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波蘭電影大師安杰伊·瓦伊達去世，享年90歲。他一生執(zhí)導49部電影，1996年和2006年兩獲柏林電影節(jié)終身成就獎，1998年獲威尼斯電影節(jié)終身成就獎，2000年獲奧斯卡終身成就獎。
早期的“戰(zhàn)爭三部曲”——《一代人》、《地下水道》和《灰燼與鉆石》已成傳世經(jīng)典，2007年執(zhí)導的《卡廷慘案》仍寶刀不老。始終堅持記錄波蘭歷史的他，也因此被稱為“波蘭良心”。
波蘭在歷史上曾飽經(jīng)苦難，但它也是自治和憲政傳統(tǒng)最為悠久的國家之一。不被專制所束縛的自由，始終堅持的抗爭，都令我著迷。至于波蘭電影，亦是難能可貴，即使在冷戰(zhàn)鐵幕之下，波蘭電影人仍可戴著鐐銬跳舞，在五六十年代拍出無數(shù)佳作。
2015年，我曾拜訪波蘭古城羅茲。這座城市于1332年首見記載，1820年成為紡織重鎮(zhèn)，在一戰(zhàn)前夕甚至成為當時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工業(yè)城市。如今，它則是波蘭的電影中心。
二戰(zhàn)期間，德軍曾在羅茲設立猶太貧民區(qū)，許多猶太人從這里被送往集中營并遭屠殺。1945年1月，蘇軍進入羅茲，但等待波蘭人的并非解放，而是又一輪屠戮。蘇軍奸淫婦女，抓捕堅持抵抗納粹、效忠流亡政府的抵抗者。其后，又是數(shù)十年的鐵幕。這一切都印證了那句波蘭老話：“如果德國入侵波蘭，那么波蘭喪失的是領土；如果是俄羅斯入侵波蘭，那么波蘭則會喪失靈魂。”
在這座城市里，有一座以192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弗瓦迪斯瓦夫·萊蒙特之名命名的廣場。他在羅茲附近的村落出生，死后葬于華沙。
萊蒙特具有波蘭人特有的歷史感，他的作品也以歷史為母體。他曾以1794年的華沙起義為題材，創(chuàng)作了長篇三部曲《一七九四年》，描述波蘭衰敗和被瓜分的經(jīng)過，最后一卷《起義》寫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德國占領下的華沙，更具現(xiàn)實指向。1922年，他創(chuàng)作了《挑戰(zhàn)》，以隱喻手法揭示蘇聯(lián)1917年革命的暗面。
萊蒙特的小說曾被安杰伊·瓦伊達改編為電影，當時，也就是上世紀50年代中后期，“波蘭電影學派”正在興起。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除安杰伊·瓦伊達外，還有安杰伊·蒙克和耶日·卡瓦萊羅維奇等人，他們均以現(xiàn)實主義作品見長，直指二戰(zhàn)和民族問題，贏得了世界聲譽。即使到了60年代，政治窒息蔓延到電影界，導演們在政治壓力下失去創(chuàng)作自由，波蘭電影仍時有名片。
在這輝煌歲月里，羅茲國立電影學院始終是波蘭電影的中心。這所大學成立于1948年，“波蘭電影學派”在此發(fā)端，安杰伊·瓦伊達就曾在此求學。其后又孕育出了大批世界級電影人，最知名的當然是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和羅曼·波蘭斯基。
但即使是這兩位名震世界影壇的大師，在面對安杰伊·瓦伊達時，也得尊稱一聲“前輩”。多年前，當我還穿梭于廣深兩地的淘碟圣地狂購DVD時，就曾見到一張安杰伊·瓦伊達的處女作《一代人》，封套上印著一句話，大意是“超越《紅白藍》三部曲導演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的一代電影大師”。
但1955年的《一代人》，仍然未能沖破主旋律桎梏，它以意識形態(tài)作為底色，主人公們既要與德軍作戰(zhàn)，又要和波蘭國內(nèi)的反動軍隊作戰(zhàn)——可這些所謂的反動軍隊后來都被平反，他們是真正的波蘭英雄，因此才被蘇軍視為控制波蘭的絆腳石，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在當時，這部片子也遭遇批判，主流觀念認為片中英雄不夠高大全，反而強調(diào)個人理想，并時常流露恐懼心理，而這一切人性化的表現(xiàn)在當時都被視為資產(chǎn)階級的虛無主義。
