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年，項羽率軍攻占咸陽，火燒秦宮，劫掠了財寶就往老家彭城趕。有人勸他說：“關中這塊地方，土地肥沃，又有山河為屏障，是建都成就霸業(yè)的好地方?！表椨饏s說：“富貴不還鄉(xiāng)，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從此，就留下了一個成語：衣錦還鄉(xiāng)。
凡夫俗子也同樣有著“衣錦還鄉(xiāng)”的想法：得勢后一定要在家鄉(xiāng)父老面前炫耀一番，否則總覺得有些遺憾。
那么，普通人為什么會有強烈的“衣錦還鄉(xiāng)”情結？我想原因有二：其一，家鄉(xiāng)人了解自己的底細，發(fā)跡前后的巨大反差更容易在父老鄉(xiāng)親面前得到羨慕；其二，世上總有勢利的人，一個人在困厄之際難免會遭受輕視，于是，某些人發(fā)跡之后“衣錦還鄉(xiāng)”的做法就有點“心理報復”的味道——你們當年輕視我的時候可沒想到我也有今天吧？
歷史上有許多故事反映這種情結。西漢的“朱買臣休妻”就是一例。朱買臣未發(fā)跡前家境貧困，靠砍柴為生。他喜歡讀書，擔柴時也邊走邊吟唱。其妻覺得砍柴很丟人，屢次阻止他在擔柴時吟唱詩書?？芍熨I臣依然故我，妻子覺得朱買臣不靠譜，要求離婚。朱買臣無法挽留，只好任憑她離去。
后來，朱買臣得到了漢武帝的賞識，官拜會稽太守。赴任之際，會稽的官員將歡迎儀式搞得很隆重，在歡迎的人群中，就有朱買臣的前妻。見朱買臣風光無比，前妻請求與朱買臣復婚。朱買臣叫人將一盆水潑在地上，對前妻說，你若能把倒在地上的水收起來，就可復婚。前妻很羞愧，最后自縊身亡。這個故事既是勸人不要太勢利，以免像朱買臣之妻那樣后悔莫及，同時也從側面表明，衣錦還鄉(xiāng)往往意味著能夠享受莫大的榮耀和心理滿足。
與朱買臣際遇相似的還有戰(zhàn)國時期的蘇秦。他最初以“連橫”的主張游說秦惠王，沒有成功，游說資金也花光了，只能灰溜溜地回老家。他回到老家時“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最需要的就是理解和安慰，可是，家人給他的卻是情感打擊，“妻不下纴，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刺激之下，蘇秦更加發(fā)憤讀書，一番努力之后，最后以“合縱”的主張成功游說了“山東六國”。
發(fā)跡之后，他掛六國相印，途經家鄉(xiāng)，家人對他的態(tài)度完全轉變了，“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蘇秦的慨嘆可以說是對世態(tài)炎涼的極佳概括。
正因為發(fā)跡前后的反差太大，所以很多人才愈發(fā)追求衣錦還鄉(xiāng)的成就感和榮耀感。這種追求總讓人感覺境界不高，心態(tài)不夠豁達。
二
那么，有沒有一種超越衣錦還鄉(xiāng)的高尚情懷？
有。宋朝大文學家歐陽修所寫《相州晝錦堂記》一文，主旨就是頌揚韓琦的這種人生境界——“不以昔人所夸者（即衣錦還鄉(xiāng)）為榮，而以為戒”。這是為什么呢？請看歐陽修的解釋。
歐陽修欲揚先抑，說做官做到將相，富貴之后返回故鄉(xiāng)，這在人情上是光榮的，從古到今都是這樣。士人在仕途不通的時候，困居鄉(xiāng)里，就是那些平庸之輩甚至小孩，都能夠輕視欺侮他。就像蘇秦當初不被他的嫂子禮遇，朱買臣被他的妻子嫌棄一樣?？墒且坏┌l(fā)跡之后，坐上四匹馬拉的高大車子，有旗幟在前面導引，有騎兵在后面簇擁。街道兩旁的人們，并肩接踵，一邊瞻望一邊稱羨。而從前那些庸夫愚婦，則恐懼奔跑，汗水淋漓，羞愧地跪在地上，面對車輪馬蹄揚起的灰塵，十分后悔，暗自認罪。這些人發(fā)跡后得意揚揚的表現(xiàn)，就是像穿著錦繡服裝回到故鄉(xiāng)那樣榮耀。
