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像中的他三品頂戴，眉淺眼垂尖嘴猴腮，鼻空下邊干凈而嘴巴兩側留有兩撮小胡子，這等怪異的相貌讓人們無法相信他就是曾經(jīng)的世界首富伍秉鑒。
他出生于1769年，卒于于1843年。他做外貿(mào)生意，曾經(jīng)以2600萬兩白銀的家產(chǎn)被譽為世界首富。他的失意和落寞從禁煙運動、鴉片戰(zhàn)爭開始，這種煎熬與無奈一直伴隨著他走完了自己的生命歷程。伍秉鑒死了，可他依然惆悵。這惆悵來自于他死后一百多年來人們對他的評價：伍秉鑒究竟是對外貿(mào)易的先驅還是民族敗類？
一
伍秉鑒的發(fā)家史令人無法想象。1786年春節(jié)后，廣東巡撫李士禎找到伍秉鑒的父親，要求其每年向政府交付一定的白銀，并以官員身份開展國際貿(mào)易。少年伍秉鑒欣喜若狂，他和父親自己的生意伙伴直接代理了洋船上的生意以及代替海關向洋船征繳關稅。伍秉鑒的旗下匯集了幾十家有實力的行商，號稱“廣州十三行”，他們在特殊政策下做起了自己的合法生意。從這個時候起，少年伍秉鑒素描著自己在之后作為一個世界首富的面孔。
這時候，在清朝政府閉關鎖國政策之下，廣州港是中國唯一的對外開放的國際貿(mào)易港口。
洋船給伍秉鑒他們從大洋彼岸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商機。因為所有來華外商的貨物，以及外商運走中國的貨物都得通過這個“廣州十三行”，通過伍秉鑒。1801年，32歲的伍秉鑒擔當重任，從父親的手中接過了自家怡和行的業(yè)務，并迅速成長為“廣州十三行”的領袖人物，極具號召力。30年后，他的家產(chǎn)已經(jīng)達到2600萬銀元，洋人稱他為世界首富。而伍秉鑒和“廣東十三行”也不辱使命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關稅收入。當代美國《華爾街日報》列出了千年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其中就有伍秉鑒。
洋人為什么能夠給予伍秉鑒一個世界首富的定論呢？國際貿(mào)易中，伍秉鑒一路春風得意，他曾經(jīng)在長達三十年之內，與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貿(mào)易額都達數(shù)百萬兩銀子。伍秉鑒的名號就是價值就是品牌，國際市場很認他的帳。伍秉鑒和當代的商人思路一樣開闊，他涉在美國展開鐵路投資、證券交易、保險等業(yè)務。同時，伍秉鑒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因此，當時的西方商界給予了他莫大的評價和贊譽。
讓伍秉鑒名揚四海的，還有一件他與一個美國商人的故事。那個商人來到中國與伍秉鑒合作投資，結果血本無歸，欠了伍秉鑒7萬兩白銀?？途又袊拿绹倘藷o力歸還也無法回到美國。這商人沮喪地找到伍秉鑒，當了解到這一切的時候。伍秉鑒說，我的朋友是忠實的，說完當面撕碎了欠條。而這件事被美國人津津樂道傳說了整整半個世紀。
二
1839年，已是70歲高齡的伍秉鑒開始局促不安，寢食難安，心緒難安。這一天，林則徐來了，帶著他禁煙銷煙的光榮使命。半官半商的伍秉鑒還相當于海關關長，大量鴉片流入中國，伍秉鑒難脫干系。他召集所有“廣州十三行”的老板秘密會議，希望各自不要染指鴉片，更不能讓洋人在貨船上夾帶。
據(jù)《先鋒國家歷史》介紹說，茶葉貿(mào)易是伍家最主要的業(yè)務。但是一些由伍家、“十三行”其他老板擔保的洋人為了謀取暴利，往往夾帶鴉片。這其中，就有最大的鴉片販子英國人顛地，伍秉鑒的干兒子、之后的美國鐵路大亨約翰·福布斯?？晌楸b自身并沒有做鴉片生意。有來自海外的記錄為證：《東印度公司對華貿(mào)易編年史》記載，“沒有一位廣州行商是與鴉片有關，他們無論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這件事”。而美國商人亨特在他的著作中這樣寫道：“沒有一個行商愿意去干這種買賣。”“因為，早在1817年，伍秉鑒擔保的一輛美國貨輪被清軍查出鴉片，伍秉鑒被迫交出罰銀16萬兩，是鴉片價值的50倍。”
