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易縣大北城窖藏發(fā)現(xiàn)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今大部收藏在易縣博物館，少量為河北博物院藏。2018年仲夏和2019年深冬，我曾兩次往易縣博物館參觀，第二次系與浙江省博物館諸位同道相約而行，承蒙館方提供觀摩之便，得以細審窖藏中物。歸來整理印象，感覺窖藏雖發(fā)現(xiàn)于遼地，但其中的金銀器并不都是遼物。窖藏主人究竟何等人，其中又掩藏了怎樣的歷史風云，實在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發(fā)現(xiàn)窖藏的大北城位于易縣縣城東南約十公里處，金銀器、玉器以及琥珀、水晶等制品四百余件放在一個小底大口的綠釉甕里，還有一枚“翦”字印章。窖藏以金銀器為主，中有百余枚金葉子和十八枚銀錠，銀錠銘文年代最晚者為北宋末年。此外的金銀器可大致別為兩類：酒器其一，飾品其二，而以飾品種類為多，并且品類、造型、紋樣都很豐富。
一、酒 器
此所謂“酒器”，用宋人的話說，也可以稱作“饌器”，亦即筵席用器。窖藏金銀器屬酒器者，為注碗、酒盞、果菜碟與盤。
（一）注碗一副。執(zhí)壺亦即酒注，長頸、折肩，蓋鈕做成一個二重臺，頂端是花臺上的一個小獅子，蓋鈕下面的一重以連珠紋為邊框，鏨一周龍牙蕙草，其側接焊一個橋形鼻，壺柄從中穿過，橋形鼻與壺柄之表均以龍牙蕙草為飾（圖一·1）。同出一件花口銀碗（圖一·2），口沿與圈足分別環(huán)以龍牙蕙草，當即與酒注構成組合而為注碗一副，又或稱作注子一副，四川彭州南宋金銀器窖藏中有以此自銘者（圖二·1）。這一類樣式的注子流行于宋代，今所見北宋物多為瓷器，如江西南城縣北宋嘉祐二年（1057）墓出土刻劃牡丹紋獅鈕注子一副、鉛山縣北宋元祐元年（1085）墓出土青白釉剔刻蓮瓣紋獅鈕注子一副[1]（圖二·2）。紀年墓之外的實例則更多（圖二·3）。
（二）銀酒盂一件，平底，光素，惟口沿下方打制一道凹線（圖三）。銀盞數(shù)件，均為六曲花口。窄窄的口沿稍稍外翻，其表裝飾纏枝卷草，或錐點，或鏨刻。圈足下方飾以連珠紋勾邊的花瓣或花葉，紋飾鎏金（圖四）。從造型來看，當是酒盞。河北宣化遼張世古墓后室壁畫有此式酒盞的使用情景[2]（圖五）。
（三）銀碟數(shù)十件，都是素面平底花口，底有銘文，順序皆為計重在先，記名在后。計重則“三兩二錢（或一錢、三錢，'兩’和'錢’均為宋人習用的俗寫）”，記名則為“楊”（圖六）。尺寸與形制大體相同的實例，有遼寧朝陽北塔天宮出土銀花口碟一組八件：平底，器腹為花瓣式，器心鏨刻蟠龍（圖七）。易縣窖藏銀碟未鏨花，惟以花朵式造型彰顯裝飾效果。這一類尺寸不大的花口碟，或是用作盛放干果。宣化遼張文藻墓后室大木桌上有放置果品的白瓷花口碟[3]（圖八）。
（四）銀長盤一件，造型取式于荷葉，不過依照長盤通常的樣式把荷葉拉長，底有矮圈足（圖九·1）。長盤唐代已經(jīng)出現(xiàn)，席面鋪設饾饤，是其用途之一。遼代繼續(xù)流行。內(nèi)蒙古通遼市科左后旗吐爾基山遼墓出土一件金花銀摩竭戲珠紋菱花口長盤（圖九·2），與鎮(zhèn)江丁卯橋晚唐銀器窖藏中的菱花式長盤的造型、盤沿裝飾以及盤心構圖大體一致，惟后者易鳳凰為摩竭。出自遼墓的一幅木板畫中[4]，此式器具是用來承托酒具。赤峰敖漢旗四家子鎮(zhèn)閆杖子村北羊山一號遼墓壁畫也有類似的樣式（圖一〇）。
