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蔡京皆以書法名世。書法史上所列宋四家,只說是蘇、黃、米、蔡,至于“蔡”為何人并無具體所指,以致后人常為之大惑。多數(shù)人都習慣性地認為宋四家即指蘇軾、黃庭堅、米芾和蔡襄。然而,宋四家中,蔡襄最為年長,書法成就也堪稱“本朝第一”、“獨步當世”(蘇軾語)卻名列最后,讓人生疑。那么,究竟“蔡”是指蔡襄還是指蔡京呢?
關于此,有兩種說法。一說“蔡”本為蔡京,后改為蔡襄。如明人王紱在其《書畫傳習錄》中記載:“世稱宋人書,則舉蘇、黃、米、蔡,蔡者謂京也,后世惡其為人,乃斥去之,而進端明書焉。端明在蘇、黃前,不應列元章后,其為京無疑矣。”與之同朝的孫礦和張丑也有相似看法。孫鑛認為:“……宋四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之以君謨,則前后輩倒置,恐君謨不甘……?！睆埑笠舱f,“宋人書例稱蘇、黃、米、蔡,蔡者謂蔡京也,后世惡其為人,乃斥去之,而進君謨書焉。君謨在蘇、黃前,不應列元章后,其為京無疑矣。京筆法姿媚,非君謨可比也?！比硕颊J為“蔡”本為蔡京。與上述說法一致的還有董其昌、鄭板橋、朱和羹等。
另一說則認為“蔡”本指蔡襄。如清人楊賓認為,“宋四家書,本號蘇、黃、米、蔡,后以蔡京當國,而亦以書名,遂以京易人。后以京小人,而書又無骨,仍以君謨易之,皆非三家同時出。”按楊氏之說,宋四家中的“蔡”本指蔡襄,可能以為蔡襄資歷老、名氣大、書藝高,他才更有資格列入。但因蔡京“當國”,權勢遮天,有人便偷梁換柱,輕易將“蔡”換為“蔡京”了。
蔡襄書法師承晉唐。其行草多取法魏晉及二王,楷書則出于顏真卿。對蔡襄書藝,歷來評價甚多。黃庭堅認為:“君謨《渴墨帖》仿佛似晉宋間人書,乃因倉卒忘其善書名天下,故能工耳?！薄熬冋?、行簡札,能入永興(虞世南)之室也?！辈滔宓男袝喾ㄎ簳x,謹小慎微,恪守傳統(tǒng),由其行書《腳氣帖》、《中間帖》等即可見得。因此啟功先生指出:“蔡襄……行草書手札宜若可以舒展自如矣,而始終不見自得之趣,亦不成其自家體段?！?/span>
如果說蔡襄在行書方面是以對傳統(tǒng)的繼承為主的話,那么,他在草書方面卻有所創(chuàng)新。沈括說他善于“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于飛白,亦自成一家?！辈滔宓目瑫?雖也如顏書那樣,精研點畫,嚴守法度,但相較其行書而言,則更趨保守。所以當蘇軾認為“蔡君謨?yōu)榻赖谝弧钡耐瑫r,也指出其“大字不如小字,草不如真,真不如行”。坡公論襄,此當為是?，F(xiàn)代書法理論家侯鏡昶先生說,“宋人學顏,當推蔡襄為第一。然蔡書雖佳,終不脫唐書流風。真正的宋書,乃為蘇黃米所開創(chuàng)?！边@些說法與米芾說的“蔡襄勒字”一樣,也凸現(xiàn)了蔡襄書風的乏“意”,未能彰顯個面目。
蔡京的書法師承,正如其子蔡絳所言:“(蔡京)始受筆法于君謨,既學徐季海。未幾棄去,學沈傳師,及元佑末,又厭傳師而從歐陽率更。由是字勢豪健,痛快沉著。迨紹圣間,天下號能書,無出魯公(即蔡京)之右者。其后又厭率更,乃深法二王。晚每嘆右軍難及,而謂大令去父遠矣。遂自成一法,為海內所宗焉?！盵8](P76)由此可以看出,蔡京的書法師承是由近及遠的,即從本朝蔡襄入手,上溯唐代名家(徐季海、沈傳師、歐陽詢),然后直追魏晉(王羲之、王獻之等)。在學書道路上,蔡京數(shù)易名家,但都對自己不滿意,于是,干脆跳出舊轍,“自成一法”,形成自己獨特的個人風格,“遂為海內所宗焉”。這也可說是蔡京尚意書風形成和發(fā)展的歷程。
所以,相較于未能融入宋代尚意書風的蔡襄而言,蔡京則能順應時尚,著力創(chuàng)意。如果我們以蔡襄的《腳氣帖》和蔡京的《十八學士圖跋》兩相對照,便可看出,蔡襄風格仍舊是“二王”一路,甚至在用筆、結體等方面,都與二王有驚人的相似,因此循古較多,創(chuàng)意很少。蔡京則不然,他對書法意境的感覺似乎已經(jīng)很明了:其字以外拓為主,其勢以豪峻顯露,將“力”與“勢”的關系處理得恰到好處。因此,兩帖所表現(xiàn)出來的便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個人風格:蔡襄是“法”重于“意”,“含”勝于“露”;蔡京則是“意”重于“法”,“露”勝于“含”。