林則徐查辦海關已經(jīng)決定，禁煙是皇帝的諭旨，因而伍秉鑒更加憂慮重重。而就在這個時候，封閉了廣州城內所有煙館的林則徐召來了伍秉鑒問話。
林則徐通過伍秉鑒向所有來華洋商說話，“洋人把鴉片如再有流入中國者，人即正法。”在林則徐的重壓下，半官半商的伍秉鑒東家跑西家走，從洋人手里繳來1037箱鴉片并及時交給林則徐。為此他也得罪了自己所有的貿(mào)易伙伴。隨后，林則徐采取強硬措施，對一些不聽話的外商封鎖商館，采取非常手段實行行之有效的軍事管制。
1839年6月3日，虎門銷煙震驚了全世界。在這轟轟烈烈的銷煙運動中，伍秉鑒嗅到了戰(zhàn)爭的氣息日益逼近。因為，他的合作伙伴、英國人顛地正在倫敦極力奔走煽動并發(fā)起一場震驚世界的鴉片戰(zhàn)爭。他太了解顛地了。
三
1840年6月的一天，英國人的戰(zhàn)船開到了廣州城外的港口，兩方面都不討好的伍秉鑒傻眼了。
一面是自己的國家，一面是自己曾經(jīng)的貿(mào)易伙伴。戰(zhàn)爭爆發(fā)了，一代世界首富陷入了從未有過的困惑和恐懼。
伍秉鑒是個明白人。他內心清楚英國人更加希望能夠和中國政府直接通商。這場戰(zhàn)爭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在考量他作為世界上最有錢人的壟斷貿(mào)易還能繼續(xù)進行多久？實際上，在暴風驟雨來臨之前，他早有退休之意，只是清政府不干，因為他一天不死清政府就要利用他一天。
戰(zhàn)爭臨近，伍秉鑒出資10萬兩白銀建設了廣東虎門外的工事，這道工事曾讓英國軍隊一度止步不前。此外，他還積極募捐，幫助清軍修建堡壘，提供糧餉，慷慨無比。
清軍敗了，可英國人并沒有殺進廣州城。清軍主將奕山和英國人簽定了《廣州和約》，表示愿意拿出600萬兩白銀孝敬英國人。而這筆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資，其中伍秉鑒所出最多，達到了110萬兩。
伍秉鑒們出資贖城自是悲哀，但他的義舉并沒有得到認可與感激。因為大敵來臨時，伍秉鑒開始被人們所痛恨，憎惡。民族敗類的名分已經(jīng)背負在了他的頭上了，這種稱謂在廣州城傳得已是沸沸揚揚。
之后的《南京條約》又要求中國賠償英國1470萬兩白銀，而此時清政府國庫存白銀不到700萬兩，而這次賠款中，伍秉鑒主動上繳100萬兩以助國家之急用。
抑郁蕭條的廣州城內，風燭殘年伍秉鑒靜靜地半躺在椅子上，心灰意冷，他開始無暇顧及自己的海外生意。自己的壟斷貿(mào)易在英國人的炮火下已經(jīng)湮滅。
他的內心是寂寥的，他的內心是彷徨的，他的內心是憂患的。一個泱泱大國與世界通商的鑰匙把持在自己手里的時候，他沒有想過太多，他只是一個生意人。晚清的政策、體制造就了伍秉鑒，即便沒有伍秉鑒仍然會有一個張秉鑒的出現(xiàn)。一個世界首富的稱謂，一個十三行領袖人物的頭銜，已經(jīng)讓他承擔了太多太多：“國家南庫”，40%的關稅。是一個王朝將他送到了這場戰(zhàn)爭的最前沿，他竭盡所能來保全自己。他是愛國的，在自己的國家與英國人的對峙中旗幟鮮明。
他是惆悵的，這是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惆悵，他究竟是對外貿(mào)易的先驅還是民族敗類？他是惆悵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雖貴為世界首富卻也不能為國家有所作為，這是一個先行者的大無奈。再富貴再榮華，他也只是一個商人，他無力挽回一個封建體制下國家必然的衰敗與滅亡。反之，正是伍秉鑒在最大程度上，通過海洋文明讓世界了解了中國，是他讓世界知道了一個東方古老國度的富庶與色彩斑斕。反之，他是那個時代的犧牲品，而正是他間接或多或少促進了一個國家的進程、中國近代史的生成。反之，他個人的光輝魅力被統(tǒng)統(tǒng)湮滅在了那段國人不堪回首的歲月中。
他死了，在中國內憂外患的時刻，在大家對他的褒貶不一聲中悲哀的離去，空留一個宏偉奢華的家園，空留一代世界首富的名號在人間。
講述廣東怡和銀錠背后的故事
李小萍
歷史終歸是逝去的故事，但是我們還能從那些鈐刻不同銘文的金銀錠上去探尋歲月留下的痕跡，尋找那些早已被人們忘卻的記憶。這就是今天人們研究和收藏古代金銀貨幣魅力所在。