在安杰伊·瓦伊達的“二戰(zhàn)三部曲”中，《一代人》算是初試啼聲，但藝術水準相對最弱。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下水道》，則講述1944年華沙起義最后時刻的故事，一群抵抗者發(fā)現(xiàn)被德軍包圍，而唯一逃生之路就是下水道。可是，當幸存者爬出下水道時，眼前卻是斷垣殘壁，他只好又回到骯臟黑暗的下水道。
在絕望的鋪陳中，安杰伊·瓦伊達告訴觀眾們一個事實：華沙起義的抵抗者，死于蘇聯(lián)的政治出賣之下，一切就如下水道般臟臟。那是1957年，他所做的這一切，都需要勇氣與良心。他要將歷史這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恢復原本的樣子，但又要在嚴厲的文藝審查中順利通過。所以，他需要沉默，需要克制，但又不能放棄暗示。
三部曲中藝術成就最高的，當屬《灰燼與鉆石》，有人甚至將之列入影史最佳影片之一。這部片子不僅在技巧上更加圓熟，還體現(xiàn)了安杰伊·瓦伊達本人的思想歷程。他告訴了所有波蘭人：二戰(zhàn)雖已結束，但波蘭并未自由，無非是統(tǒng)治者從德國變成了蘇聯(lián)而已。
也正是這部片子，被許多影評者視為“波蘭精神”的最好體現(xiàn)。那么，什么是“波蘭精神”，有人說那是“糾結、矛盾和無以倫比的魅力”，即使在絕望中，這種精神仍然能夠帶來生機。
也是在去年，當我在波蘭首都華沙流連時，曾驚嘆它的溫柔之美。老城靜靜立于維斯瓦河畔，城墻蜿蜒、街巷秀美。二戰(zhàn)后，華沙已成廢墟，波蘭人憑借著老照片、舊資料和圖紙，將老城恢復原狀。爆發(fā)在這里的華沙起義，一度曾被人譏諷為“集體自殺”，斯大林更是將之誣為“由錯誤路線和資產(chǎn)階級領導的失敗運動”，可它其實是波蘭精神的最好體現(xiàn)——面對恐懼，我們可以懦弱，可以糾結，但我們終將抗爭，就像波蘭國歌的名字那樣——《波蘭沒有滅亡》。
華沙起義爆發(fā)于1944年8月1日。那一天，占領華沙已經(jīng)五年的德軍突然發(fā)現(xiàn)，波蘭人在街頭消失了，子彈從四面八方射來。他們無法相信，數(shù)十萬波蘭人竟然在同一時刻投入了戰(zhàn)斗。此時，蘇軍早已包圍德軍，但卻抱著漁翁得利的心態(tài)坐視華沙城內(nèi)的戰(zhàn)事。
德軍在初期的被動后開始反撲，孤立無援的起義軍只能用少量輕武器甚至棍棒、磚塊，與擁有飛機、坦克和重炮的德軍戰(zhàn)斗。經(jīng)過兩個月苦戰(zhàn)后，起義軍彈盡糧絕，起義宣告失敗。出于報復，希特勒下令將華沙從地圖上抹去。
靠炸藥和火焰噴射器，德軍抹平了華沙城區(qū)85%以上的面積，死者不計其數(shù)。而在整個二戰(zhàn)中，波蘭有22%的人口為國家獨立而獻身，這個比例為參戰(zhàn)國中之最高。
《下水道》尾聲的其中一幕便是巧妙的隱喻，黛西帶著受傷將死的男友，從下水道來到維斯瓦河邊，卻發(fā)現(xiàn)出口被鐵柵欄焊死了。黛西讓男友閉上眼睛，靠在自己身上，向他講述陽光下的一切：她看到了河水，看到了草地。男友閉著雙眼說：“那我們就去那里吧！”可是，他們無法過去。
看到影片的波蘭人都知道，河對岸便是曾經(jīng)許諾援助他們的蘇軍的駐地。安杰伊·瓦伊達在接受采訪時以這樣一句話詮釋這個片段，影射丑惡的蘇軍：“朋友就在河邊，可是他們不過來?！?/p>
由波蘭流亡政府支持和發(fā)動的華沙起義并不僅僅針對納粹德國，它還有另一個政治目的：搶在蘇軍之前解放華沙，以避免波蘭被蘇聯(lián)占領和操控的命運。所以，華沙起義的失敗，意味著波蘭人的悲劇并未就此結束，安杰伊·瓦伊達的三部曲正是沿著這一時間譜系而行。
進入波蘭的蘇軍，每至一地便對曾和他們一起與納粹作戰(zhàn)的波蘭抵抗軍予以誘捕、繳械、解散甚至屠殺。直至進入廢墟般的華沙，波蘭已被蘇軍牢牢控制，而波蘭抵抗者——那些在二戰(zhàn)中拿起武器抵抗納粹的社會精英，也在德軍和蘇軍的兩次屠戮后喪生殆盡。蘇聯(lián)正是要通過這樣的大清洗，“給波蘭這頭奶牛套上蘇維埃的馬鞍”。
