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層的矛盾當在于伶人經(jīng)濟地位的增強，以及由此而來在社會事務上參與度和話語權(quán)的增強給其他社會群體帶來的焦慮。據(jù)咸豐年間至滬的“哀梨老人”回憶，京班初到時，頭等名角包銀每年至多不過三四千兩，庚子以后，戲價漲至每月洋數(shù)千元，中等名角每月數(shù)百，即使普通角色，亦有洋數(shù)十。被認為是社會最富裕階層的買辦，月薪多在數(shù)百元之間浮動，而供職于報社，薪水“至豐者不過銀幣四十元”，包天笑初到《時報》工作，讓他十分滿意的薪水也不過八十元罷了。至于訪員，薪水則極為微薄，“每月僅在十元以內(nèi)”。對比之下，簡直相形見絀，也難怪時有輿論，說伶人是“末等生意，上等賺錢”。
就伶人而言，投資經(jīng)營戲園實際上已使其獲得了接近于商人的身份，晚清災荒頻發(fā)，義賑的興起，乃至戲曲改良中號召伶人編演新戲以啟民智等，更是給伶人的社會參與創(chuàng)造了途徑。此前作為“賤民”，被禁止科舉入仕的他們很大程度上也失去了社會事務方面的發(fā)言權(quán)。對于伶人群體在晚清呈現(xiàn)的新貌，時《申報》評論曰：
學界有學董，商界有商董，工界有工董，而今日之伶界則又有伶董之名目發(fā)現(xiàn)。學界、商界、工界之開大會也，設局也，辦事則有干事員，議事則有評議員，演說則有演說員，而今日之戲園亦復有演藝員之名目出現(xiàn)。輝煌之銀牌，累累然滿演藝員之胸際也?！拔醾兞娼纭敝~，屢屢掛之于伶董之齒頰也。發(fā)達哉！伶界竟與工商學界相埒；熱心哉！伶董竟以維持市面之責與商董諸君分其擔任。
在上文敘述的李春來案審理過程的報道中，“紳界、商界、學界”等名詞亦頻頻出現(xiàn)。有別于傳統(tǒng)的“邊界、界限”等意，“界”在晚清開始用于表達社會群體，即西語中的集團、團體。團體的結(jié)成不只在于“集合群力”，更在于“以公益”為目的，故各團體又有開大會、設局、議事、演說等舉，積極參與公眾事務和集會。“伶界”一詞最早見于1905年科舉廢除后，新聞報道潘月樵、夏月珊創(chuàng)議榛苓初等小學堂。潘月樵即旅滬商人要求嚴懲的“淫伶”小蓮生，夏月珊則是另一位
“淫伶”夏月潤的兄弟。因配合清政府在租界的禁煙運動，編演新戲勸導戒煙，潘月樵與夏家兄弟曾獲道臺“發(fā)銀牌四面以示獎勵”，此即引文中提及的“輝煌之銀牌，累累然演藝員之胸際”。
之所以樂將“伶界”掛于齒頰，乃因該詞實際上表明了伶與學、商、工只有職業(yè)之別，而無傳統(tǒng)禮法體系中規(guī)定的等級貴賤之分，他們同屬于建立在職業(yè)意識基礎上的“業(yè)界”，實是對伶人社會身份的一種認可，也是對伶人參與公眾事務的肯定。也因為該詞所隱含的褒義，當1907年京伶王鳳卿等為救助江北水災而聯(lián)合發(fā)起“伶界義務賑濟戲會”時，某報發(fā)表評論，“駁他們'伶界’二字”，建議“改為'梨園’”。從《申報》上的這段評論可以看出，伶與學、商、工相提并論，重要事務上發(fā)揮的力量甚至可與之匹敵。
對于“伶界”的崛起，輿論給予肯定的同時,表達更多的是質(zhì)疑。如針對“伶董”的設置,《申報》認為“吾國之優(yōu)，向與娼、隸、卒并視而屏之于工商學界之外”，“泰東西之黎（梨）園子弟較吾國稍為尊重，然亦不過一技一藝之名耳；若欲援學董、商董、工董之例，而儼然自居于伶董，則雖遍考東西之黎（梨）園歷史，恐終未必有此名稱也”。甚至對于伶界與商界聯(lián)合成立南市新舞臺，亦認為“商界諸君子苦心經(jīng)營市面，大半多盡義務”，而“彼伶界之所謂熱心者”，則是為了利益。