當然,蔡京的書風雖屬尚意,但并不是說他徹底擺脫了二王遺風。其實,不論在面目和形象上,還是在氣質和內涵中,或多或少,或隱或顯,我們都能發(fā)現(xiàn)魏晉風度對有宋一代尚意書家風格的影響。從此也可看出,尚意的宋代書家,也并非全盤拋棄傳統(tǒng),摒離晉韻。比如劉熙載在論及宋人對書法藝術的理解時,便指出“黃山谷論書最重一'韻’字?！边@并不是說黃山谷未能跳出晉人尚韻的窠臼,沒有彰顯自己的個人風格。恰恰相反,他是師古不泥,化古為今。宋代尚意的書家們其實大都是以自己獨出心裁的創(chuàng)意去理解和發(fā)揚書法藝術,并最終將個人的情感和理念融入社會書風的尚意大潮。就此而言,他們的創(chuàng)新,不僅僅是一種個體行為,更多的是一種群體意識——— 一種對社會歷史的思考和藝術潮流的走向的默契。也因為有這些書家的積極參與,于是匯成了可與魏晉尚韻書風比肩的另一個書法藝術發(fā)展高潮。以此反視和審察蔡京的書法藝術,其成就應不只在于他能順應時代潮流,融入尚意書風,更在于他對于書法藝術的自然理解和融匯貫通。
蔡襄（1012年3月7日－1067年9月27日），字君謨。興化軍仙游縣唐安鄉(xiāng)連江里青澤亭境蔡坑（今福建省仙游縣楓亭鎮(zhèn)九社村蔡坑自然村）人 。北宋名臣，書法家、文學家、茶學家。
（概述內圖片來源：清人繪蔡襄像，現(xiàn)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蔡襄登進士第，先后任館閣?？薄⒅G院、直史館、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院直學士、翰林學士等職，在朝為諫官時，以直言著稱。后數(shù)度外出，歷知泉州、福州、開封府事。宋英宗即位后正授三司使，再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杭州。治平四年（1067年），蔡襄逝世。累贈少師，謚號“忠惠”。
蔡襄為官正直，所到之處皆有政績。在福州時，去民間蠱害；在泉州時，與盧錫共同主持建造洛陽橋；在建州時，倡植福州至漳州七百里驛道松，主持制作北苑貢茶“小龍團”。所著《茶錄》總結了古代制茶、品茶的經(jīng)驗；《荔枝譜》則被稱贊為“世界上第一部果樹分類學著作”。
蔡襄擅長書法，與蘇軾、黃庭堅、米芾并稱為宋代著名書法家，其書法楷行皆妙，尤以“飛白散草”為最。書跡傳世有碑刻《萬安橋記》、《晝錦堂記》，墨跡有《謝賜御書詩》和書札詩稿等。詩文清妙，造詣較深，有《蔡忠惠公文集》傳世，內集詩歌370首，雜文584篇、奏議64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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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行草書法欣賞
蔡襄書法《紆問帖》、《暑熱帖》、《遠蒙帖》、《扈從帖》欣賞
蔡襄《紆問帖》：1052年，紙本，縱26.7厘米，橫28.7厘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https://m.cidianwang.com/shufazuopin/songchao/260011a.htm
釋文：“襄啟：中間承勞紆問，適會疾未平，殊不從容，示書兩通，知煩指干，新第有未備，且與鐍鑰。卻候別作一番倂了之。四人園子，只與門下每人一間，園中地，分與四人分種，要他載重也。不一一。襄奉書。五日?！?/p>
蔡襄書法《暑熱帖》欣賞
蔡襄《暑熱帖》（致公謹尺牘），1052年，紙本，23cm×29.2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其書法渾厚端莊，淳淡婉美，自成一體。
釋文： 襄啟：暑熱，不及通謁，所苦想已平復。日夕風日酷煩，無處可避，人生韁鎖如此，可嘆可嘆!精茶數(shù)片，不一 一。襄上，公謹左右。牯犀作子一副，可直幾何欲托一觀，賣者要百五十千。
《暑熱帖》局部放大之在三
蔡襄《暑熱帖》：蔡襄是書法由唐人“重法”向宋人“尚意”轉變時期重要的過渡性的人物，他為尚意書風的出現(xiàn)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他以恢復晉唐古風為己任，在扭轉北宋初綺靡的五代書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宋尚意書風的一個特點就是，借晉唐書法之體以還宋尚意書風之魂。這一點為尚意書風找到了傳統(tǒng)依據(jù)。他不僅整理了傳統(tǒng)的技巧，且在很多地方有所發(fā)展。他提出的“唯取神氣為佳”的主張，推動了人們對法度的重新認識。