《灰燼與鉆石》便是描繪這一時期的歷史。它發(fā)生于德國宣布投降的那一天，即1945年5月8日。波蘭隨即進入自相殘殺狀態(tài)。片中有親蘇勢力，也有本土自由派，二者水火不容。屬于本土自由派的主角厭倦殺戮，但又不得不為之。心愛的女子是他心中的鉆石，但他自己卻注定是斗爭中的灰燼。而且，即使他的任務成功了，仍然無法阻止親蘇勢力控制波蘭，而他本人也在自以為自由將至的喜悅中被警察擊斃。而在片子結尾，各種政治勢力實現(xiàn)妥協(xié)，隨著舞曲響起，“新政權”誕生了。
那么，他失敗了嗎？也沒有，在歷史的長河中，你往往要等待幾十年甚至數(shù)百年，才會見到真正的贏家。蘇聯(lián)控制波蘭后，便發(fā)現(xiàn)這個國家并不容易控制，震驚世界的波茲南事件便讓蘇聯(lián)見識到了波蘭人的頑強。
也正因此，在冷戰(zhàn)期間，蘇聯(lián)對波蘭相對放松，不敢逼之過緊。而波蘭的地下運動始終沒有停息，尤其是在若望·保祿二世當選教宗并回訪波蘭后，更震動了整個東歐世界。東歐劇變后，波蘭終于走上了又一條復國之路。
東歐劇變帶給波蘭的，不僅僅是擺脫了蘇聯(lián)的控制，還有歷史真相，而真相往往意味著尊嚴，它使得波蘭人無須在蘇聯(lián)篡改的歷史中被蒙蔽。1990年，蘇聯(lián)終于承認卡廷慘案是“斯大林主義的罪行”，1992年，葉利欽將卡廷事件的絕密檔案復印件轉交給波蘭，真相大白。
1939年，德國和蘇聯(lián)約定由東西兩側進攻波蘭。蘇聯(lián)在俘獲30萬波蘭軍隊后，將其中的軍官和知識分子共兩萬余人秘密處決。1943年，納粹德國在卡廷森林發(fā)現(xiàn)大量尸體，正是這群被秘密處決者。蘇聯(lián)方面則將此事嫁禍給納粹德國，直至東歐劇變后，蘇聯(lián)絕密檔案才得以公布。
當時，蘇軍處決波蘭戰(zhàn)俘的方式就是蒙眼后槍擊后腦，因此，在卡廷森林掘出的遺骸中，找不到一顆完整的頭顱。安杰伊·瓦伊達的父親也在其中，而他在2007年拍攝的電影《卡廷慘案》中，男主角的名字就叫安杰伊。
安杰伊·瓦伊達曾這樣談及這部晚年作品：
“《卡廷慘案》的創(chuàng)作動機，如同斯皮爾伯格的《辛德勒名單》，在于盡最大可能地喚醒對歷史的認知，尤其對年輕人而言。我并不擔心，電影的一些個人情感是否會使人們對《卡廷慘案》產(chǎn)生誤解。因為《卡廷慘案》的劇本基于日記和回憶錄，電影把握了幾乎所有的歷史細節(jié)，年輕人是否喜歡它，我不知道，但若他們來拍這部電影，肯定存在困難，因為他們的口味，與歷史的疏離等等。”
相比年輕時的“二戰(zhàn)三部曲”，《卡廷慘案》在技術上和光影上顯然成熟得多，但這是電影工業(yè)的進步，而非導演本人的進步。相比三部曲（尤其是《灰燼與鉆石》）的高超技巧，《卡廷慘案》顯得沉悶，加之安杰伊·瓦伊達展現(xiàn)歷史的愿望，敘事并不系統(tǒng)，影片以碎片化方式呈現(xiàn)，有一些流水賬般的拼湊痕跡。
可是，正如他所說，《卡廷慘案》的價值并不在于電影技巧，而在于對歷史的呈現(xiàn)。所以，在影片的最后二十分鐘，安杰伊·瓦伊達集中拍攝了大屠殺的場面，蘇軍如屠宰場工人一般機械地執(zhí)行屠殺，鏡頭血腥而凝固，而在這殘酷中，我們所看到的不僅僅是歷史的真相、民族之痛，還有人性之惡。
影片中的“波蘭精神”，則與昔日的三部曲一脈相承。即使在蘇聯(lián)的嚴密控制下，波蘭人仍對真相孜孜以求：有人寧可受打壓不進大學。也不肯修改父親被蘇聯(lián)人殺害的簡歷，有人寧可被捕，也要在哥哥的墓碑上寫上正確的死亡年代，但墓碑立刻被當局鏟除。
而片中最大的政治隱喻發(fā)生在開頭，那是一座迷霧剛剛散去的鋼結構大橋，兩段都出現(xiàn)了逃難的波蘭人，一邊高呼著“德國人打過來了”，另一邊則高呼“蘇聯(lián)人打過來了”。顯然，他們無處可逃。
那段歷史，在安杰伊·瓦伊達的鏡頭里總是那般無所遁形，正如他所說：“電影是一個時代的驗尸報告，它能喚醒人們沉睡的心靈?！?/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