更早一些，則是將風氣的淫靡歸咎于伶人?！耙妗鄙形闯蔀樯鐣狳c時，已有輿論批評，社會上“種種僭越，猶不為奇，奇莫奇于目下滬上優(yōu)伶妓女亦無端而一切僭越”；高彩云案發(fā)生后，輿論更是將“上海風俗之淫靡而難返”“風俗日衰，夫婦之道日苦”的矛頭直指伶人，謂其衣食出行“皆富室大賈，豪紳貴胄之起居服御也”，“上臺則獻技演劇，百般描摹淫態(tài)，下臺則結(jié)黨成群，百計勾引閨閣”，公然與“巨族遺姬、高門妙妾”相往還，“既忘乎尊卑貴賤之分，尤蔑乎禮義廉節(jié)之防”，遂使“滬瀆之澆風，為他省所罕見”。
“淫靡”與“盛世”實是“繁華”的一體兩面，當繁華對既定秩序形成破壞，處于失控狀態(tài)，即被視為淫靡。晚明如此,晚清亦是如是,尤其在華官治權(quán)受到西人掣肘的租界。將伶人說成是“風
俗日壞”的推動者，和以“淫”形容“伶”一樣，都是對這個群體的污名化。成立于1912年的“伶界聯(lián)合會”曾針對當時社會上仍然存在的“痛懲淫伶”以維持風化的論調(diào)發(fā)表聲明，其中便談到，
“風化之敗壞，關(guān)于伶人者幾何，關(guān)于非伶人者幾何”,“無論何界，均有私德不修之人”,何至見一人犯案，“遂泛指伶人為奸而欲鋤之人”；“奸騙系罪惡，伶人為職業(yè)，二者絕對不能相混”。
污名包括身體、性格、集團三種，它是一種建構(gòu)的意識形態(tài)，“用來解釋他低人一等和他所代表的危險”?！笆┪壅摺蓖ǔ\用各種歧視，“以此有效減少他的生活機會”。確切地說，伶人的污名化并不是晚清才出現(xiàn)的新現(xiàn)象。律法規(guī)定,優(yōu)伶不能隸于“凡民之籍”,凡業(yè)伶者即為地位低下的法定賤民，在穿戴、婚姻、入學、科舉等各方面受到限制，同樣也是對該群體的一種污名，只不過“施污者”是國家，并且以一種制度化了的形式。而在“淫”成為伶人的新標簽過程中，“施
污者”則是社會各界，施污的主要方式則是通過晚清的新式傳媒。
有論者認為，近代中國政治共同體形成的難局在于社會集團“各有特殊的傾向或趨勢”，“沒有一種社會結(jié)構(gòu)能夠把自我意識不斷增長的龐大的職業(yè)群體整合成具有共同利益的整體”，集團之間“爭端的最終仲裁者只能是實力”。換言之，不同集團力量的興起，乃至新的社會階層的出現(xiàn)，必然會充滿沖突，污名不過是相互之間競爭的一種結(jié)果。事實上，集團間的競爭導致對某一群體的污名在近代并不少見，尤其在移民眾多的口岸城市。社會各界對伶人群體的施污，某種程度上也正好說明，“賤民”的身份標簽對伶人的限制已逐漸失去作用，需要制造新的污名來貶低對方剛剛獲得的社會地位，限制對方發(fā)展機會，以便增強對該群體的控制。
六、余論
盡管在“淫伶”案的書寫中，伶人是失語群體，但從伶人面臨指控時所采取的應對措施，以及讞員駁回旅滬商人憑空提究“淫伶”的請求來看，伶人在晚清不再是一個以“淫縱不法”為由便可隨意逮捕處置的群體——順治年間，頻繁出入公卿宴會上的名優(yōu)王紫稼便以此為由，在未有具體指控人和犯案證據(jù)的情況下被御史李森先枷刑而死。高彩云被逮之時，同班諸伶曾延大律師小威金生（H. P. Wilkinson)為其辯護。小威金生曾向讞員提出中西官會審此案的要求，試圖利用外國領(lǐng)事進行干涉，但終因缺乏合適的理由而失敗。李春來或許借了前車之鑒，那位以春桂戲園存在洋股為由，制止將李春來送縣的洋律師，很有可能就是他事先聘請的。早在李春來被飭札提拿時，便有消息稱李“出巨資，已延律師代為剖辨”。針對“洋股”，《中外日報》認為不過是“串唆外人，挾制官長”的手段，當時的代理道臺王燮亦認為屬于“事后串弊情事”。