”⑥。只是胡安國(謚文定)之說不像朱說那樣影響大而已?；蛟S朱熹是接受了胡安國的說法。觀朱熹之意,盡管他對詩序多存異議,然而這里卻是以《詩大序》所謂“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fēng);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fēng),謂之雅。”為前提的。故而他以為東周之時,王綱不振,諸侯各自為政,天下一統(tǒng)的局面不復(fù)存在,那種“言天下之事”的“雅”詩就因失去了存在的條件而衰亡了。在他看來,只有這樣的解釋方能將“王者之跡熄”與“詩亡”聯(lián)系起來。然而這種解釋同樣是不能成立的?？础睹献印芬?固然多為《雅》、《頌》之屬,但亦非不引《國風(fēng)》①。所以在孟子的心目中“詩”包括“十五《國風(fēng)》”在內(nèi),當(dāng)無可置疑。如此則不能說“詩亡”僅指“《雅》亡”。 那么究竟應(yīng)該如何理解“詩亡”呢?對這個問題清人的見識遠較前人為高。朱駿聲認為“王者之跡熄”之“跡”字乃是“”字之誤,“”即指“人”,又稱為“遒人”,乃天子使于各國振木鐸以采詩者。按照朱駿聲的意思,則“王者之跡熄”是指西周采詩制度的毀壞,因此“詩亡”并非指無人作詩,而是說詩不再為王室所收集。清人持此論者甚多。成左泉《詩考略》引方氏云:“大一統(tǒng)之禮莫大于巡狩述職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跡熄。不巡狩則太史不采詩獻俗,不采國風(fēng)則詩亡矣”。又引尹繼美《詩管見?論王篇》云:“詩有美刺可以勸戒,詩亡則是非不行。且詩之亡,亦非謂民間不復(fù)作詩也,特其不復(fù)采詩爾”②。這種解釋顯然較之“頌亡”、“雅亡”之說更近情理。 基于清人的見解我們可以對“王者之跡熄而詩亡”的含義做進一步的闡釋了?！巴跽摺笔侵腹糯ネ?。具體言之則是指“三代”的開國君主,即夏禹、商湯、周文武。孟子嘗謂:“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zhí)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雹塾纱思粗献有哪恐械摹巴跽摺敝浮５沁@里的“王者”又并非實指禹、湯、文武,而是指西周那些基本上遵奉文王、武王、周公治國之術(shù)的歷代君主。更準(zhǔn)確地說是指奉行“仁政”或云“王道”的君主們———他們實際上已經(jīng)是儒家士人社會烏托邦的代表者,是話語建構(gòu)的產(chǎn)物了。“王者之跡”直接的表層含義即如清儒所言,乃是指西周采詩制度。但即使沒有朱駿聲所說的文字之誤,同樣可以說通———“王者之跡”的字面意思就是指天子的蹤跡,即是指的天子的巡狩采詩活動。《禮記?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冬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fēng)?！雹芄识巴跽咧E”直接的意思就是天子巡游天下以觀民風(fēng)之活動。 但如果聯(lián)系儒家的話語建構(gòu)工程來看,則“王者之跡”就有了更廣泛的含義。在先秦儒家的心目中,“三代”之治是美好的社會政治形態(tài)。這種觀念自然是激于現(xiàn)實社會的動蕩不寧而產(chǎn)生的。他們依據(jù)往代遺留的一些歌功頌德的文字和有關(guān)典章制度的記載,按照自己的意愿將古代描繪為一種理想的社會形態(tài),以此來寄托自己對現(xiàn)實的絕望與尋求超越的強烈愿望。他們以自己的價值觀念來書寫古代歷史,同時也就將歷史敘述為儒家價值理想的范型。例如和孟子同時的燕國大夫郭隗在勸燕昭王招賢時對古代君主就有“帝者”、“王者”、“霸者”的區(qū)分⑤,這顯然不是歷史事實的敘述,而是一種價值層級的建構(gòu)。越古的就越崇高,越近的就越卑下———這是儒家從自己的價值觀出發(fā)進行歷史敘事的基本原則之一。這樣就建構(gòu)起了一種混合了價值評判與歷史事實的獨特的歷史敘事話語。在這種話語中,價值評判居于主導(dǎo)地位,它可以使歷史事實成為表達政治觀念的工具。在孔子和孟子的價值譜系中,堯、舜的地位高于“三王”;“三王”的地位又高于“五霸”;“五霸”的地位則高于任何現(xiàn)實的君主?？鬃诱f:“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這是說堯是直接效法于天的,其功業(yè)文章都是至大至偉,后人無法企及的。至于“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則是有才德的好君主而已①。“三王”之所以值得稱道,正在于他們承襲了堯舜之道。 然而堯舜盡管至善至美,他們究竟如何治理天下卻是無從知曉的了。即使夏商二代的典章制度,由于文獻不足之故,也已無法詳知。唯有西周去今未遠,文獻足備,是今日君主效法的最好楷模。所以孟子所謂“王者之跡”實際上是指他心目中周文王、武王、周公所確立的美好政治制度。這種制度從基本精神上來說即是“仁”,從政治措施上說則是“仁政”,這才是孟子所言的根本之處。堯舜“三王”則不過是“仁”與“仁政”的象征符號而已。孟子嘗言:“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說:“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②至于采詩觀風(fēng)則不過是“仁政”的一個更具體的措施而已。 “詩亡”之義誠如清儒所說,并不是說不再有人作詩,而是說不再有采詩之制。但清儒并未完全明了孟子的深層意思。先秦儒家,從孔子到孟子,一直全力以赴地致力于通過對西周遺留的文化典籍的重新闡釋來建構(gòu)完整的社會價值系統(tǒng),從而達到恢復(fù)社會秩序的目的?！