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文學導論
·下編
20世紀的歐美文學,是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型并走向新的繁榮的時代。這一時期,歐美社會進入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家獲得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十月革命、兩次世界大戰(zhàn)、席卷歐美的經濟危機、五花八門的社會思潮,使西方社會處于動蕩不安之中,人們的精神文化意識發(fā)生了急劇變化。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歐美文學出現(xiàn)了流派林立錯綜、思潮更迭頻繁的多元化復雜化局面,任何一種文學流派都無法像以前那樣雄霸某一時期某一國家和地區(qū)的整個文壇。但是,從宏觀角度看,20世紀的歐美文壇上存在著現(xiàn)代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兩大主流,其中又以現(xiàn)代主義的影響更大?,F(xiàn)代主義是一種具有“反傳統(tǒng),,傾向的文學,它表現(xiàn)了歐美傳統(tǒng)文學在新時代的轉型與創(chuàng)新;20世紀現(xiàn)實主義是歐美傳統(tǒng)文學在20世紀的深化與拓展。從本質上看,現(xiàn)代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都是對傳統(tǒng)文學的繼承與發(fā)展,而且,在20世紀復雜多變的社會條件下,這兩大文學主流在人文觀念、美學思想和藝術技巧上都不是涇渭分明、相互對立的,而是既互相撞擊又彼此交融,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勢。
20世紀西方文學是生長在現(xiàn)代非理性主義文化思潮的精神土壤中的,這種文化思潮醞釀于19世紀歐洲自由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歷史過程中,在西方社會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后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普遍流行。它是對西方近代理性主義文化價值體系的反撥,也是對整個資本主義現(xiàn)代文明的不滿與反抗,其中凝結著現(xiàn)代人對自身的價值與命運的深刻思考。
西方現(xiàn)當代的自然科學成就,強化了人們的非理性意識,加深了人對自我力量評價時的悲觀與失望。誠然,西方近代科學的發(fā)展,對于人們改造自然,洞察宇宙萬物之本質,對于人們建立科學理性,破除宗教蒙昧主義,都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科學并非萬能,科學的發(fā)展無法完全解決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問題,科學理論無法為人們提供人生價值判斷的尺度,人“不能根據科學事實去愛、去恨,從而解決精神的、情感的、道德的和信仰的種種矛盾和需求問題”。因為人是具有靈魂和精神的動物,如果離開了對人的精神世界及對這個世界的理解、把握和認識,把科學理性當作唯一的人類知性,當作人類認識發(fā)展史的唯一真理,那么,科學理性也就成了荒謬的東西了?,F(xiàn)代西方科學的發(fā)展,不僅沒有解決人的信仰、價值觀和精神、情感需求等問題,相反還加重了這方面的危機感。現(xiàn)代心理學讓人看到了隱藏在理性外殼后面的本能沖動,使人洞察了潛意識那一片“黑暗世界”,生物學的“自然選擇”擊碎了啟蒙學者的“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法則,也擊碎了“自由、平等、博愛”的人道主義理想,使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失去了傳統(tǒng)理性原則的制約而走向爾虞我詐、為所欲為、巧取豪奪??梢?,科學加深了人對自身內心宇宙復雜性的認識,科學理性摧毀了基督教宇宙觀,也破壞了傳統(tǒng)的理性主義文化價值體系,所謂“上帝死了”的根本涵義也就在于此。
“上帝”死了,也即理性死了,而非理性則“復活”了;“上帝”死了,也即舊的文化價值體系崩潰了,而新的文化價值體系卻沒成型。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是人為所欲為的世界;一個失去了理性制約的時代,是非理性泛濫的時代。非理性主義思潮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蔓延開來的?!吧系邸彼懒?,人卻沒有救活自己,人類似乎到了在劫難逃的世界末日。于是,一種比19世紀更深重的恐懼、焦慮、痛苦乃至絕望的情緒彌漫了20世紀西方社會。
事實上,在現(xiàn)代西方,“物質的興盛”也是催化非理性思潮、加重人的危機意識和異化感的重要因素。在消費型社會中,作為消費者的個人必須依靠金錢而存在,因而金錢依然是上帝。在現(xiàn)代資本主義經濟聯(lián)合體中,生產者不僅是機器的奴隸,而且是強大經濟體的奴隸;機器不僅取代了人的肢體,而且取代了人的大腦,這意味著人不再是世界的主體。人自己創(chuàng)造的物質文明在有形無形中支配著人,這種支配又表現(xiàn)出神秘的非理性特征,文明成了人的對立面,使人變?yōu)榉侨恕慈说闹黧w性喪失、人化為虛無。在這種生存環(huán)境下,西方人深感人在自然和物質面前顯得渺小與軟弱。人被物排擠了,自己也就陷入了生存危機之中。所以,西方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給人們帶來了更深重的異化感和危機感,也使人們更真切地領悟到了人類生存與發(fā)展中的非理性和荒誕感。在T.S.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質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毀滅,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要找回自己就必須返回遠古的神話時代。奧尼爾《毛猿》中的揚克象征著物質文明擠壓下痛苦地尋找自身歸屬的現(xiàn)代人。他往前走,面臨的是更深重的異化,往后退,則被淪為禽獸;他尋找自我的過程,正是自我毀滅的過程。他的悲劇說明,科學發(fā)達、物質豐富的現(xiàn)代文明社會使個體的人無法存在,人的價值等于甚至低于禽獸。在尤奈斯庫的《新房客》中,物威脅著人的生存,整個世界