存世僅四枚的廣東怡和銀錠
重量為380克左右，形狀呈平首束腰弧底的砝碼型銀錠是清代廣東銀錠的基本特征。這種砝碼錠重舊制十兩，成色98%左右，式樣統(tǒng)一、鑄造規(guī)范，其錠面銘文排列很有規(guī)律，通常有上面一個戳記，左右各有一個戳記，像一個“門”字形，內容是地名或鑄造機構名、紀年月、銀匠或銀號名，主要用于各類稅課的征收，是名副其實的稅銀。根據(jù)史書記載，廣東稅銀有三種，即藩紋、鹽紋、關紋。藩紋是各州縣鑄造的上解稅銀，是廣東銀錠中最常見的品種。鹽紋是各州縣上解的鹽稅錠。關紋即粵海關銀錠，傳說是那些開設在澳門粵海關旁的一條銀錠街上的銀爐鑄造的，用于交納關稅。 但是有一種非常有研究價值的廣東十三行行商鑄造銀錠卻一直被人們所忽視。這就是被西方人稱為十八世紀中國最富有的商人伍秉鑒家族開設的怡和行鑄造的十兩銀錠。這種行商鑄造銀錠保留廣東砝碼錠的全部特征，只是錠面上方橫戳的銘文變成了“怡和”。該種銀錠目前僅發(fā)現(xiàn)四枚，其中兩枚已經(jīng)離開了祖國大陸，漂洋過海去了臺灣。
怡和銀錠一欄表：
編號 上戳記 右戳記 左戳記 出處
01怡和嘉慶八年五月敦和《元寶圖錄》第800號，第278頁
02怡和嘉慶十四年正月太聚臺灣劉姓藏家
03怡和道光七年二月義來《元寶收藏與鑒賞》第229頁
04怡和道光八年十月大隆《樹蔭堂藏元寶千種》第236頁
面對這樣的珍貴歷史遺存，我們不禁要問：怡和行是怎樣的商行？為什么要鑄造這種銀錠？它向我們傳遞了什么信息？
廣東十三行的由來
就像對廣東怡和銀錠陌生那樣，今天的人們對廣東十三行以及十三行中最具代表性的怡和行也是知之甚少。去年中央電視臺發(fā)現(xiàn)探索欄目播出了四集電視記錄片《帝國商行》，生動再現(xiàn)了“這個被忽視的商人群體，經(jīng)營了大清王朝全盛時期惟一的對外通商口岸，他們曾一度活躍在中西貿(mào)易的舞臺上。當時，這些中國商人被西方世界認為是18世紀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廣東十三行昔日的輝煌。清初廣東詩人屈大均的《廣州竹節(jié)詞》中寫盡了十三行的富裕：“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公元1685年，康熙皇帝懷著對西方世界強烈的好奇心，同時為了振興東南沿海地區(qū)蕭條的經(jīng)濟，下令廢除自明朝以來施行了300余年的禁海令，在澳門、泉州、華亭、寧波設立粵、閩、江、浙四大海關，以此作為外國商船來華貿(mào)易的落腳點。然而，廣州由于得天獨厚的人文地理優(yōu)勢和悠久的海外貿(mào)易的歷史，很快成為外商首選黃金口岸。但是由于長期的閉關自首，這些通商口岸還沒有一個完善的對外貿(mào)易機構，面對源源不斷駛進黃埔港的大量外國商船，那些頂戴花翎的官員們束手無策、招架無方，商船常常被滯留在港外不得到及時的貿(mào)易。1686年，也就是粵海關成立的第二年。為了適應開關后對外貿(mào)易的需要，保證關稅的征收。廣東巡撫李士楨會同兩廣總督吳興祚和粵海關監(jiān)督（關長）宜爾格圖商酌決定，用廣東巡撫的名義以法令形式發(fā)布《分別住行貨稅》的文告，把從事國內沿海貿(mào)易的商人和從事對外進出口貿(mào)易商人的活動范圍及其性質區(qū)分開來，設立金絲行、洋貨行。如“來廣省本地興販，一切落地貨物，分別住稅報單，皆投金絲行，赴稅貨司納稅。其外洋販來貨物及出海貿(mào)易貨物，分為行稅報單，皆投洋貨行，俟出海時，洋商自赴粵海關部納稅”（ 李士楨：《分別住行貨稅》）。該文告還大力鼓勵有錢人充當洋貨行商，同時為保障行商的地位，規(guī)定承充行商者必須是“身家殷實”之人，并須經(jīng)地方官府核準，發(fā)給證明（行帖），才能承充。這是說最初一批洋貨行商人，是由原來在廣東從事國內商業(yè)和對外貿(mào)易的“商民牙行人等”轉化而來的。據(jù)說當時招募了13家較有實力的牙行經(jīng)紀人，指定他們與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關征繳關稅。這就是被普遍認為的十三行外貿(mào)組織建立的標志。