隨后，歐陽修筆鋒一轉，引出了韓琦。他說，可是大丞相魏國公韓琦卻不這樣。韓琦是相州人，他的先祖世代有美德，都是當時有名的大官。韓琦本人年輕時就考中進士，當了大官。因此，對韓琦來說，他很早就得到了世人艷羨的富貴，并不像曾經有過困厄經歷的人那樣，是靠時來運轉才發(fā)跡的。
更難得的是，再高大的旗幟，也不足以顯示韓琦的光榮；再高的官位，也不足以顯示他的富貴。
那么，韓琦的榮耀和富貴要靠什么才能顯示出來呢？歐陽修說：“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后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币馑际钦f，只有用恩德施于百姓，而功勛延及國家，把這些鐫刻在金石上，并用詩文傳播到四面八方，使他的好名聲傳于后世而無窮無盡，這才是魏國公韓琦的大志所在，士人對他的希望也是如此。
與這樣的大志向、大氣魄相比，普通人那些夸耀于一時、榮耀于一鄉(xiāng)的“衣錦還鄉(xiāng)”是否顯得有些狹隘呢？
最后，歐陽修才交代寫《相州晝錦堂記》一文的緣由。宋至和年間（公元1054年—1056年），魏國公韓琦以武康節(jié)度使的身份兼任相州地方官，在官府的后園建造了一座“晝錦堂”，并在院內的石碑上刻詩。詩中認為，過去像蘇秦、朱買臣等人那樣，以計較恩仇為快事、把衣錦還鄉(xiāng)視為榮耀的做法是可恥的。所以，韓琦“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即他不把前人所夸耀的“衣錦還鄉(xiāng)”當作光榮，卻以此為警戒。所以歐陽修才感慨地說：“于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歐陽修進一步說，韓琦所以能出將入相，成為“社稷之臣”，原因就在于他思想境界高遠、心量廣大。把他的豐功偉績銘刻在鐘鼎之上，譜寫在詩歌之中，這是國家的光榮，哪里又僅僅是相州一地的光榮啊。歐陽修還稱贊韓琦“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
《相州晝錦堂記》構思新穎，寫法別致，堪稱優(yōu)秀散文之典范，而韓琦的人生境界亦堪稱世人之楷模，文因人而成就佳構，人因文而美名遠播，二者誠可謂珠聯(lián)璧合、相得益彰。
三
韓琦和范仲淹、歐陽修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史書記載，韓琦“相三朝，立二帝”，為人正直，為官清廉，他在北宋防御西夏、契丹及改革行政積弊方面均做出了卓越貢獻，有賢相之名。韓琦弱冠之年即考中進士，在擔任諫官之時就以敢于直言進諫著稱。后來，他與范仲淹一起經略西北，史稱“韓、范”。當時的邊塞上傳誦著這樣的歌謠：“軍中有一韓，西夏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夏聞之驚破膽。”
北宋與西夏議和后，韓琦入朝為執(zhí)政大臣，與范仲淹、富弼等人一起成為主持“慶歷新政”的重要改革派人物。北宋至和年間，韓琦“歸判”相州。按照唐宋兩朝的官制，以高官兼較低職位的官稱為“判”，“歸判”即被“判”到自己的家鄉(xiāng)為官，這被視為是一種特殊的榮耀——因為它可以很好地滿足一般人所謂的衣錦還鄉(xiāng)的心理。就是在這時，韓琦建了晝錦堂，提醒自己不要墮入普通人“衣錦還鄉(xiāng)”的庸俗思想之中，而要不斷地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以服務蒼生和社稷為己任。至和之后，韓琦又得到了兩次“歸判”的殊遇，這在常人看來簡直是莫大的榮耀了，可是韓琦“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三次“歸判”之榮在他看來不過是“浮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