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日很少看電視，即便偶爾看看，一般也不會選擇央視——無他，我只是一個俗人，對于那些崇高或偉大的或貌似崇高或偉大的玩意兒，一向提不起任何興趣。因此，對于那些電視臺——尤其是央視——節(jié)目主持人的面孔，往往非常陌生。甚至在倪萍正當(dāng)紅的時候，好長一段時間，我都分不清誰是倪萍誰是楊瀾。而且，盡管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書癡，卻幾乎不讀49年后中國作家與中國學(xué)者寫的任何東西。因了以上兩個原因，如果不是朋友的極力推薦，倪萍的《姥姥語錄》很難進(jìn)入我的視野，但翻閱了《姥姥語錄》之后，則不由得喜歡上了書中描述的那位不識字的老太太。
喜歡姥姥，并不表示倪萍的《姥姥語錄》寫得有多好。實際上，《姥姥語錄》寫得俗不可耐——那么好的題材，都被倪萍有意或無意的做作、賣弄、說教與炫富給糟蹋了。憑心而論，倪萍是一個不錯的故事講述者。本來，《姥姥語錄》只要老老實實地講述姥姥的故事也就盡夠了，或許是長期當(dāng)央視主持人落下的壞毛病罷，她偏偏畫蛇添足地在其中加入了很多帶有明顯的央視主持詞風(fēng)格的評論和感慨，而且還要經(jīng)常不失時機(jī)地向讀者炫耀一番自己多么有能力、多么有錢——她可能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這些敗筆大大地削弱了她所講述的故事的感染力。不可否認(rèn)，倪萍在書中表露出來的孝順確實不乏真情的流露，可在一定程度上，卻也不能不說，這種孝順在她似乎成了一種隱蔽的自我賣弄和自我炫耀的手段。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倪萍是一個相當(dāng)缺乏自信的人——她的內(nèi)心并非是圓滿自足的，所以需要不停地通過金錢、地位之類外在事物的展示，來確證自身的價值。
就算如此，《姥姥語錄》仍然是一本值得閑時翻一翻的書。所謂“吹盡狂沙始到金”，睿智的讀者們只有洗盡倪萍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涂抹在《姥姥語錄》上的鉛華，才能見到《姥姥語錄》的真價值。姥姥雖是一位大字不識半個的鄉(xiāng)下老太太，但其見識，其待人接物，則大有識文斷字的人們所不能及者。俗云，“人生識字糊涂始”。文字出現(xiàn)后，雖然大大地拓寬了人類間接經(jīng)歷的范圍，卻也使人類與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間的隔膜越來越大。文字記錄的知識，僅僅只是前人應(yīng)對其生活世界中種種不確定性的智慧的結(jié)晶，雖然前人成功或失敗的經(jīng)驗盡可以借鑒，然世易時移，A時A地有效的應(yīng)對之法到了B時B地卻未必同樣有效，故這些經(jīng)驗在前人為不隔，在后人則為隔。若膠柱鼓瑟，執(zhí)著于前人之法而不知變通，則前人的成功經(jīng)驗適足以成為后人成功應(yīng)對生活中種種不確定性的障礙。因此，知識與智慧是兩碼事，知識只是前人智慧的結(jié)晶，而怎么不為前人的智慧所累而使前人的智慧為我所用，所體現(xiàn)的則是后人的智慧——“紙上得來終覺淺，須知此事當(dāng)躬行”，是之謂也！
剔除掉倪萍加于其上的蛇足的《姥姥語錄》也是姥姥的智慧之結(jié)晶，這種智慧既來自于姥姥自身的生活經(jīng)歷，也來自于幾千年來沉淀在中國民間社會的傳統(tǒng)生存智慧。姥姥在說出她的智慧語錄時，幾乎是脫口而出，毫不著力；可倪萍在寫《姥姥語錄》時，卻是擺足了架子，就像跑江湖賣藝的人在打拳之前總是要來一個起手式，告訴觀眾我要開始打拳了——這種表演的意識貫穿了整本書的始終。同樣的話，在姥姥的口里說出來，是自然流露，因其有切身的體會，故不隔；可倪萍自作聰明地一評論，就顯得非常地做作，因為盡管她是姥姥的外甥女，但姥姥的智慧終是外在于她的東西，并沒有與她的生活和生命融為一體。
姥姥是個俗人，卻絕對不是一個俗氣的人；倪萍或許自以為是一個不俗的人，卻是一個俗氣透頂?shù)娜恕＠牙训目蓯?，在于她是一個真人——做事認(rèn)真，待人真誠，活得真實；倪萍的可厭，在于她是一個偽人假人，卻又不自知其偽與其假。讀《姥姥語錄》而贊倪萍，并為她拋出的煙幕彈所迷者，愚者也，妄人也；讀《姥姥語錄》而喜姥姥，能活用且不執(zhí)著于姥姥的智慧者，智者也，真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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