借由“洋股”，李春來將自己變成與洋人有涉之人，為西官問案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該案能得到美國領(lǐng)事的強力干預，還與李春來的辯護律師佑尼干有很大關(guān)系。此人曾擔任過美國州參議員、美國駐日本領(lǐng)事、美國駐滬總領(lǐng)事等職。這就解釋了，為何在工部局對李春來送縣問題打算作出妥協(xié)的情況下，美國領(lǐng)事會出面阻撓，而后又支持佑尼干撤換讞員的主張，并出面與清方交涉。佑尼干還是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的會員，對中國的風俗、律法和商業(yè)有著敏銳的觀察和了解。他很清楚身份良賤對量刑的影響，所以辯護過程中，極力譴責對李春來的歧視，并試圖指出這種定罪原則有違現(xiàn)代法律精神。佑尼干對晚清正在進行的“變法修律”亦頗為關(guān)心，多次引用未獲清廷允許推廣實踐的新律，并將該案的判決上升到清廷司法改革能否落到實處，未來能否成功廢除治外法權(quán)的高度，借此給清方施加壓力。
李春來如何認識佑尼干無從得知，唯寶頤在公堂上嘲笑佑尼干為“淫伶”辯護時，佑尼干曾回應以既然“通過正常的商業(yè)程序”接手了此案，他就有權(quán)利也有義務出現(xiàn)在公堂上。原告律師幫辦費烈也表達過“律師、陪審員原本都不應出現(xiàn)在本案中，但由于被告聘請了律師，所以原告也不得不這樣做”。清末外籍律師成立的律師事務所幾乎都聘有華籍翻譯及文案，華人亦被視為潛在的客戶，在律師看來，只要對方有支付費用的能力，當事人身份的高低貴賤不在他們的考慮范圍。李春來應對這場紛爭倚賴的主要是西方的律師制度，以及對租界特殊權(quán)利格局的巧妙利用，這與同治年間最終得到朝廷赦免的楊月樓極為不同。僅從這一點來看，伶人這一群體在清末無疑是具有現(xiàn)代性的。
應當指出的是，西人對李春來案的關(guān)注和干涉，除了商業(yè)因素，最根本的動力還在于對租界華人管轄權(quán)的爭奪，這一點從《字林西報》的相關(guān)報道中可以窺見。與華文日報不同，作為刊發(fā)領(lǐng)事與大使公告的機關(guān)報（official organs）,《字林西報》遲至李春來首次會審時才對該案有所報道。當會審進程因撤換讞員風波再度中斷時，《字林西報》以讀者來信的形式發(fā)表了對該案的評論。歸結(jié)起來，主要是對會審公廨超期羈押李春來以及對李春來進行“有罪推定”的批評。來信據(jù)此指出清帝國司法制度的落后，質(zhì)疑清政府試圖通過司法改革廢除治外法權(quán)的決心和誠意。為確保租界中的每位居民，包括華人能夠得到公正審判，來信甚至主張租界中的華人互控案應該由工部局負責，而不是由會審公廨或者是清政府的其他地方衙門受理。此外，《字林西報》還回顧了此前發(fā)生的高彩林案，著重敘述了高案和李春來案類似的非法超期羈押情形，呼吁工部局等租界當局采取措施。不可否認的是，《字林西報》對李春來案的庭審報道要比華文日報詳細，補充了為華文日報省略的細節(jié)，措辭也相對客觀，但并沒有完全做到摒棄立場。