二、飾 品
遼代金銀首飾中簪釵很少，此類飾物當為漢族女子所用。唐五代滿頭插小梳的習俗，也是遼代漢族女子的妝容，如河北蔚縣楊莊窠遼壁畫墓所繪女主人（圖一一）。易縣窖藏中的簪釵與梳篦數(shù)十件，多數(shù)造型和紋飾都是北宋氣韻。
（一）金銀折股釵數(shù)十枝。釵梁裝飾螺旋紋的金纏絲釵、鏨花的金鈒花釵（圖一二·1、2），皆為典型的宋釵樣式。其中一枝銀釵釵梁鏨云朵間的仙人（圖一三），似為他處所未見。
（二）簪。金龍頭簪一枝，簪首龍頭口銜寶珠，龍鬣飛卷，龍身細細滿布鱗甲，雖與龍頭比例懸殊，卻是以兩番夸張的彎折助成金龍破浪穿云之勢（圖一四）。濟南市衛(wèi)巷遺址宋金窖藏金鳳釵釵頭鳳的設計構思與此相似（圖一五）。銀腳金鳳簪一枝可與赤峰市博物館藏一枝對看，二者題材相同，風姿一致，但細節(jié)處理仍有諸多不同（圖一六·1、2）。撥子式金簪一枝，裝飾部分兩側及頂端向下翻折，簪表折痕處鏨作連珠，遂成裝飾框，框內(nèi)布魚子地，其上打作纏枝牡丹，下方錐點一縷卷云（圖一七）。銀鎏金花頭簪五枝（圖一八），形制相同，不過簪首花朵大小不等，簪腳細粗有異、長短稍別（10.7~12.4厘米）。撥子式簪與花頭簪，都是宋代金銀簪子的式樣，只是今所見多為南宋物，由此可知其流行當更早。
（三）梳子。滿池嬌紋金梳子一枚，虹橋式梳背兩面都是魚子地上的纏枝蓮，蓮花上的鴛鴦一對布置在中間，兩邊纏枝蓮上分別是雙鴛鴦和水禽各一，下方又是對稱排布的蓮花、蓮蕾和慈姑葉。梳脊以纏枝卷草繚繞為五個團窠，每個團窠里一個孩兒，三人起舞在花心，兩個孩兒在蓮花上側臥而眠，兩邊分別是水禽和慈姑葉。梳背下緣內(nèi)折打作仰覆蓮瓣，與梳齒相接（圖一九）。纏枝蓮紋金梳子一枚，梳脊和兩面梳背均打作魚子地上含嬌吐潤的纏枝蓮花，花瓣和花葉細鏨脈理仿佛畫筆，花心點蕊（圖二〇）。毬路紋鎏金背銀梳子，梳脊和梳背展開來是毬路紋，彎折過來，便成花瓣里的折枝花。梳齒分制，插焊于梳背（圖二一）。梳子的造型與工藝都同宋物一致，如江西彭澤易氏夫人墓出土雙獅戲毬紋銀梳（圖二二），墓葬年代為北宋元祐五年（一〇九〇）。
（四）耳環(huán)。窖藏中的幾對耳環(huán)式樣都很別致。一對金葫蘆花葉耳環(huán)是象生的做法，隨輕風而微動的葉子，綻放的花朵和花朵下垂著的小葫蘆分別制作，然后攢聚成型（圖二三·1）。遼寧朝陽輪胎廠遼墓出土玉葫蘆花葉耳環(huán)與此相似（圖二三·2）。又有金荔枝耳環(huán)一對（圖二四·1）、雙荷葉金耳環(huán)一對（圖二四·2），都是鑄造而成。銀穿玉傘蓋耳環(huán)一對，傘頂蓮苞，下為覆蓮，緣邊碾琢一周瀝水（圖二五）。金穿玉摩竭戲珠耳環(huán)一對為白玉琢出“簡化版”的摩竭戲珠，稍見遼代風格，上方的金穿耳部分是一束花葉上的一只蜻蜓，卻又是宋風（圖二六）。一對金包青金石慈姑葉式耳環(huán)，包鑲所用金片是鏤空作的花葉，耳環(huán)造型則取自蓮塘小景中的慈姑葉（圖二七）。宣化遼張匡正墓前室壁畫中的奉茶女侍戴著的便是慈姑葉耳環(huán)[5]（圖二八）。
