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濟南的男子和全國所有男子一樣，腦瓜后頭都拖著一條Q形的大辮子。用當時報紙上的話說，“濟南中上社會之新人物亦不十分華麗，男子著布白長衫加黑紗馬褂，女子著白女衫下圍黑裙”，而走在大街上，則“目之所接，無往不遇垂辮廣袖之徒”。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fā)。12日，剛成立一天的革命軍政府發(fā)布《宣布滿洲政府罪狀檄》，文中歷數(shù)清廷多條罪狀，其中第8條就指斥了清廷強令漢人留辮發(fā)的罪狀。因此，軍政府號召全體軍民，立即剪掉辮子。11月7日軍政府又發(fā)布命令，要求軍警政三界人士從十日起，限定三日內(nèi)剪除發(fā)辮，否則革除其職。獨立各省也都把剪除辮子當成去舊圖新的標志。據(jù)許金城《民國野史》記述：“無數(shù)的漢人都興高采烈地剪去這條奴隸標志的辮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選擇吉日，拜祭祖先，然后莊重地剪除，把辮子燒了。更有聯(lián)合多人同日剪辮，并燃放爆竹，舉行公宴慶祝的。”一時間，剪辮浪潮如風起云涌，迅速席卷大江南北。
1911年11月13日，山東巡撫孫寶琦被迫宣布山東獨立，出任山東都督，并把珍珠泉的撫院改成了都督府。濟南各界群眾深受鼓舞，民間剪辮子“一時風發(fā)云涌，大有不可遏制之勢”。據(jù)當時報紙報道：省城濟南“自十五（日）以后，剪發(fā)之風盛行，各學堂日必數(shù)十人。各洋貨店之洋帽大為漲價。二十三日后，益見踴躍，聯(lián)合會職員及各學堂監(jiān)督、教員均露頂上團光，諮議局之門房、役夫等頭上亦各煥然一新?！碑敃r，男人們剪除發(fā)辮后，時興戴洋禮帽，一時間竟引得濟南城里的洋帽商店“大為漲價”，可見人們剪辮的熱情之高漲。為了動員剪辮子，一些學生和軍政人員還走上濟南街頭，高唱《剪辮子歌》：“我同胞，梳辮子，何時起？自從滿×進中原，發(fā)辮起。嘆二百六十年，做奴隸！你看那廟宇里一班神，自關帝、包公、岳王一班神，問誰人編發(fā)辮拖背后？況到今，全地球五大洲，有哪一國編發(fā)辮拖背后？愿同胞，急剪辮子去，勿再留！”
關于男人留辮子，魯迅曾辛辣地諷刺道：“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卻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jīng)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小丑挽一個結(jié)，插上一朵紙花打諢；開口跳將小辮子掛在鐵桿上，慢慢的吸煙獻本領；變把戲的不必動手，只消將頭一搖，劈拍一聲，辮子便自會跳起來盤在頭頂上，他于是耍起關王刀來了。而且還切于實用：打架的時候可以拔住，掙脫極難；捉人的時候可以拉著，省得繩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辮梢頭，一個人就可以牽一大串。吳友如畫的《申江勝景圖》里，有一幅會審公堂，就有一個巡捕拉著犯人的辮子的形象，但是，這是已經(jīng)算作‘勝景’了。住在偏僻之區(qū)還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時會聽到一句洋話：pigtail――豬尾巴。” （《病后雜談之余》）
辛亥革命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進一步正式實行強制剪辮法令。1912年3月孫中山發(fā)布《大總統(tǒng)令內(nèi)務部曉示人民一律剪辮文》，指出男子蓄辮是滿清陋習，不僅有礙健康，而且貽笑外邦。經(jīng)過一百天的剪辮子運動，“查通都大邑，剪辮者已多；至偏鄉(xiāng)僻壤，留辮者尚復不少”。為反對民族壓迫，作共和新民，要求“內(nèi)務部通行各省都督，轉(zhuǎn)諭所屬地方，一體知悉。凡未去辮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凈盡，有不遵者，以違法論。”民國初始，當局以行政的命令推行剪辮子，具有非同尋常的意味。
山東獨立10天后，11月24日，孫寶琦突然宣布取消獨立，仍自稱巡撫。鑒于他朝秦暮楚，大耍兩面派，孫寶琦遭到革命黨人的鄙夷，也受到清廷的詰責，落了個“君親兩負，不可為人”的可恥下場。12月17日，孫寶琦被正式解除山東巡撫一職。孫宣布取消獨立后，湖南人胡瑛被推選為山東都督；三個月后，又由當時的山東巡撫張廣建改任山東都督。張廣建的都督只干了9天，便被免職；繼由山東單縣人周自齊擔任山東都督兼民政長。1912年10月，經(jīng)山東參議員彭占元提議，山東都督兼民政長周自齊又通令濟南府及全省各州縣：規(guī)定“凡人民不剪發(fā)者一律停止其選舉權、被選舉權及訴訟權。”僅因區(qū)區(qū)發(fā)辮就取消一個公民的政治權利，這顯然違背了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共和、民主的基本精神。
民國成立一年后，作為中華民族愚昧落后、民族屈辱的發(fā)辮，已基本在濟南絕跡。自此，濟南周邊鄉(xiāng)間的男人一般留平頭或剃光頭（俗稱“和尚頭”）；而城市機關職員、學生及各界上層的男人則一般留起了短發(fā)（俗稱“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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