從本文所梳理的糾纏于“淫伶”李春來案中的華洋交涉過程來看，外方表現(xiàn)頗為強勢，尤其是在阻止將李春來解縣訊辦與要求道臺撤換讞員的問題上。但清政府的態(tài)度，下至公廨讞員、上海知縣，上至道臺、總督等，也并非只是一味地妥協(xié)退讓。李春來未能如外方所要求的那樣被保釋，乃至被無罪釋放，這足以說明，在會審公廨涉及租界當局利益的案件中，清政府并不是毫無發(fā)言權(quán)與決定權(quán)。在中西接觸頻繁的晚清，比李春來案復雜的華洋交涉案件不勝枚舉。從這個角度來說，該案不過是考察租界權(quán)力博弈的一個范本，呈現(xiàn)了會審公廨在清末的運作實態(tài)。本文更為重要的意義在于，通過還原李春來案的來龍去脈，揭示了“名伶”成為“淫伶”的過程。就李案而言，可以確定的是，當事人并不存在如廣肇公所、周樹奎等人指控的奸騙官妻的情節(jié)，其身陷糾紛，更多是事先謀劃、聯(lián)手炮制的結(jié)果。而該案最終能夠以虛做實，一方面離不開華文日報“一邊倒”的報道立場，另一方面，也與社會上存在已久的嚴懲“淫伶”的輿論有關(guān)。
起初，“淫伶”不過是報刊上偶爾用以形容卷入拐逃紳妾案的伶人，隨著類似案件的頻發(fā)，以及對伶人敗壞社會風氣等討論的出現(xiàn)，“淫伶”在媒體視野中出現(xiàn)的頻率越來越高，乃至于逐漸成為一種用以誣蔑和貶低伶人地位的公共話語。晚清滬上的“淫伶”案，性質(zhì)并不都是如“淫”字所暗示的伶人犯奸案，大部分案件僅憑控告人的一面之詞，并無確鑿之證據(jù)，而讞員斷案時，則會傾向于原告方。固然，“淫伶”案反映了近代變動的婚姻倫理觀念下，伶人與其他社會女性的公開交往，但同時，更體現(xiàn)了其他社會群體面對伶人作為一種新興社會力量崛起時的心理——與其說是觀念上對伶人根深蒂固的歧視，還不如說是競爭關(guān)系中產(chǎn)生的敵意。這種競爭不只體現(xiàn)在對妓女這一群體的消費，更滲透在伶人隨著經(jīng)濟實力增強而來的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僭越”，以及通過參與義賑、慈善義演、戲曲改良等社會事務所獲得的社會資本、符號資本之中。最為典型的，就是表達集團、團體之意的“界”中，“伶界”與商、工、學等社會各界相提并論。
誠如岸本美緒所言，身份關(guān)系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骨干，從來都是時人強烈關(guān)注的對象。用
“淫”指稱伶人群體，可以視為其他社會群體應對這種秩序紊亂時所采取的一種策略，亦即對伶人施加新的污名。這在客觀上正好說明了，伶人在晚清實際的身份地位，和清代禮法體系中對伶人身份地位的安排已經(jīng)有了較大的差距。從本質(zhì)上說，現(xiàn)實生活中的身份地位由主體對經(jīng)濟（財富）、文化（如教育、品位）、社會（社會關(guān)系乃至政治權(quán)力）等資本和資源的占有所構(gòu)成，清雍正年間雖然廢除了樂戶等賤籍，但卻從法律上確立了以所從事的行業(yè)區(qū)分良賤的原則。從這一角度來說，仍然從事著“賤業(yè)”，為法律所阻隔在四民之外，無法通過科舉進入官員階層的伶人身份地位的變動，也說明了晚清時期，科舉功名以外的其他社會資源對決定階層身份地位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
通過本文的論述還可以指出，晚清以降士人與伶人之關(guān)系，不只是從“護花人”到“知音”的轉(zhuǎn)變。無論是紳商還是洋場才子，伶人與他們既存在合作，更存在競爭的一面。此外，伶人身份地位的提高，也并不是民國年間梅蘭芳訪美，獲得榮譽博士學位，“四大名旦”的崛起等事件一蹴而就的，伶人身份轉(zhuǎn)型的故事，在晚清便已經(jīng)開始。
本文轉(zhuǎn)載自《學術(shù)月刊》2019年第4期，注釋從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