（五）釧鐲，也可概名為釧。可調(diào)式多環(huán)連續(xù)的釧，魏晉南朝已經(jīng)出現(xiàn)，為唐宋所承續(xù)。宋人或稱作纏臂金，又俗稱纏釧。但考古發(fā)現(xiàn)中的遼代實物很少。易縣窖藏中有銀纏釧一、金纏釧三（圖二九）。又金鈒花釧兩副，一對為窄式，一為寬式（圖三〇·1、2），前者式樣簡單，不過等寬的一道彎環(huán)，合攏處留出開口，開口的兩端各鏨花葉。寬式其表橫一道弦紋將釧面中分，一半光素，一半滿鏨纏枝蓮花，由中間的寬處向著兩端收窄而形成開口，此即宋人俗稱之“鉗鐲”。它是唐代樣式的繼續(xù)，而把唐釧兩端收束處做出的纏絲簡化掉。內(nèi)蒙古奈曼旗遼陳國公主墓出土纏枝花卉紋金釧一副（圖三一·1），阿魯科爾沁旗遼耶律羽之墓出土雙龍首鏨花金釧一副（圖三一·2），都是如此。易縣窖藏的這一副更接近宋式，如出自前舉彭澤易氏夫人墓的一對銀鉗鐲（圖三二）。
（六）帶具。銀鎏金菩薩獻香花帶銙二十枚（圖三三），另有帶扣兩對，帶卡兩枚。帶扣形制相同，惟紋樣細節(jié)微異，當有一對與帶銙構成一副完整的雙?尾式革帶。其中一對，帶扣其表打作魚子地上的折枝牡丹，裝飾框外以毬路紋緣邊，與扣舌相對的邊框上下各鏨花葉，窄邊一溜毬路紋，寬邊為龍牙蕙草（圖三四）。另一對，其他均同，惟寬邊鏨方勝。帶銙二十枚：方銙十，圓桃銙八，?尾一對。帶銙的裝飾面設在立墻中間稍稍偏上的部位，與帶扣相同，雙鉤出來的裝飾框外也是以毬路紋緣邊，魚子地上鏨蓮花、草葉，又犀角、象牙、金錠、銀鋌、寶珠、古祿錢等雜寶。方銙上五個獻香花菩薩，頭頂束高髻，下方覆披巾，衣袖和褲腳都是外翻荷葉邊，個個俯首低眉，其中一人打著曲柄傘，傘兩邊各飄一朵流云，此外四人捧盤，盤上一個蓮苞，惟方銙中的一枚菩薩手里捧的是香盒。?尾也是大致相同的紋樣，不過增至九人，左側山石邊的一個手持一柄鶴扇。方銙與?尾圖案中的人物凸起如圓雕，好像正從畫面里走出來。原來它的制作方法有些特別，即在打制地紋的時候預留出插入人物的孔眼，人物另外以片材打制成型，從孔眼穿出，復在背面翻邊，然后焊牢。圓桃銙則只是片材一枚，人物便從背面打制而成。帶銙背面的銀條原用于固定帶板，今銀條之端仍是固定帶板之后砸扁的樣子，可以推知窖藏之際帶銙是依次從帶板上卸下來的。雙?尾式革帶通行于遼和宋，頗見于各類圖像，如宋仁宗后坐像中兩側的捧物女侍（圖三五·1），如宣化遼墓壁畫中的侍從和伎樂[6]（圖三五·2）。
（七）其他。
（1）一件尺寸極小的金五佛冠，直徑3.2、高2.6厘米。金冠正面做出三個尖拱的波曲，中央是火焰背光前蓮花上的坐佛，兩邊又各有上下分列的兩身，惟正中坐佛頭頂粘焊螺髻。留白處滿布卷草，均為鏤空作（圖三六）。從尺寸來看，它很可能是小型佛造像上的金冠。
（2）劍環(huán)式金飾兩枚。其一長8.5、寬6厘米，系以兩重金片扣合，其表雙鉤連珠紋的邊框內(nèi)打作龍牙蕙草，主圖是魚子地上的雙鳳戲珠，背面金片兩側分別有用來穿環(huán)的牛鼻孔，今孔里尚存銀環(huán)一枚（圖三七·1）。其一長9、寬6.9厘米，兩側各有一對小孔，其中一對穿透至背。其表緣邊一周連珠紋，貼邊環(huán)以如意卷云，其內(nèi)卷草一般的海浪間起伏著螺和貝，浪花中是戲珠雙龍，寶珠卻是用了“寫意”的辦法以見其飛速旋轉隱去形體，左側之龍返身回環(huán)的長足探出利爪勾住龍尾（圖三七，2），是遼代龍紋的流行式樣（圖三八·1），右側之龍與遼耶律羽之墓出土金花銀硯盒盒蓋上的出水龍意態(tài)相近（圖三八·2）。