一個新的商人團體“十三行”開始慢慢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從此，從事對外貿(mào)易的牙商就成了一種專門行業(yè)，從事該項貿(mào)易的行商就具有官商性質，進而演變成了壟斷對外貿(mào)易的特殊制度——行商制度。換句話說，廣東十三行是經(jīng)清政府特許設立的對外貿(mào)易組織，充當行商必須報清政府批準，并由其他行商保舉。他們的職責是壟斷對外貿(mào)易，承銷所有外國進口貨物和代購內陸出口貨物，并負責規(guī)定進出口貨物的價格。同時，他們又受清政府委托行使一定的外交權，負責向外商征收進口貨稅，并代政府經(jīng)辦一切同外商的交涉事宜，如代為傳達政令，送交外交公文，轉遞外商的意見、稟帖等。是既有商業(yè)的職能，又有政治、外交的職能的特殊商行。在以后的歲月里，洋行的數(shù)目變動不定，最多時有26家，最少只有4家，但“十三行”約定俗成，成了這個富足的商人團隊的固定稱謂
伍秉鑒與怡和行
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亞洲版）在“縱橫一千年”專輯中，統(tǒng)計了上一個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他們大多都是世界各國的豪門望族。名單中有6位中國人的名字，其中十三行之一的怡和行主伍秉鑒的名字赫然在目，他為什么會被列入世界巨富的行列？該報這樣評價：“出生于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鑒繼承父業(yè)與外商從事買賣，又進一步貸款給外商并以此獲得巨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當高的知名度。”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僅保留廣州一地作為對外通商港口。這直接促使廣州十三行成為當時中國唯一合法的“外貿(mào)特區(qū)”，從而給行商們帶來了巨大的商機。怡和行等十三行商通過清政府特許的壟斷外貿(mào)特權和從外商、行外商人中搜刮掠奪，積聚了巨大的財富。據(jù)《中西紀事》記述：“粵中初設洋商通事，洋行據(jù)為壟斷之利，誅求不已，串通官吏，規(guī)費日增，……大班來粵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唯謹，然所以朘削之者無所不至，又與關吏因緣為*，課稅既增，則規(guī)費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其中十三行商中家財最多而又最有勢力的要數(shù)伍秉鑒家族的怡和行。
怡和行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由伍秉鑒的父親伍國瑩開設的。伍國瑩早年廣州潘家同文行的帳房，當時的帳房的權力很大，不僅要做會計，還要參與資產(chǎn)管理和投資貿(mào)易等，這使伍國瑩積累了大量財富和與外商貿(mào)易的經(jīng)驗。1783年伍國瑩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扶持下，建立起自己的怡和行。伍國瑩被外商稱為“浩官”，“浩官”是商名，為其子孫所沿用。以“官”作為名字的一部分，是一種尊稱，代表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但初來的洋人誤認為是真實的名字，結果約定俗成，以后行商都被稱為某某官。1801年，在伍國瑩死后的第二年，其子伍秉鑒繼承父業(yè)，掌管怡和行，由于他的精心經(jīng)營，很快就積累了巨額的財富，使怡和洋行成為了行商中的佼佼者。1807年怡和行躍居行商第二位，1813年清政府在行商中設立總商，伍秉鑒居總商之首。伍秉鑒在西方商人眼中是一個“誠實、親切、細心、慷慨，而且富有”的人，英國人曾稱他“善于理財，聰明過人。天生有懦弱的性格”。有很多關于伍秉鑒的趣聞逸事在外商中流傳，其中一個故事，使他成為了中國商人慷慨大方的象征。