霸娙佟鼻∏∈沁@些文化典籍中最具有闡釋空間的一部分。事實上,從孔子開始,儒家思想家就已經(jīng)開始借助整理、教授、引用、解釋等方式對“詩三百”進行價值的賦予了。關(guān)于詩的言說始終是儒家進行話語建構(gòu)的重要方面。由此觀之,孟子所關(guān)心的并不是采詩制度本身的有無,而是詩作為一種獨特的話語形式是否還能夠發(fā)揮其應(yīng)有的作用。所以“詩亡”的真正意思是詩失去了往昔在政治、倫理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由于詩的功能與“仁政”直接相關(guān),因而詩的功能的喪失就成為“仁政”毀壞的重要標(biāo)志,這才是孟子痛心疾首的事情。就“王者之跡”與“詩”的關(guān)系來看,前者可以說是后者產(chǎn)生、傳播、實現(xiàn)其功能的現(xiàn)實必要條件,它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空間,只有在這種文化空間之中詩才是有意義的言說方式。否則詩也就會像那些大量的民間歌謠一樣,自生自滅,只能宣泄某種情緒,根本不具有任何的社會政治功能。反過來看,詩又是維護和鞏固其賴以存在的文化空間的重要手段。故而,“王者之跡熄”則必然導(dǎo)致“詩亡”;而“詩亡”也就成為“王者之跡熄”的象征。孟子此說給我們的重要啟示是:在西周乃至春秋時期,詩這種言說方式之能夠進入到官方意識形態(tài)話語系統(tǒng)以及詩的實際功能的演變,均與“王者之跡”這一特定的文化空間直接相關(guān)。 當(dāng)然,孟子的說法只是在儒家的話語建構(gòu)工程這一語境中才具有某種真實性,它并不一定完全等同于歷史的真實。詩究竟為何而作,西周乃至春秋時期詩究竟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都還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詩的興滅與王政得失的關(guān)系問題,從不同的角度出發(fā)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結(jié)論來。例如道家認為:“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对姟贰ⅰ洞呵铩?學(xué)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dǎo)于世,豈若三代之盛哉!”①此與儒家之說恰好相反。蓋以道家之學(xué)觀之,真正盡善盡美之世并不需要有詩文之類來揚善抑惡、評判是非。一切都是自然而然,默默運作。只是到了大道缺失之時,才會產(chǎn)生這些人為的東西來彌補,而這種彌補實際上是無濟于事的。道家的這種見解當(dāng)然也不是歷史的事實,同樣是一種話語建構(gòu)的產(chǎn)物。儒道兩家這樣迥然不同的說法恰可證明同一歷史現(xiàn)象完全可以成為不同話語建構(gòu)的共同資源。所以對于這樣的研究對象,我們不僅要指出其與歷史事實的區(qū)別,而且應(yīng)該揭示其何以會被如此建構(gòu)的邏輯軌跡。 對于孟子“王者之跡熄而詩亡”之論,現(xiàn)代學(xué)者往往輕率否定,鮮有能夠發(fā)掘其隱含意義者。例如錢玄同就不明白《詩》與《春秋》究竟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他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之說實在不通?！对姟泛汀洞呵铩返南到y(tǒng)關(guān)系無論如何說法,總是支離牽強的?！雹谟诸欘R剛批評孟子此說云:“他只看見《詩經(jīng)》是講王道的,不看見《詩經(jīng)》里亂離的詩比太平的詩多,東周的詩比西周的詩多。”③以歷史的事實觀之,錢、顧二人的批評當(dāng)然是不錯的,但這是任何一個讀過《詩經(jīng)》和《春秋》的人都不難發(fā)現(xiàn)的事情。這里的關(guān)鍵不在于孟子所說與事實有明顯的出入,而在于何以會有這種出入。以孟子對《詩》與《春秋》的熟知,他難道不知道“詩三百”中有許多刺世諷諫之作嗎?他難道不知道“詩三百”作為歌詠之辭、言志之作,與《春秋》這樣的歷史敘事有著諸多的差異嗎?他為什么還將二者聯(lián)系起來呢?實際上對于學(xué)術(shù)研究來說,值得追問的問題正在于此。下面我們就依據(jù)話語建構(gòu)和歷史事實的聯(lián)系與差異,考察一下孟子將《詩》與《春秋》聯(lián)系起來究竟意味著什么? 二 “詩亡然后春秋作”何謂? 錢玄同先生對孟子之說的質(zhì)疑是有道理的:《詩》與《春秋》有何必然的關(guān)聯(lián)?為什么“詩亡然后《春秋》作”?如果從一般歷史事實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我們自然會感到孟子之說實在是“牽強”得很,甚至難以索解。即從今天的學(xué)科分類角度看,《詩經(jīng)》是詩歌總集,內(nèi)容以抒情為主;《春秋》乃史書之屬,只是記事。二者亦如風(fēng)馬牛,難以湊泊一處。然而,我們只要聯(lián)系先秦儒家的話語建構(gòu)工程這一特定的言說語境孟子言說的內(nèi)在邏輯就昭然若揭了。正是這種言說語境或云文化空間為孟子提供了言說的動力與規(guī)則,同樣也為我們對孟子的闡釋提供了恰當(dāng)?shù)囊暯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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