變成了物的奴仆。勞倫斯的小說描寫現(xiàn)代文明破壞了人的天然屬性,使人的兩性關系變得畸形。品欽和馮尼古特的小說揭示了科學技術導致了人類自我毀滅的悲劇??傊?span lang="EN-US">20世紀文學中表現(xiàn)了人在物面前的軟弱與渺小,人的主體性、人的心靈被“物”擠占后成了“空心人”,人被自己創(chuàng)造的文明異化了。因此,20世紀西方文學表現(xiàn)的人與物質文明的矛盾,人對物質文明與科學理性的反抗,也可以說是對人性的一種維護,其深層蘊含著非理性人本意識。
在20世紀這種新的精神文化氛圍里,歐美文學的人文觀念表現(xiàn)出了與傳統(tǒng)文學的巨大差異。無論是具有現(xiàn)代主義還是現(xiàn)實主義傾向的文學,都更注重對人的內心世界作形而上的探索,并往往以荒誕的形式加以表現(xiàn)。它們視人的非理性為生命本體,人也就不再是“理性的動物”,而是“非理性的動物”,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變成了“我要故我在”。人文主義的人是“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的神話破滅之后,“人”的形象失去了傳統(tǒng)文學那種崇高美從而淪為“非英雄”或“反英雄”。20世紀文學,特別是現(xiàn)代主義傾向的文學,蘊含的是一種非理性人本意識,它是對傳統(tǒng)的以理性為核心的人本意識的一種反撥,也顯示了歐美文學在人文觀念上的新發(fā)展。
在20世紀文學中,“理性”擁有了更廣泛的內涵,它往往指抑制人的生命意志(特別是非理性)的一切有形和無形的力量,被描繪成罪大惡極的劊子手,是荒誕的、不講理的、總是與人作對的神秘力量。如卡夫卡小說中人變成“甲蟲”,使人無法到達“城堡”的神秘力量,海勒筆下的不講理的“二十二條軍規(guī)”,薩特小說中導致人“惡心”又難以將其擺脫的現(xiàn)實存在等,都是“理性”力量的具體表現(xiàn)形態(tài)。許多作家都站在反理性的立場上描寫神秘的非理性和潛意識沖動給人帶來的自由感,這就是20世紀文學頻頻描寫病態(tài)、畸形、歇斯底里、性沖動、死亡、夢境、幻覺、長篇獨自、內心回憶、自日夢、癡人夢等內容的重要原因。因此,在20世紀文學,尤其是具有現(xiàn)代主義傾向的文學中,已很難聽到以往文學中的人性美的贊歌,這正是歐美文學人文觀念轉型的表現(xiàn)。
20世紀歐美文學在人本意識上的變化,說明了20世紀歐美作家在“人,,的問題的探索上的深化,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些作家找到了“人”的問題的正確答案,也不意味著20世紀歐美現(xiàn)代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非理性傾向是20世紀歐美社會的時代特征,20世紀歐美文學表現(xiàn)非理性人本意識,正是文學對社會現(xiàn)實和時代精神的一種“反映”。但“反映”并不是文學與生活和人生之關系體現(xiàn)的全部,“反映”生活也并不等于認同生活。歐美作家在反映人面臨異化的生存狀況,并以非理性反抗異化、反抗現(xiàn)代文明、反抗理性主義文化價值體系時,對人的非理性本身又常常表現(xiàn)出憂慮、恐懼甚至否定的情緒。他們真切地體察到了人的非理性內容并視其為人的生命本體,但對于回歸原始狀態(tài)、獲得非理性意義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滿憂慮的,極少作家將非理性支配下的混亂與無序的世界作為人生的理想境界去追求。這正是20世紀歐美文學之危機意識和悲觀情緒產生的深層原因。實際上這種危機意識和悲觀情緒的背后,隱藏著作家們對人的處境及命運與前途的理性思考。20世紀現(xiàn)實主義傾向的作家,原本就保留著傳統(tǒng)理性主義的信念,如羅曼·羅蘭、高爾斯華綏、蕭伯納、肖洛霍夫等。即使是典型的現(xiàn)代主義作家的創(chuàng)作,其深層依然有著對更高意義上的理性的追求。艾略特的《荒原》中,造成“荒原”的是喪失精神與理性的肉欲,理性依然是對“荒原”世界的評判尺度;卡夫卡描寫的世界之荒誕的背后,有著對更高意義上的理性的追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歐美文學追求理性的傾向更為明顯:存在主義文學中的“自由選擇”和西緒福斯式的行動原則,表現(xiàn)了人在非理性的荒誕現(xiàn)實面前的高度的理性意識;荒誕派戲劇中對“戈多”的等待,正是對新的“上帝”重臨的期待,也即對新的理性的期待;塞林格《麥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守望者”所要守護的就是人性的純潔,也即人成其為人的理性原則;索爾·貝婁的小說描寫了物質主義環(huán)境下人對善與愛的追求??梢?,在經過歷史發(fā)展的否定之否定后,20世紀歐美文學正在逐步恢復對“人道”與“理性”的追尋。不過,這已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人道與理性了,而是傳統(tǒng)人本意識在更深意義上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