有一個美國波士頓商人和伍秉鑒合作經(jīng)營一項生意，由于經(jīng)營不善，欠了伍秉鑒7.2萬銀元的債務，但他一直沒有能力償還這筆欠款，所以無法回到美國。伍秉鑒聽說后，馬上叫人把借據(jù)拿了出來，對波士頓商人說：“你是我的第一號老友，你是一個最誠實的人，只不過是運氣不好。”說著就把借據(jù)撕碎，向對方表示他們之間的賬目已經(jīng)結清。伍秉鑒的這個舉動讓伍浩官的豪爽名聲在美國膾炙人口達半個世紀之久。外國商人都把他看成了行商中最可*的人，盡管他生意太忙，收費較高，依然愿意同他交易，因為在時間和質量上都有保證。他精明過人，能夠從存放在英商行號的百余萬元的期票中，算出利息是900多元，與英商兌付時的數(shù)目不差分毫。正是由于伍氏家族三代人的幾十年來的不懈努力，到了19世紀中期，怡和行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跨國財團。不但在國內擁有地產(chǎn)、房產(chǎn)、茶山（武夷山）、店鋪和巨款，而且在美國投資鐵路、證券交易和保險業(yè)務等。1834年，伍家自己估計，他們的財產(chǎn)已有2600萬銀元（相當于人民幣50億）。在當時西方人的眼中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同時“怡和行”在中外商界也是一個極為響亮的名字，就連英國行號查頓·馬地臣行，其中文行名就借用了伍家“怡和行”的老字號，稱“怡和洋行”。
白銀堆滿怡和行
中國在傳統(tǒng)上一直是使用白銀的國家，早在唐代白銀就開始作為輕貨用以各項稅課，以后各代白銀始終是國家財政收支的主要媒介。因為白銀是稱量貨幣，以兩為計算單位，故稱銀兩。明代中后期以后，由于海外貿(mào)易的發(fā)展，外國銀元的源源不斷的大量涌入，補充了中國的白銀存量，各地的自由鑄造使銀兩成為清代國家財政收支的重要媒介和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主要通貨。而且銀錠的鑄造也趨于規(guī)范，形制固定，銘文的格式也按照有關規(guī)定戳打，如果是稅錠，一般必須在錠面上砸上地名（或機構名）、紀年、銀爐或銀匠名，缺一不可，主要是便于驗收。如果是商用錠，僅須砸上商號名既可。
發(fā)現(xiàn)的怡和銀錠的銘文排列為怡和（商行名）、時間（年月）、銀爐名（敦和、太聚、義來、大?。Ｊ怯袆e于一般商用錠的格式，是典型的官錠格式。這與十三行特殊的官督商辦的性質是相吻合的。那么這種十兩銀錠是做什么用的呢？
首先，要從清政府大力扶持十三行的目的和十三行的職責上去分析，在十三行建立之初，廣東官府就規(guī)定洋貨行商人對粵海關承擔的義務是負責把外國商人的進出口貨稅在外商船只出口時親自赴海關繳納。而粵海關的稅收是巨大的，替粵海關征稅是十三行一個龐大工作?；浐ｊP所征收的稅餉，有百分之九十是經(jīng)行商承保輸納的。十三行經(jīng)手的這些稅款，主要是為清皇朝以及皇室的財政開支服務的。據(jù)統(tǒng)計，道光十九年一年，粵海關共征銀一百四十四萬八千五百五十八兩。移交廣東布政司藩庫和留在粵海關作費用的一共才占百分之六，其余百分之九十四解往戶部和內務府。據(jù)清宮檔案記載，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稅銀僅52萬兩。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稅銀達到110萬兩。到鴉片戰(zhàn)爭前，洋船多達年200艘，稅銀突破180萬兩。十三行被稱作是清政府財源滾滾的“天子南庫”。回頭再看怡和行銀錠，它的形制是符合清代政府對稅錠鑄造要求的，即砸上地名或機構名、紀年、銀爐或銀匠名，三個要素不可缺一。所以這種銀錠在很多情況下是上繳粵海關的關稅銀錠。