（3）造型略如覆缽的一件金飾，高3.8、口徑7.6厘米，不明用途，惟見制作精好。連珠紋三道把器身分作魚子地上的三個裝飾區(qū)域：第一重環(huán)以龍牙蕙草，第二重纏枝牡丹，頂端蟠龍戲珠，空白處兩朵流云（圖三九）。
（4）金飾一對，高4.3厘米，枝葉紛披垂墜果實的枝干上立一只長尾鳥，口銜一串荔枝（圖四〇）。背面平整，沒有系結裝置，也不見任何焊點。不明用途。
（5）金荷葉兩件（圖四一·1、2）。展開的一件，直徑8.8厘米，系由片材打制為荷葉象生，邊緣五個圓孔。合攏的一件長5.6厘米，亦為荷葉象生，似在風中搖擺而斂，又為輕風撩起葉邊，合攏處的一側做出一個圓環(huán)。兩件均不明用途。
（6）造型略如橄欖的金珠一串二十四顆，當是仿珠子瓔珞（圖四二）。
從目前的出土情況來看，可見遼代金銀器既有著北方草原民族的特質(zhì)，而又以漢風貫穿始終。與五代的關系自不必言，入遼的后唐莊宗德妃伊氏墓，葬制與出土金銀器來自不同風俗的情況正是極好的實例[7]。馬具、帶具和喪葬用器中的各種裝飾用具，是遼代金銀器中最具特色的部分。而器皿一類，早期多是由唐五代而來，晚期則與北宋相近。各種節(jié)日里，遼宋之間互贈禮物中的金銀制品可以見出漢與契丹的趣向之別——遼之饋贈以馬具、弓箭、裝備等為主，宋之饋贈則以金銀酒食茶器為大宗[8]。宋廷賜契丹使節(jié)物件中有金帶，金束帶，又銀瓶、注椀、銀器若干兩等[9]。遼代早期金銀器顯示了一個很高的起點，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它是建立在俘掠人口的基礎上，其制作很可能是出自漢族工匠——胡嶠《陷虜記》曰上京“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那么發(fā)現(xiàn)于遼境的金銀器中有宋物，并不奇怪。不過首飾的式樣原與發(fā)式密切相關，易縣窖藏中的金釵和梳子當為漢族女子所用，從造型、紋樣與工藝來看，幾乎可以肯定是出自宋人之手，釧鐲類亦為宋風。仿珠子瓔珞的金珠串少見宋人制作，所仿之珠子瓔珞多為遼物。而金葫蘆花葉耳環(huán)、雙荷葉金耳環(huán)，則不是典型的遼代式樣。目前發(fā)現(xiàn)的宋代金銀耳環(huán)大部為南宋物，多很輕倩，工藝以打造攢焊為主，鮮見鑄工。銀鎏金帶銙，可資對比的實物不多，蘇州吳中陸墓御窯宋墓出土銀鎏銅帶具三件，為北宋物[10]（圖四三），其中帶扣與?尾的構圖和人物造型與此十分相近?；ㄈ~式玉釵首（或簪首）一對（圖四四），鏤空碾作雙龍戲牡丹，花葉尖端尚存綠銹，原初當有銀或銀鎏金的花萼與之插接，即如杭州臨安吳越國康陵出土銀鎏金鑲玉釵首（圖四五）。二者相較，出自康陵者造型柔美，碾琢為精，不過相近性究竟是明顯的。又二龍戲珠紋玉梳一對，玉孔雀銜牡丹銀腳簪一對，玉練鵲銜花銀腳簪一對，考古發(fā)現(xiàn)中，似鮮見同類的遼代實物，題材相近的玉飾片多為唐宋遺存。窖藏銀鋌最晚紀年為北宋政和六年，那么它也正是這批金銀器的下限?？脊虐l(fā)現(xiàn)的兩宋金銀器，北宋多為出土于塔基地宮的舍利容器，酒器與飾品集中在南宋。大北城窖藏則保存了品類與造型豐富、設計與制作優(yōu)勝的諸多飾品，梳篦與耳環(huán)制作尤精，金五佛冠似為遼宋時代唯一的一件，幾件尚未能明確用途的金飾同樣以工藝精湛引人注目，可見窖藏金銀器均非俗工。自可視作北宋以及融合遼與北宋兩種風格的金銀器標本。