由此可見，蔡襄因為缺少一些創(chuàng)新意識，使他不能成為一個開宗立派的大師，但他卻是宋代書法發(fā)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關鍵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備的書法成就，為晉唐法度與宋人的意趣之間搭建了一座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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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書法尺牘欣賞《遠蒙帖》：1061 紙本 28.6cm×28.6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釋文：襄再拜。遠蒙遣信至都波，奉教約，感戢之至。彥范或聞已過南都，旦夕當見。青社雖號名藩，然交游殊思君侯之還。近麗正之拜，禁林有嫌馮當世獨以金華召，亦不須玉堂唯此之望。霜風薄寒，伏惟愛重，不宣。襄上，彥猷侍讀閣下。謹空。
蔡襄書法《扈從帖》欣賞
（概述內圖片來源：清人繪蔡襄像，現(xiàn)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清人繪蔡襄像，現(xiàn)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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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1012－1067），字君謨，原籍福建仙游。蔡襄是蔡京的堂兄，兩位都是北宋時期的權臣，但蔡襄為人忠厚、正真，講究信義，而且學識淵博，書藝高深，與蘇軾、黃庭堅、米芾合稱“宋四家”。死后贈禮部侍郎，謚號忠。
1050年（北宋皇祐二年），蔡襄罷福建轉運使，召還汴京修起居注，遂從福州一路北行，歷時半年多。沿途見聞有感于懷者，皆成詩章，此卷所書五言、七言詩11首即是。書寫時間當在詩成之后不久，蔡襄時年約40歲。因屬個人詩稿，無意求工，故筆致飄逸流暢，點畫婉轉精美，充分展示了蔡襄中年清健圓潤的書風特色與純熟的功力?，F(xiàn)存的《蔡襄自書詩卷》，素箋本，烏絲欄，縱28.2厘米，橫221.1厘米，內容包括11首詩。共計884字。
蔡襄
卷尾有宋、元、明、清及近代共13家題跋。鑒藏印記：“賈似道印”、“悅生”、“賈似道圖書子子孫孫永保之”、“武岳王圖書”、“管延枝引”、“梁清標印”、“焦林”及清嘉慶內府諸印?！恫滔遄詴娋怼繁静毓蕦m，辛亥革命后，故宮國寶外流嚴重，《自書詩卷》被太監(jiān)盜出，賣給了古玩鋪的品古齋，又以5000銀元轉讓給朱家潛的父親。1932年，朱家的一位仆人吳榮將其竊去，拿到與朱家沒有交往的古玩鋪賞奇齋求售。沒想掌柜一看便知這東西出自朱家，遂表示只肯以600元買下，否則就報告警察局，吳榮只好答應。當年的古玩界還是講點交情的，賞奇齋忙托人告知朱家。朱家除了償還600元墊款外，還贈送了掌柜1000元作為酬勞。朱家潛父親去世后，在抗戰(zhàn)時家中辦理祖母喪事需要用錢。當時，大漢奸梁鴻志主南京偽政，欲以重金購之。大收藏家張伯駒得知后，擔心被梁鴻志轉手落歸外國人，就搶先一步，以重金收歸己有（張伯駒記為45000元，朱家溍記為35000元）。建國后，康生對張的收藏產(chǎn)生了興趣，有天他突然不期而至張宅，提出要觀賞蔡襄的《自書詩冊》。他見此帖歷經(jīng)千百年，潔凈如新，品相極佳，心中頓生覬覦之念，但張卻沒有相贈之意。
文博大家朱家溍曾寫文記述此事：張伯駒80歲生日時，在北京莫斯科餐廳請朋友們聚餐。張伯駒說：“聽說《蔡襄自書詩冊》到故宮博物院以后，又重新揭裱，改成手卷了，是有這回事么？”我說：“是揭裱改成手卷了?！辈x說：“是你出的餿主意？”我說：“當然不是！事先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就堅決反對了?！辈x說：“《蔡襄自書詩冊》，完完整整毫無殘破的情況，為什么要揭裱呢？簡直是大膽妄為。當然在宋代曾經(jīng)是卷，不過裱成冊已經(jīng)有幾百年了，有什么必要又重裱。”我也了解伯駒的心情，他完全能料到我絕不是出主意揭裱的人，不過因為我家曾經(jīng)是《蔡襄自書詩冊》的收藏者，所以要在我面前共同發(fā)泄一下，這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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