鳩山由紀夫首爾之跪的價值
2015年8 月12日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以“日本前首相和一個日本人”的身份在韓國“抗日象征”的首爾西大門刑務所博物館的韓國烈士紀念碑前下跪。主題為道歉，以敦促現(xiàn)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戰(zhàn)后70周年談話中表示反省歷史和謝罪。
這場鬧劇令人想起華沙之跪。
華沙之跪發(fā)生在1970年12月7日，西德與波蘭簽訂了華沙條約，西德總理威利-勃蘭特在華沙猶太隔離區(qū)起義紀念碑敬獻花圈后突然自發(fā)下跪，為納粹德國侵略期間被殺害的死難者默哀。
壺公評論相信華沙之跪，事變突然而毫無先聲造勢，一切都是自然的。從個人來說，西德總理威利-勃蘭特的懺悔發(fā)自內心；從國家和民族說，這是一個走向文明的社會的真誠悔恨。
評論者認為，華沙之跪極大的提高了勃蘭特和德國在外交方面的形象，標志為戰(zhàn)后德國與東歐諸國改善關系（新東歐政策）的重要里程碑。當然，1972年勃蘭特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不過這些評論仍然不脫功利范疇，如果以中國“義”的角度，也就是從文化之文明演變的角度說，應該承認，相對于英法等國，社會文明偏重于強權、“超人”的日耳曼民族在一場殘酷的劇變之后走出了自己的生命的局限，損益了野蠻屬性，有了一個升華。這一點可以證明于：華沙之跪后德國所奉行的一系列政策。
但是，就現(xiàn)代的日本文明言，達到這一個升華是不可能的，日本的屈服是對強權的屈服，這一點決定 了它對中美態(tài)度的涇渭分明。
準確地說，雖然在明治維新之后，日本以學習西方文明為目的脫亞入歐，但是從后來的演變看，日本并沒有超越晚清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界限，尤其是它放棄了原生態(tài)的中華文明的義文化，卻沒有能夠接受基督教文化中的自贖觀。
在人類社會文明中，能夠保障社會“中和位育”的，只有中華文明中的義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的自贖觀。這一點可以猶太文化的忠誠觀和伊斯蘭教的虔誠觀作為參考系，這兩類文化都缺乏平衡、約束功利主義的義文化和贖罪文化，于是也不可能實現(xiàn)“中和位育”。猶太人的國家崩潰、民族流離，其內因在其文化缺陷；伊斯蘭教社會長期處于混亂，并且被恐怖情緒所左右，同樣與其文化缺陷有關。
同樣的，癡情于功利主義而缺乏自我反省意識的日本社會，是不可能走出戰(zhàn)爭、戰(zhàn)敗的思維困境。始終，日本右翼認為近代日本發(fā)動東亞戰(zhàn)爭是為了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的侵略；即使是，一些中國學者，也認為地震的災難是日本民族向外尋求新居住地的動因。
日本社會的現(xiàn)實困境是否可以另外一種方式實現(xiàn)？這里要說的仍然是中華文明中的義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的自贖觀。
為什么日本中斷了融入中華文明的過程？以大共和為特征的中華文明形成的過程至少可以上溯到四千多年前的炎黃時代，其主流是華夏族群與東夷族群的大融合，而生活在日本列島的倭人其實只是東夷族群的一枝。意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它決定了日本社會未來的命運。
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的首爾之跪實在不能證明什么，如果在文化上沒有發(fā)生自然的演變，再多的下跪也只是作秀。
美聯(lián)社本月12日評論，同樣是二戰(zhàn)侵略者，同樣犯下過大屠殺的滔天罪行，德國成為戰(zhàn)后和解的榜樣，日本卻深陷亞洲鄰國憎恨的泥沼。德國敢于直面過去，勇于認罪的態(tài)度，獲得國際社會的寬容和接納。反觀日本領導人，卻鮮有懺悔的誠意之舉。二戰(zhàn)后，許多日本戰(zhàn)犯都未受到審判和懲罰，其中包括日本現(xiàn)任首相安倍的外祖父。不僅如此，日本國會議員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安倍等人還多次企圖洗白歷史，種種行為也會削弱、破壞日本政府懺悔的誠意和努力。
日本社會是不幸的，這樣一場毀滅性的戰(zhàn)爭都無法促動其自身文化的演變，那么它只有面對另外一場更加可怕的戰(zhàn)爭。
對于中、韓社會來說，不是說服而是應用戰(zhàn)爭手段，以促使日本文化向前一步。這是以后數(shù)十年間中、韓社會應該承擔的不可推諉的責任，既然對手不承認輸于你，那只好重新來過，這是明白的道理，否則東亞沒有和平，更沒有質變性的社會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