其次，怡和行等十三行要擔負清政府的歷年上交清政府、皇室和各級官吏的捐輸、報效和貢銀，數(shù)量也十分巨大。據(jù)記載，乾隆五十三年（1788）為鎮(zhèn)壓臺灣林爽文起義，行商捐輸三十萬兩；嘉慶六年華北水災，初令各洋行捐輸二十五萬兩；河南河工，嘉慶十六年和二十五年，行商每年捐獻了六十萬兩。期間，伍秉鑒的怡和行通過捐輸報效的巨款同清廷和廣東官府建立起密切的關系，據(jù)統(tǒng)計從1801—1943年，伍家以各種名目捐出共計12項，達160多萬兩。梁嘉彬《廣州十三行考》記載：“（怡和行）1813年（嘉慶十八年）捐輸銀五萬兩。1817年（嘉慶二十二年），捐輸十六萬兩。1841年（道光21年），繳納陪償英軍費百萬，其余捐輸黃河工費等款，不可勝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至今保留了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1842年11月21日）怡和行商伍秉鑒領先向朝廷捐銀二十六萬兩巨資，購置美式戰(zhàn)船的奏折。另外，怡和行等十三行商每年都要采辦貢品和例進“常貢”銀兩，乾隆年間開始，每年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和粵海關監(jiān)督，要向皇帝進獻大批價值昂貴的各種珠寶珍玩，如鐘表、鑲嵌掛屏、花瓶、琺瑯器皿、雕牙器皿、玻璃鏡、千里鏡、日規(guī)等等。這些東西都是委托行商采辦，銀兩亦由行商賠墊。因此，交納關稅報效捐輸、采辦洋貨貢品、對外貿(mào)易、自建家財是怡和行等十三行商銀兩支出主要去出，而這些支出除了使用外國銀元外，很大部分是用自家商行鑄造的銀錠。怡和行銀錠也是如此。萬金難求一枚
為什么進出銀兩如此之大的怡和行等十三行商，至今卻留下了屈指可數(shù)的銀錠遺存？那些原本擔當怡和行等上繳粵海關關稅、報效捐輸、采辦洋貨貢品和主要商貿(mào)交易的銀錠都去了那里？廣州十三行存在的時間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京條約前后，共計156年。怡和行成立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到鴉片戰(zhàn)爭以后結束，僅僅120余年，留傳下來的怡和行銀錠的鑄造時間是在嘉慶和道光年間，是怡和行的鼎盛時期。從存世的四件怡和行銀錠本身來看，鑄造銀爐分別來自于不同的銀爐——敦和、太聚、義來、大隆等，這顯示了當時為怡和行鑄造銀錠的有多家銀爐，從另一方面也證明了其銀錠的鑄造是大量的。為什么怡和行鑄造銀錠存世那么少？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被熔化改鑄成其他品種的銀錠。毫無疑問，那些上繳粵海關關稅、報效捐輸?shù)你y錠都進了朝廷和官府的銀庫，作為政府的財產(chǎn)。那些用于采辦洋貨貢品和主要商貿(mào)交易銀錠依然會在市面上流通。但是，銀錠作為稱量貨幣，熔熔鑄鑄是不可避免的，溶了舊錠，重鑄新錠。這使得一部分洋行銀錠變成了其他種類的銀錠。第二，改鑄成銀元，清朝末年，隨著對外貿(mào)易的進一步發(fā)展，外國銀幣以其大小劃一、重量適中、便于交易等優(yōu)點得到了歷來受銀兩截割之勞的中國商民的廣為歡迎，繼而充斥于流通領域，尤其在廣東、福建等沿海各通商口岸。這些外國銀幣重量為七錢二分，含銀八一九成，實銀只有六錢五分左右，在兌換中國的“足色紋銀”時，都能兌換到八錢以上。這種不平等銀兩交易，使得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給中國的財政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光緒十三年（１８８７年）正月二十日，兩廣總督張之洞上奏朝廷，提出在廣東設立錢局，用機器鑄錢并制造銀幣。他一方面請駐清公使劉瑞英與英國伯明罕喜敦造幣廠接恰訂購全套造幣機器設備，另一方面在廣州東門外黃華塘買地８２畝余，參照喜敦廠規(guī)模布局興建新型造幣廠。并一次又一次地懇請朝廷準許廣東自制銀元，終得朝廷“先由粵省行用”的準許。從此，銀元成為廣東的主要貨幣，致使很多銀錠熔化改鑄為銀元。第三，由于人們對十三行商的不了解，也不知道怡和是什么意思，因而忽視了其真正的歷史價值，在社會動蕩的歲月里，有意無意地使這些珍貴的歷史文物遭到了破壞。正是由于上述的種種原因導致怡和行銀錠存世極為罕見，萬金難求一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