總之，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的遼宋金銀器窖藏，以易縣大北城窖藏面貌最為獨特。酒器與遼代金銀器的風格大體一致，惟蓋頂獅鈕的做法多見于宋。首飾就品類和紋樣而言，窖藏主人應非契丹族，至少眷屬是漢人。論整體風格，宋風是其要，但也有若干遼代紋飾與工藝融匯其中?！逗颖币卓h窖藏十八件北宋銀鋌的調(diào)查及初步研究》一文認為窖藏中的銀鋌“最晚紀年為政和六年（1116），最終與金銀器一起埋入窖藏”。“而窖藏所處的位置，正位于北宋東京至遼燕京的交通要道。宣和四年（1122），北宋開始北伐，遼軍大將郭藥師以所轄的涿州、易州歸降北宋，屬燕山府路。宣和七年（1125），金軍東路軍經(jīng)易州南下，郭藥師再叛，易州得而復失。靖康元年（1126）至二年，金軍圍攻東京，大肆搜刮金銀后北歸”，易縣窖藏，應同以上歷史背景相關[11]。本文則從金銀器的角度推測，窖藏器物的擁有者，當與宋廷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又或許有著使宋的經(jīng)歷。
注釋：
[1]江西省博物館《江西宋代紀年墓與紀年青白瓷》，頁66，頁69，文物出版社，二〇一六年。
[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遼墓：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九三年考古發(fā)掘報告》，圖版一三六（圖版說明稱“備茶”，非），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3]《宣化遼墓：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九三年考古發(fā)掘報告》，圖版五七。
[4]尹承《北宋佚名〈景德四圖·契丹使朝聘圖〉考釋》一文引述（《故宮博物院院刊》二〇一五年第一期，頁32）。原文稱作遼墓壁畫，不過細審此圖，當是木板畫。
[5]《宣化遼墓：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九三年考古發(fā)掘報告》，圖版一四。
[6]《宣化遼墓：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九三年考古發(fā)掘報告》，彩版二七。
[7]赤峰市博物館等《內(nèi)蒙古巴林左旗盤羊溝遼代墓葬》，《考古》二〇一六年第三期。
[8]見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二十一《南北朝饋獻禮物》一節(jié)。
[9]《續(xù)資治通鑒》卷六十真宗景德二年五月紀事。
[10]陳曾路《吳中博物館導覽》，頁170，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二〇二〇年。
[11]魏祝挺等《河北易縣窖藏十八件北宋銀鋌的調(diào)查及初步研究》，頁23，《易水寒光》，文物出版社，二〇二二年。
