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學”現(xiàn)狀與展望 文/蔡義江
近年來，聽到和讀到許多對《紅樓夢》研究現(xiàn)狀的議論，幾乎什么意思都有，褒貶之分歧大得驚人。說好的，似乎是紅學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已經(jīng)形成，紅學的春天已經(jīng)來臨；說壞的，又以為紅學已經(jīng)走進了死胡同，離這部偉大的古典小說巨著越來越遠，仿佛紅學的末日已經(jīng)到了。我以為過分的樂觀或悲觀的估計都太極端了，是沒有理由的，也不符合實際。我們還得全面地、理性地、有分析地來看待紅學研究的現(xiàn)狀。 中國古典長篇小說，在廣大群眾中，長期以來最普及的當數(shù)《三國演義》和《水滸》，或者還可算上《西游記》。《紅樓夢》的愛好者，則多限于有點文化的知識階層。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紅樓夢》憑著電視、電影、戲劇、音樂，甚至舞蹈而逐漸推廣開來，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就說20世紀80年代制作的、由王扶林導演的電視連續(xù)劇吧，至今還時時在電視臺播放，一支王立平創(chuàng)作的《枉凝眉》經(jīng)典曲子，聽得多少人如癡似醉！有些要求較高的觀眾、評論文章指出，電視連續(xù)劇在編劇上還有些不足之處，如把已被作者刪去的“秦可卿淫喪天香樓”情節(jié)，按紅學家研究結果加以恢復；最后6集舍棄今存后四十回情節(jié)，也按個別紅學家的探佚說法加以重新編寫，未必符合作者原意。這些批評都有道理。但我以為即便如此，它也還有些正面作用。至少它讓對紅學知之甚少的觀眾，開始知道秦可卿之死原來另有原因，后四十回原來并非原作，與曹雪芹寫的還不一樣。這就是紅學常識的普及。 從出版和媒體的推出情況看，成果也是很大的。從前，《紅樓夢》排印本，都用經(jīng)后人作了較大刪改的“程本”，用接近原著的“脂本”文字的只有俞平伯的八十回校本，且流傳不廣?，F(xiàn)在有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本、劉世德校注本、蔡義江校注本等一大批以“脂本”為底本的本子出來，反映好，銷售快，給研究者提供了較可信的文字依據(jù)。研究專著、論文的出版和發(fā)表，數(shù)量之多，更是驚人。僅工具書一項，就有多種，其中搜羅最廣、內(nèi)容最豐富的《紅樓夢大辭典》可作代表?！都t樓夢學刊》自1979年創(chuàng)刊，到明年第1期，已滿100期。中央電視臺10頻道開展“百家講壇”論紅；4頻道正在推出10集“紅樓情”，都有很高的收視率；互聯(lián)網(wǎng)上談紅，更是熱火朝天，群眾基礎日益堅實。 《紅樓夢》研究領域的擴大和深入，也是十分明顯的。文藝學、美學、哲學、社會學，以及相關的建筑學、園林學、醫(yī)藥學、管理學、娛樂文化、飲食文化等等方面，都有文章。討論作者祖籍、家世生平、成書過程和脂評整理的著述，也多不勝舉。版本研究的深入，尤為可喜，因為它是文本研究的基礎。10余種脂本文字異同的沿襲、篡改和訛誤，被逐漸理出頭緒來，使各種本子的先后傳承關系，有大量的實證依據(jù)。這就使得那些嘩眾取寵地提出“先程后脂”、“脂本作偽”者，顯得十分淺薄無知。 紅學從“左”的影響中逐漸擺脫出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學風和文風開始確立。以往，評論《紅樓夢》人物形象，總從維護封建制度還是反對封建制度這一標準來劃線，以此分出誰是正面人物，誰是反面人物。這既不符合魯迅所說的此書中不是好人都好、壞人都壞的突破傳統(tǒng)的寫法，也與歷史的真實性相左。現(xiàn)在，就有多篇為過去遭罵的薛寶釵說公道話的翻案文章，分析就相當深刻；也有讀到王熙鳳形象的復雜性的，不再是單純地把她當成作者的揭露批判對象，簡單化地說她是封建地主階級貪婪、殘暴性的代表了。 此外，一批歷史檔案材料的陸續(xù)發(fā)現(xiàn)，為研究曹頫獲罪，提供了進一步研究的依據(jù)，比如被抄家“枷號”的原因是其屬下“騷擾驛站”，勒索銀兩，而非政治斗爭；曹氏家屬回北京，得雍正舍施，發(fā)還崇文門外蒜市口十七間半平房和三對奴仆，“兩世孀婦”（曹寅、曹顒之妻）這才得以度日等。 目前紅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多與商品經(jīng)濟大潮中文章著作商品化及借此謀取名利有關。比如以學術為幌子，標榜創(chuàng)新，獵奇立異，嘩眾取寵，追求哄動效應。他們往往還有同伙吹噓，大做虛假廣告。比如，以解夢為名，說雍正皇帝是被曹雪芹與他的舊情人陰謀毒死的；又比如說，說在曹雪芹死后近30年才經(jīng)程偉元、高鶚整理刊刻出來的120回本最早，而在此之前（有的底本早在雪芹尚活著時抄定）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發(fā)現(xiàn)的、彼此有傳承關系的十一二種脂評本反在其后，甚至說這些抄本及其評書人脂硯齋是在1921年胡適發(fā)表《紅樓夢考證》一文之后才偽造出來的（文物鑒定家難道連乾隆抄本與民國時期偽造的東西都分不清？），不顧事實地要把脂硯齋“還原”成一個現(xiàn)代騙子。還著文宣揚，曹雪芹有三個，一個是康熙年間的，一個是乾隆年間的，還有一個是道光年間的；說《紅樓夢》其實是《青樓夢》，“金陵十二釵”是秦淮河畔的十二個妓女。如此糟踏曹雪芹和《紅樓夢》，還是學術上的“百家爭鳴”嗎？ 可就是這些荒誕的說法也有市場。一些報刊、出版社一方面看重暢銷賺錢，一方面又對紅學十分無知，所以這些東西總能源源不斷地推出。致使一些不搞研究的人也摻和進來，推波助瀾，把脂硯齋描繪成上海十里洋場中的混混，還罵紅學研究者都是“寄生蟲”。 此外，當然也有不少讀者不滿一些紅學家們起勁地爭論曹雪芹的祖籍在何處的問題，以為外圍戰(zhàn)打得太多，而少有攻堅的，喧賓奪主，意義不大。這雖與上述種種非同類性質問題，但也值得紅學界反思。 總的來看，我以為紅學研究的主流還是好的。種種奇談怪論看上去雖五顏六色，但它決不是“百花”，而只是在商品經(jīng)濟大潮中泛起的垃圾。別看一時鬧得歡，以后人們一定會忘掉它，紅學發(fā)展史上也不會有它的地位。 紅學研究要健康地向前發(fā)展，我以為最重要的莫過于形成求真務實的學風和文風。對每個具體問題的看法可以有分歧，甚至對立，觀點可以五花八門，但尋求真理的態(tài)度和目標應該是一致的。我已見到許許多多紅學研究者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因此，我對紅學研究的前途還是樂觀的，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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